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急处置与动员过程中，行为客体认同、服从行为主体，最后参与到社会动员活动中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应急动员本身可以给行为客体带来某种物质利益抑或行为主体承诺给予行为客体某种物质利益作为回报，即通过利益诱导来达到使行为客体参与到应急动员中来的预期目标。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全能型”动员机制下，基于应急处置与管理的需要，党和国家对社会实行全能管理，大多采用一元化的强制性动员手段，行政指令高于一切。因此，改革开放以前，社会动员主要强调的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并通过有针对性的大规模宣传劝导，使广大民众忘却甚或抑制个人的物质利益。与之相适应的是，宣传说教多，利益诱导少；极端强调精神层面的应急动员作用，甚至将精神因素推向极致。这种忽视物质利益、夸大精神作用的应急动员机制，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相结合，将政治力量推进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保证了国家对社会的全面牢固控制。与此同时它又带有空幻的理想主义色彩，使得广大民众的物质生活长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严重挫伤了广大民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
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物质利益是人们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最原初的、最有效的动力，忽视物质利益的做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社会利益分化日益明显，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物质利益的实现程度。这就要求国家必须针对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对应急动员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在应急处置与动员过程中，减少行政干预和宣传说教，加强主体认同和利益诱导。事实上，邓小平和江泽民都非常重视物质利益动员：“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8]中国政府“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9]。单一地强调精神动员虽然有害，但改革开放后的应急动员方式也不能就此完全拒斥精神动员。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政府职能的相应转变，应急动员方式理应趋向丰富多样化。应急动员工作也应更加注重物质利益动员与精神动员相结合，力促应急动员的良性开展和有序进行。具体而言，即：在强调物质利益的同时发挥精神动员的传统优势，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手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调动广大社会成员响应社会动员的积极性。(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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