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资本积累过程

在资本的全运动中,首先要知道它是如何积累起来,并在如何积累着。资本的积累,是资本运动中的最基本关节。中国资本的本质,我们实际是只有在它积累运动过程中才最容易曝露出来的。

特关于中国资本积累问题的理解,需要把一般人最易混淆的两个积累形态,简括加以说明。资本的积累,有资本主义式的,有前资本式或原始式的,两者是判然各别。资本主义式的积累形态,是以产业劳动者的剩余生产物,为其积累的基础。此剩余劳动生产物转化为剩余价值,而资本化,而连同原资本一同投入再生产过程,就形成扩大再生产过程。在自由竞争局面下,每个产业资本家,为了以精美廉价商品去竞胜其同业者,都力图采用新式多费的机械,从而,都力图减少消费,使其剩余生产物或剩余价值,尽可能的转化为资本。产业自身扩大的要求,使变为强制积累的要求,不过像这种积累方式,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的,要追溯产业资本的最初来源,就使我们不能不述及另一种积累方式,或即所谓原始积累的方式。这种方式的积累,恰与前者相反,而是以独立小生产者的剩余生产物或剩余价值物,为其主要的积累基础。在此种积累基础上,立即就引起了与它相适应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活动。它们的活动愈形加深和扩大,那种剩余生产物或剩余价值物,就愈不易资本化,甚或使它原有的资本,更严密的说,即使它原有生产诸要素,愈益缩减其规模。当然,在这种情形下,再生产规模也可能有所扩大,也可能维持原状,但在这种基础上的任何资本积累,显然不是由于产业自身的扩大要求,不是经济内部的强制,而是在产业过程外部,借着政府公债、赋税、商业政策,以及近代型的银行政策等来进行的。

我们关于资本积累有了这种基本概念,乃可研究到中国资本积累的性质及其基本形态。

中国产业资本,曾在上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即在它们压力稍弛的场合,在若干轻工业部门,有过相当的发展。但战争甫经结束,那种压力重又加紧,前此发达起来的若干部门的薄弱产业基础,又复归于萎缩。外资的产业,诚有若干方面在中国民族产业的废墟上或被吞并的基础上,显示出了变态的繁昌,但根据前面的说明,那终归是有限的。而且,就是这有限的资本主义式的积累,亦还是靠着经济外的特权,靠着原始积累方式来予以支持。这一点,不独外资是如此,就是一部分民族产业上仅有的资本积累,依旧要靠着原始方式的协助。因为一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其没有占着优势地位,或者,如其全般的说来,还是对旧的生产方式占着劣势地位,则资本主义式的积累,可能要借助于原始的积累方法。事实上,现代初期的各国资本主义经营的利得殆无一不是通过政府的保育政策,通过政府用原始方式吸收资金,来间接成就的。

中国就是到了目前,还未曾脱出上述前期阶段。它的资本积累的最主要形态,还是原始的,还是以独立小生产者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作为基础。亦就因此之故,它那一部分在资本主义形式上积累起来的资本,我们有理由断定它是叨光于原始积累的庇荫。虽然那不一定是由于政府的保育政策,而宁是由于帝国主义对封建的特权关系。

惟其我们的资本积累,主要是原始的,故资本积累的程度,其规模,不能也不易直接由生产规模上表现出来,却反而是间接的表现于买办的商业资本、新型的高利贷资本及与其相适应的变态的财政资本的规模上。(www.xing528.com)

我们在前面已经概略的提到了中国各种形态的资本的统计数字,那些数字,虽然大体可以表明中国资本积累的规模,但其间有几个问题须得予以分释。

第一,从那些资本规模上,我们不应只注意其积累的一面,即我们已讲过,作为中国资本积累基础的独立小生产者的生产规模,虽有极少部分可能在扩大,不少部分可能在维持单纯再生产原状,实还有极大一部分在缩小或全盘停顿。这缩小去了或完全停顿了的生产部分,显然不但无所积累,且把已有的积累也被消毁去了。不幸的是:在资本主义式的积累中,一般生产规模的扩大或缩小,大体可以看出资本是否真正有所积累,而在中国这种原始式的积累中,要从表现那种积累的其他形态的资本中,去测度我们一般生产规模究在扩大或缩小,就颇为不易了。这是深刻的破产现象,并不能引起一般人甚至一般经济学者注意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除了产业资本外,其他各种资本形态,如商业资本,农业上的土地资本,新旧式金融资本等等,都比较缺乏定着性,它们之间的流转是很迅速的。就地租来说,它是农村资本积累的一个基本方式,中国地租的非现代化,不仅包括进了利润工资的成份,而且把农村副业的收入,农民正常生活费用,也给囊括了去。就土地所有者的浪费,及依种种方式扩大集中地权的关系言,地租竟直接间接作了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或高利贷性资本的活动根据,虽然商业及高利贷本身,亦各有它们独特的积累方法。此种流转或伙同活动,在中国社会是极自然的,因为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给它们配置着诸种适合条件。同时,在上述各种资本,它们更可借信用掩蔽,使自己茫无涯际的膨大起来,因此,要从它们的统计数字,来说明一个社会的财富或资本的确实积累程度,那是极无把握的。而我们许多经济学者,每每就像天真无邪的从中国银行资本的扩大上,来反证中国经济的发达,好像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不通过产业,而戏剧般的在银行金库中或会计簿上变出来似的。

第三,如其说,资本积累表现在商业上、农业上、金融上不易察知其底蕴,则它表现在财政上,在财政政策所支配的公债、赋税及通货上,就更加使人摸不着头脑了。而像中国这种没有现代产业基础的国家,私经济范围内的商业与金融的利得或资本积累,经常无可避免的要同政府的财政政策,特别要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商业金融发生极密切的联系。就前者而论,中国商业和金融上的资本积累,是必需经济以外的强力,从外部来予以支撑或补充的。商业和高利贷业或银行业在赋税与公债上所贡献给财政上的助力愈大,而它们就更好把赋税,把公债乃至把通货作为加倍转嫁或向独立小生产者索取较高代价的口实或工具。比如,近三十年来最显然膨大起来的银行资本,论其积累过程,应当不忽视政府所给予他们的特别恩惠。政府以公债的方式向银行贷款,公债票面价格和政府实际借入款项之间,有一个大大的差额。除此差额的利得之外,还有较高的利率,还可把公债当作资本运用,且还可把公债券作为发行钞票的准备。银行就把它其他方面的业务活动的赢利抛开不讲,单是这种借贷关系,就能给予它以四重的利益,银行资本是这样积累起来的。财政上为了保障债权人的权利,当然不能完全依赖借债还债,而必需以赋税方式来予以弥补,结局,经济外的强制,就成了资本积累的杠杆。中国商业资本的积累,虽然没有银行资本那样显然的依靠经济外的强制方式,但我们略一分析其借助于多重不等价交换的内容,分析其利得与官场的联系,更分析愈闭塞愈落后地域,就愈可不计较成本,不计较市况,而任意抑价勒买、抬价额销的事实,就知道商业资本能有现在这样积累的成果,并不是偶然的。

显然的,我们并不以中国资本的这种积累方式而感到失望,而宁愿使这种积累方式合理化,因为借原始积累来促进来助成现代型的积累,那正是现代初期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经验过来的现实道路。所可惜的是,我们踯躅在这条路的时间太长了,这原因,本须关联到上述中国商业金融资本积累,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商业与金融保有内在联系一点上面去,但关于这点,我想把它留在下面来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