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决定外资流入的东道国要素，UNCTAD（1998）指出原材料、低廉的非熟练劳动力及物质基础设施等是寻求资源型FDI的主要决定因素，市场规模和人均收入，消费者偏好以及市场结构等因素则是决定寻求市场型FDI流入的主要因素；张幼文（2005）、马飒（2014）也认为，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既可归因于当地的一般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状况，同时也是一国的市场化水平、市场规模、生产配套能力、基础设施、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等经济要素水平与对外开放度和参与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协议等全球化经济要素水平综合影响的结果。
基于现有理论框架，本书主要选取劳动力成本、市场化水平、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政府管理经济能力及全球化经济要素等引资要素进行比较，选择中国及对中国最可能形成引资挑战的印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五个周边国家[1]的引资要素竞争力作为比较对象，时间跨度为1995—2010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回归法进行补充，具体指标含义及数据来源详见表7.2。
表7.2 主要引资要素与数据来源
劳动力成本反映生产要素禀赋，由于流入六国的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本书利用制造业单位增加值劳动力成本指标反映劳动力成本，数据来自历年《国际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国际劳工组织以及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市场化水平、基础设施、政府管理经济能力以及市场规模等指标反映的是一国经济要素。其中，市场规模以2005年不变美元计价的GDP指标表示，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市场化水平分别以商业自由度、金融自由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度三个指标表示，数据均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用政府效率指标表示，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GI数据库；基础设施以百人电话线长度与百人互联网用户数指标表示，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
全球化经济要素包括经济开放度及参与的区域一体化协议数量，它反映的是一国对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态度以及参与贸易投资一体化区域协议的情况，前者以投资自由度和贸易自由度指标表示，数据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后者以各国参与的区域一体化协议数量表示，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区域贸易协议数据库（WTO RTA database）。
为便于比较，同时为后续回归分析提供基础，将商业自由度、金融自由度、知识产权保护度、百人电话线长度及百人互联网用户等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综合得到两个主因子。第一个主因子主要提取了商业自由度、金融自由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度等市场化水平指标的主要成分，本书将其定义为市场化水平要素。第二个主因子提取了百人电话线长度及百人互联网用户数，定义为基础设施要素。投资自由度、贸易自由度及参与的RTA数量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共同综合得到全球化经济要素指数。根据计算，1995—2010年期间，在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市场化水平、市场规模、政府效率以及全球化经济要素等决定引资竞争力的主要要素中，中国在六国中的排名及其变化情况详见表7.3。(www.xing528.com)
表7.3 中国与周边五国的要素竞争力排名
（续表）
注：劳动力成本按从低到高排名，其他指标按由高到低排名。
从劳动力成本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2003年之前排名相对较为稳定，除2002年外均在第2位，说明与周边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一时间阶段确实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自2004年开始，中国劳动力成本排名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排名相对靠后，尤其是2008年以来，排名下降的趋势更为明显，2010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竞争力在六个国家中排名最后。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周边国家相比确实已经逐步丧失。
从市场化水平看，1995—2010年中国在六国中一直位列最后，这说明中国在包括商业自由度、金融自由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度在内的市场化水平方面明显缺乏竞争力，处于劣势地位。
从其他引资要素看，中国的竞争优势则较为明显。中国的市场规模在六国中自始至终位列第一，具有明显优势；中国基础设施和政府效率方面的排名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基础设施方面，中国1995年排在第3位，但1999年后稳定在第2位，政府效率方面，1995年中国排名第4，1999年后持续上升至第2位，这说明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政府管理经济能力在不断加强，竞争力不断提升。从全球化经济要素来看，1995—2003年间中国在六个国家中排名最后，2004年以后排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2010年排名大幅下降，由2009年的第1名骤降为第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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