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早期的农商俱利与重农抑商思想

在先秦时期，农与商的关系发生过一个从“农商俱利”到“重农抑商”的转变。

在古代社会，人们的生计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国家统治者的统治也依赖于农业所提供的物质基础，恩格斯曾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因此，古代人最先产生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这是符合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基本规律的。中国重农、尚农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据《吕氏春秋·爱类》记载，神农氏以及其后的尧、舜、禹诸帝，都十分重视农业，“身亲耕，妻亲织”，言传身教，劝导人民开展农业生产。到了夏、商、周三代，古代中国人对农业的重视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来，尤其是在以农业兴国的周朝。周族起源于陕西关中西部的漆水流域，以农业为根本生计，周族的始祖稷因为善于农耕被举荐为农官，他的子孙十几代都世袭为农官。西周每年于立春日隆重举行的“籍田”大礼，是周王朝重视农耕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也表明重农思想、尚农思想已成为国家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记载：“《象》曰：不耕获，未富也。”说明此时人们已把农耕看作是财富的来源和致富的途径。《尚书·无逸》记载，周公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鼓励人们不要贪图安逸，而要多从事农业劳作。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农业生产是国家命脉，维系着社会安定，还是礼乐兴废、人口繁衍、财政充足、国家富强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当时的思想皆体现出具有代表性的重农思想。

尽管这一时期统治者对农业非常重视，但并没有因此而轻商。据《周礼》记载，西周“以九职任万民”，规定“六曰商贾，阜通货贿”，说的是西周时期把商业列为“九职”之一，肯定了商业的专门化。《周书》中有“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主张农、工、商共同发展，各致其用。《逸周书·程典》则记载，周文王认为，“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成治”，表明“商”作为明确的职业分工，已成为有别于士、农、工的职业，对于治国安邦有着重要意义。到春秋时期，列国对商业的发展都采取了重视和保护的措施，如齐国管仲在改革中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论”，认为工、商和士、农同等重要。生活在春秋中后期的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反对儒者务农，但并不反对儒者经商，他认为，经商可以体现学识的作用和儒者自身的价值。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即子贡，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是孔子最为欣赏的弟子之一。因其善于经商，富致千金，成为当时有名的巨商，又因其诚信经商的品质，为后世商界所推崇，他与范蠡被后世并赞为“陶朱事业，端木生涯”。

这些重商的倾向实质上就是早期的“农商并重”意识，由于春秋时期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列国之间角逐的需要以及学术争鸣的开端，这些思想逐渐形成系统，成了古代早期的“农商俱利”观念。但是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工商食官”制度彻底瓦解，官商趋于衰败，私商日益增多，逐渐暴露出一系列不利于国家安定和有害于统治者利益的社会状况，“农商俱利”的思想逐渐被“重农抑商”思想所代替。(www.xing528.com)

战国时期，私商力量日益强大，他们不从事耕种，仅靠贩卖获取的利益往往能“利市三倍”，甚至有的大商人富比王侯。他们生活奢靡，得意忘形，重利轻德，贵财贱义，在经济上对生产者进行控制，更有甚者运用商贾之术渗入政治，参与重大的政治活动。这些情况导致了许多社会状况的发生，一方面，商人越来越多，农民越来越少，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从而侵害了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商人队伍的壮大几乎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开始动摇统治体制。此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成了社会风气，冲击正常的价值规范和道德观念，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反感。这些情况导致了各国统治者的不满，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统治者纷纷寻找解决方法。战国初年，李悝在魏国推行“尽地力之教”，提出农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来源和途径，以及“谷贱伤农”“农伤则国贫”的观点，他有名的“平籴论”，主张政府应当在丰年尽可能多地征购谷物，等到歉年时以平价卖给人民，以达到平衡粮价的效果。此外，李悝主张禁止除“女工”以外的手工业生产。他认为，一切超出日常生活必需品范畴的产品生产都是“伤农”“害农”的，应予以禁止。尽管李悝并没有明确提出“轻商”和“抑商”的主张，但从这时起，重农思想开始逐渐成为列国统治者主要的治国思想。公元前359年，秦国商鞅实行变法，推行以农为本、农战结合的政策，明确提出了“重农限商”“禁技巧”的主张，并且提出了限制商业的具体措施，比如，禁止商人从事粮食行业的经营买卖，加重赋税使农民不会轻易弃农经商，以及加重商人劳役等，用这些方法限制商人力量的扩大。商鞅的政策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抑制商业发展，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以“本末”喻农商的说法，用“本末”概念分析农商关系，其本质是在于协调商农之间的关系，维护统治稳定。到战国末年，秦国韩非沿用商鞅的重农抑商思想，提出“能以所有致所无”，并且将“末”的范围从商业扩大至全部工商业，至此，“农本工商末”的体系基本成型。

在此之后，“重农抑商”的思想在历史上流传下来，对后世影响深远。到秦汉时期，国家统治者开始正式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业进行各种方式的压制和打击，商人地位变得非常低。从此之后的几千年里，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采取的都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始终没有改变。唐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了高峰期。宋元时期对外贸易日益兴盛，元代的大都成了当时的国际大都市。明清时期，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向工业文明演进的趋势，商业在一定程度上由“重农抑商”向“农商并重”转变。但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重农抑商的基本思想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非常低下。中国古代商人地位低下，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国家对于商业采取严苛的政策，限制其发展，因为经商利润很高，商人具有比较高的经济地位，假如不对其政治地位加以控制，很容易助长经商的风气，导致农业荒废，而商人也容易形成政治势力，动摇统治；其二，在以自然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人们可以通过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实现自给自足，对于商业流通的需要不多，商品生产并不发达；其三，自然经济环境下，人们对商业存在深刻的误解，尤其在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并随着统治者的意志不断发展演变，“重农”思想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商业活动本身并不能产生价值，对商业充满了鄙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