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偏好的不同类型及模型刻画

互惠偏好、公平偏好(损失厌恶偏好)及利他偏好，分别对应着人们的互助互利、公平和善良的特性。对于上述三种社会偏好，目前学术界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理论模型对其进行刻画，下面围绕社会偏好的三种类型及其刻画模型进行阐述。

(1)互惠偏好及其模型刻画。

Rabin(1993)最早根据心理学实验的发现概括出人们普遍表现出的“互惠互损”行为准则，把“公平性”(fairness)定义为“当别人对你友善时你也对别人友善，当别人对你不善时你也对别人不善”。为了描述行为动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Rabin(1993)构造了善意函数fi(ai，bj)＝来描述表示参与者i对j的善意程度，其中ai是i采取的行为，bj是i推测j会采取的行为，πj(bj，ai)为j采取bj而i采取ai时j获得的收益，(bj)为j采取bj可能获得的最高收益，(bj)为j采取bj可能获得的最低收益，(bj)为j采取bj时应该获得的“公平收益”，定义为上述最大收益和最小收益的平均值。如果fi＞0，说明i的行为动机是善意的；如果fi＜0，说明i的行为动机是敌意的；如果fi＝0，说明i的行为动机是中性的。这一定义所刻画的行为动机，其本质含义是：如果你在损失自己效用(收入、利益等)情况下去损害别人的效用(收入、利益等)，就认为你对别人不善；如果你在损失自己效用(收入、利益等)情况下去增进别人的效用(收入、利益等)，就认为你对别人友善。

为了描述对他人行为动机的推断，Rabin采用了二阶信念来定义善意推断函数以表示i推断j对他的善意，当。ci表示i相信j认为i会采取的行动，cj表示j相信i认为j会采取的行动。f~j(·)＜0表明i相信j对他是恶意的，i将采取使fi(·)值较小甚至为负的行动来惩罚j，反之则相反。

Rabin模型的优点在于具有坚实的心理学基础，但同时由于局限于两人标准式博弈，而且由于该模型没有对非均衡路径上的信念推断进行设定，将该模型应用于序贯博弈时就会产生不合理的均衡。针对这些缺陷，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完善和推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Dufwenberg和Kirchsteiger(2004)[82]。他们将Rabin模型推广到多人扩展式博弈中，并将善意函数定义为实际支付与公平支付之间的差异，而不是Rabin所定义的最大支付与最小支付范围之间所占的比例，于是参与人i对参与人j的善意程度为其中，为公平支付。在此基础上，参与人的效用函数为·λiji(bij，ciji)，其中πi(ai，bij)为参与者i得到的物质收益，·κij(ai，bij)·λiji(bij，ciji)则表示参与者i因互惠动机而得到的心理收益。

Dufwenberg和Kirchsteiger(2004)将Rabin的公平均衡进行了扩展，证明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序贯互惠均衡(sequential reciprocity equilibrium)。他们的模型可以很好地捕捉到互惠的直觉意义，并与一些实验证据特征相吻合^[1]。

(2)公平偏好(损失厌恶偏好)及其模型刻画。

与强调动机的互惠偏好不同，公平偏好(损失厌恶偏好)强调人只关注收益分配结果上的公平与否，这就意味着参与人不仅需要关心自身的利益，而且还存在减少与别人收益差异的动机。最经典的刻画公平偏好的模型是Fehr和Schmidt(1999)[83]模型(记为FS模型)以及Bolton和Ockenfels(2000)[84]的ERC模型，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①FS模型。

Fehr和Schmidt(1999)提出的损失厌恶模型是最具代表性的，在他们的模型中参与者不仅关心自己的利益，还关心他们的收益与其他人收益之间的差距：无论参与人物质收益高于他人还是低于他人都会遭受效用损失。该模型形式可表述为：

特别地，当博弈只有两个参与人时效用函数可简化为：

ui(x)＝xi-αimax{xj-xi，0}-βimax{xi-xj，0}，i，j∈{1，2}

这里βi≤αi，0≤βi＜1。ui(x)表示i的效用，xi表示i的收入；上述两表达式中的第二项均测量i因劣势不平等而遭受的效用损失，αi＞0表示i对劣势不平等的厌恶程度；第三项则测量i面临优势不平等时遭受的效用损失，βi＞0表示i厌恶自己收入比别人高。βi≤αi意味着参与人对劣势不平等的厌恶要高于其处于优势不平等的厌恶。

Fehr和Schmidt(1999)经过验证，认为该模型可以合理解释前面所提及的大部分博弈实验结果。同时，因其简洁的函数形式，FS模型得到了广泛认可和应用。

②ERC模型。(www.xing528.com)

Bolton和Ockenfels(2000)提出了一个与FS模型近似的称为ERC(equity，reciprocity and competition)的模型。与FS模型不同的是，该模型认为人们为了判断收益分配结果是否公平，只把自己的收益与参考群体内所有人收益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用自己收益与平均收益之间的相对高低大小来表示收益分配的不公平程度。他们所构造的效用函数形式为ui＝ui(πi，σi)，其中，πi表示参与人i的绝对收益，表示i的收入权重；如果∑πi＝0，那么，n为参与博弈的人数。

同时，该效用函数满足，说明参与人收入越高，则效用越高，同时，表明ui是σi的严格凹函数，且在σi处(此时，收益分配最公平)达到最大，说明自己收益一定时收益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无论是低于还是高于平均收益)越小则效用越高，因此参与人会严格地偏好一个等于平均收益值的收益。

由于未明确具体函数形式，ERC模型所给出的效用函数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但这也使得对于许多博弈实验来说它难以给出定量的结果，因此可操作性不强。

(3)利他偏好及其模型刻画。

经济学中所谓的“利他”，是一个与利己(egoism)或自利(selfinterest)完全对立的概念，是指出于对他人福利(welfare)的关心而愿意牺牲自身的福利，或者说个人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正相关。具有利他偏好者的效用函数可以表述为：

与互惠偏好和损失厌恶偏好相比，利他偏好实际上是一种无条件的社会偏好。不过遗憾的是，目前对于利他偏好尚没有比较正式的模型刻画。

Andreoni和Miller(2002)[85]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利他偏好，即社会福利偏好。社会福利偏好指人们不仅关心自身的利益，还关心社会总福利的大小，特别是社会群体中处于最弱势人群的利益，这实际上是功利主义和罗尔斯主义最大最小化原则正义观的一个体现，这一思想特别是在哲学领域源远流长。从经济学视角上看，社会福利偏好作为利他偏好的一种形态，可以更好地解释实验中参与人自我牺牲的行为。Andreoni和Miller(2002)虽然用实验充分证明了经济人具备这一社会福利偏好，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一思想正式化为一个模型。

(4)不同社会偏好及其模型刻画的比较。

应该看到，学者们目前对于社会偏好的不同类型有着比较细致的划分，而他们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偏好的理论刻画，也使得社会偏好理论具备了相对比较完善和成熟的经济学模型，从而具备了学理上的建设性。

但是，综合上述刻画不同社会偏好的各理论模型，不难看出，社会偏好虽然表现形式多元化，但其各个理论模型之间仍然可能存在一些共性。它们都与实验相对应，应实验而生，最原始的目的就是解决实验中出现的与经济人假设相左的悖论；从形式上来看，各个模型都是扩展了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加入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偏好，且均以博弈论为基本的分析工具。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偏好理论虽然放弃了经济人假设，但仍然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偏好理论的各个模型可以看作贝克尔主义理性选择模型(1974)的个案化和再扩展，从而呈现出一定的理论保守性[4]。

与此同时，不同社会偏好的理论模型在对实验结果的解释能力、对行为的预测能力及可操作性方面等方面表现有所差异。譬如，与其他模型相比，FS模型对于公平偏好的刻画参数少，结构简单，能够解释全部博弈实验结果，行为预测能力强，可操作性好，但没有明确人们比较收益的参照群体；在FS基础上发展出来的ERC模型由于缺乏具体的函数形式，自由度较大，因此可操作性较小。与仅考虑结果公平的损失厌恶模型相比，Rabin(1993)对互惠偏好的刻画详尽地考察了动机的作用，具有坚实的心理学基础，但由于采用正则形式的博弈结构，无法被用来分析策略动态变化的情形；Dufwenberg和Kirchsteiger(2004)完成了对Rabin(1993)模型的拓展，解决了后者无法用于分析策略动态变化的情形，但分析过程也比较繁琐，并且同样存在多重均衡结果。

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目前学术界在应用社会偏好理论分析组织激励、企业制度改革等不同领域的实际问题时，主要是将公平偏好的理论刻画模型(如FS模型)，以及互惠偏好的理论刻画模型纳入其中，另外一些综合理论模型，如Charness和Rabin(2002)[86]提出的综合社会福利偏好和互惠偏好，Kohler(2011)[87]的综合公平偏好和社会福利偏好最大化，Falk和Fischbacher(2006)[88]的综合公平偏好和互惠偏好的理论模型由于其复杂性，则相对应用较少。考虑到研究目的及研究的便利性等因素，本书在应用社会偏好理论挖掘和探索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微观机制时，主要考虑公平偏好、互惠偏好这两种社会偏好。在具体模型的选择方面，则主要选取Fehr和Schmidt(1999)的公平偏好理论模型，以及Dufwenberg和Kirchsteiger(2004)的互惠偏好理论模型，来实现社会偏好的具体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