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转型的思考：回顾与展望

20世纪50年代以前，煤炭是世界的主导能源，各国的能源供应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然而，接连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洲、英国伦敦等地的煤烟型污染事件，推动了发达国家从煤炭向石油和天然气的第一次能源转型。此次能源转型的本质是实现能源的清洁化，解决能源的环境安全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西欧和日本已经基本实现了由煤炭向油气的过渡，但同时也形成了对中东廉价石油的过分依赖。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主要产油国宣布石油禁运，中断出口，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

危机发生后，各国开始意识到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性，并寻求各种可能的途径以应对能源危机，其中，发展非化石能源成为新的战略重点。美国总统尼克松向国会提出“能源独立计划”，并拨款100 亿美元开发新能源；法国全面调整国家能源政策，制定了发展核电的雄心计划；日本相继发布“阳光计划”和“月光计划”，全面系统地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在积极推动核能和天然气利用的同时，也强调了太阳能和风能的利用，并鼓励探索利用地热能、氢能、潮汐能等新型能源发电。对非化石能源技术的重视和发展，标志着人类开始了从资源依赖向技术依赖过渡的第二次能源转型。

20世纪80年代，气候变化问题开始吸引各国的关注，而后演变为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也成为推进第二次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当1992年各国聚集在一起探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虽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球的共识，但当时人类并不能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直到2015年的《巴黎协定》，旷日持久地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在政治家那里仍未达成一致，但是，科学家、企业家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可以通过低碳能源甚至零碳能源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并且在技术上已经具备了可行性，这意味着人类的能源系统可以从过去的资源依赖转向技术依赖，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看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希望，更是实现能源转型的最大推动力。(www.xing528.com)

2002年，由于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陷入僵局，为此，德国总理施罗德绕开《京都议定书》的羁绊，发起“全球可再生能源联盟计划”，凝聚了包括美国、中国、印度等大国在内的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共识，提倡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此后，连续召开了8 届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推动全球175 个国家制定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并建立了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02年至2018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提高了5 个百分点，欧盟能源消费总量减少了800万吨油当量，可再生能源供应却增加了1.26 亿吨油当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新增的能源主要依靠可再生能源满足；中国的煤炭消费占比下降了12 个百分点，达到了58.7%，煤电占比下降了15 个百分点，可再生能源发电提高了12 个百分点，其中非水可再生能源提高了9 个百分点。在这16年期间，全球没有发生大的能源安全问题，可再生能源已经成长为推进能源转型的主力军。

1973年的石油危机推动了人类开始思考从资源依赖开始走向技术依赖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欧盟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也诠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能源安全理念。美国在能源危机后便致力于“能源独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页岩油气的开发，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2018年的石油年产量为7.23 亿吨，日产量为1 670 万桶^[6]），基本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欧盟则通过发展非化石能源和深度脱碳的能源进程，减少了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目前两种路径都基本实现了各自的能源安全目标，为世界能源发展的方向提供了不同的选择。客观地分析，美国的能源安全之路仍然是依赖资源的，它之所以能够成功依赖于本身存在的页岩油气资源，这是其他资源贫瘠的国家无法模仿的道路，并且这条道路无法实现能源的环境安全；而欧盟的能源安全之路是依赖于技术的，通过发展非化石能源技术，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和七国集团领导人在第41 届年度首脑会议上做出的“在21世纪末结束前终止使用化石能源”的承诺，以事实证明了欧盟的能源转型之路才是符合世界各国能源发展的明智选择——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