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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县早期扶贫实践:从救济式到开发式

时间:2023-05-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富裕县的扶贫工作开始有了大的起色,尤其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缓解富裕县农村贫困、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发挥了巨大作用。富裕县在工作中大力推广良种的种植。富裕县忠厚乡原来是全县有名的贫困乡。1987年新年前夕,忠厚乡党委、乡政府代表全乡人民,给富裕县种子公司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绣着“扶贫结硕果,友谊开新花”。除了发展产业,富裕县还制定了相关政策进行包村帮扶,一些乡镇和村集体也探索了一些扶贫经验。

富裕县早期扶贫实践:从救济式到开发式

一般认为,救济式扶贫的典型时期为1949——1985年。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救济对象是农村五保户、特困户和其他特困群体。救济形式是政府给贫困者提供实物,扶贫目的是缓解绝对贫困。这个时期,社会救济在农村是通过五保户制度和集体合作医疗制度为广大农民提供程度较低但却较为有效的基本生活和卫生保障。这些救济机制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主义下的福利制度。这个时期扶贫工作的特点是缓解绝对贫困,体现政府直接责任。福利保障的提供者是集体和单位,救济范围和程度有很大局限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富裕县的扶贫工作开始有了大的起色,尤其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缓解富裕县农村贫困、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发挥了巨大作用。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转批《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3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钩,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在此过程中,富裕县立足县域实际,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鼓励指导全县人民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育良种,搞养殖,挖塘养渔等,为贫困户广开致富门路,大力提高群众收入。

优良的种子是增产增收的关键。富裕县在工作中大力推广良种的种植。1982年,富裕县在龙生、永太两个县办集体良种农场建立856个种子专业户,玉米制种面积达到3870亩,生产玉米杂交种75万多斤。到1986年,富裕县良种繁育基地发展到20处,面积扩大到3200公顷。全县农民推广应用良种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增产粮食1.79亿公斤,农民增加收入4930万元。富裕县忠厚乡原来是全县有名的贫困乡。1986年,全乡粮食总产达到1.1万吨,人均收入355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2倍和1.7倍,甩掉了贫困乡的帽子。1987年新年前夕,忠厚乡党委、乡政府代表全乡人民,给富裕县种子公司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绣着“扶贫结硕果,友谊开新花”。[2]

养牛业是富裕县的传统产业,1980年,富裕县就制定计划,挖掘农户的潜在生产积极性,鼓励家庭养牛。当时的登科村、东吉村是富裕县草原多、水源充足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县里根据村情大力开展家庭养牛业,即可增加鲜奶产量,又能增加村民收入。为此,县里帮助村里解决牛源,统一组织放牧、配种,统一安排打草场地,还在村里建立兽医室,进行免费防疫。为了方便村民就地交奶,县乳品厂在这两个村各建立一处鲜奶收购点。村民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比如,1980年,登科村养牛户张玉加家共养五头牛,全年卖奶13500斤,收入达到2700元。[3]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富裕县二道湾乡东盛村,全村540户,2648口人,耕地129公顷,草原334公顷。本村重视养鹅生产的发展,1990年养鹅3300余只,饲养30只以上鹅的大户占20%,户均6只,已形成远近闻名的白鹅村(一直发展到现在)。通过养鹅丰富了市场肉类品种,改善了群众的肉食结构,增加了农民经济收入。[4]

这段时间,富裕县依据县域优势,确立了“以牧为主、粮牧结合”的发展农业战略。并把以养牛业为主的畜牧业作为实现富县强民、振兴经济的主导产业进行精心培植,使其发育成为县域经济建设中最具活力的环节。1997年,全县牧业产值完成2 9515万元,比上年增长10.2%,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50%,占全县国内生产总值的42.8%。畜牧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www.xing528.com)

除了发展产业,富裕县还制定了相关政策进行包村帮扶,一些乡镇和村集体也探索了一些扶贫经验。

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1985年6月,富裕县委、县政府发布了《关于扶持农村贫困户发展生产治穷致富的决定》,文件提出,各乡镇党委和政府要加强领导,把扶贫工作纳入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去。为贫困户发展生产治穷致富积极创造条件,使扶贫工作得到开展,做出成效。要建领导席领导小组,由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挂帅,吸收有关部门参加,形成强有力的指挥系统,把贫困户登记造册,建立档案,真正把扶贫工作拿到各级党政领导的手上。

同时,考核乡镇干部的工作成绩要与扶贫效果相联系,确定村干部的报酬要与贫困户的脱贫程度及当地人均收入水平相适应,使各级干部热心于扶贫。乡镇村干部和农村党员要按员定户,实行“包一带二”的办法,即每人包一户贫困户,带两户贫困户,限期脱贫。帮助贫困户制定脱贫规划提供信息,传授技术,搞好服务,解决他们难以解决的实际困难。[5]

1989年2月,富裕县为了进一步改进领导方式,强化城乡工作,实行了县级领导联系乡(镇)厂、经济杠杆部门联系企业,22个局包贫困村和组织支农服务队的工作制度。投放四股力量,分城乡两条战线,抓好全县改革和经济建设等项工作。其中规定,22个局包贫困村要经常深入所包村,帮助其落实各业生产计划,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为贫困村、贫困户发展生产献计献力。并从长远出发,帮助他们广开致富门路,发展兼业生产,尽快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6]

在村里,一些村自主帮扶的好办法也涌现出来。比如“扶贫联合体”。1990年3月,二道湾镇三合村成立了“三合村扶贫联合体”,选派了威信高、能力强的村治保主任谭佩军担任领导。其中有7名成员,有5人是智力不全,1名是聋哑人,还有1名是患有严重哮喘病的老病号,他们平均年龄52岁,年龄最大的70岁。

扶贫联合体成立后,村委会投资2万元,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了安排,购买3间砖土结构房屋,安排他们居住。又花了近千元,为每人购买了生活必需品和劳动工具。为了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还花了近千元,为他们购买了电视机收音机等。同时,每人每月还按时发给30元现金作为零用钱。150元的医药费,平时发生重病也由村里解决药费。每年逢五月节、中秋节、春节时给每人发鸡蛋和月饼等。他们的穿衣除了民政部门给解决一部分外,其余部分均由村里统一解决。根据这些人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实际,村委会给他们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让他们担任养路工、护林员,还把50亩的苗圃交给他们经营。它们各自发挥特长,能干什么就干什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1年联合体育杨树30亩,15万株;1992年育杨树苗20亩,7万株、育松树苗1万株,总产值9万余元,为壮大集体经济做出了贡献。另外他们还养路护林,使村里没有发生过一起乱砍乱伐的现象。村屯路宽阔平坦,畅通无阻,为商品流通和搞好经济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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