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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模式

时间:2023-06-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此,有必要指出以下两点: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传统理论,基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否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把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市场调节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这一理论认识的片面性与缺陷,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选取与构建中的某些失误。人们由此把一个高度集中的,采用无所不包的国家计划,使用行政手段直接调控的经济体制,当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固有的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模式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人们能够更深入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道路的理论指针。这一理论对于我国在当前进一步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此,有必要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传统理论,基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否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把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市场调节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这一理论认识的片面性与缺陷,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选取与构建中的某些失误。人们由此把一个高度集中的,采用无所不包的国家计划,使用行政手段直接调控的经济体制,当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固有的要求。这一传统体制,以其僵硬的直接计划机制,取消和压制经济的商品性,违反了社会主义经济中仍然起作用的客观规律——价值规律的要求,其结果是压制了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带来了消极的后果。但是,也必须看见,在社会主义改革中也出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的理论,这一理论把市场调节这一“看不见的手”说成是万能的调节者,主张取消计划,听凭市场机制来引导千万个独立的企业的活动。这一全面市场经济的理论,无视计划机制的作用,低估计划的综合平衡职能,否认国家应该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和应该保持必要的直接组织微观活动的职能,这是一种新的片面性,其实质是否认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这种观点是西方的舶来品,实质上是把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种错误观点及其带来的盲目的市场化的实践,给一些国家的改革带来了消极作用。正因如此,从理论上弄清社会主义经济所固有的计划性和商品性特征,弄清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统一,就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基于我们在上面所作的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阐释,那么,改革中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就应该是:既是一个以统一的计划为核心,以强有力的计划机制——包括直接的计划机制和间接的计划机制——为轮轴的,能够在国家的自觉调控下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运行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它又应该是一个以交换价值为枢纽,以十分充分的市场机制为杠杆,能够有效地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包括自觉的市场调节和自发的市场调节——的商品经济。以上两方面,构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模式。正是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对传统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就要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经济机制的同时,大力地引进商品经济的结构和市场机制,用市场性的结构与调节功能来进一步完善和增强计划调节的结构与功能。总之,要建立一个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行政手段的运用和与经济杠杆相结合,中央集中管理与地方适当分权相结合的,既有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调节指导,又能充分发挥企业自主经营积极性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4页。

[6]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时髦理论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制度的“趋同”论(Convergence of Economic System),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豪厄尔(J.E.Howell)等在《欧洲经济学:东方和西方》(纽约世界出版公司1967年版)中说:现代经济的最优运行需要把集中的经济管理和非集中化的竞争的市场经济混合起来,因此在当前现代的不同性质的国家的经济管理制度“日益汇合起来”。这种趋同论,把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发展说成是会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并使资本主义获得新的生命力。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5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页。

[10]《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7页。

[11]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4页。

[12]《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0、769页。

[13]《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

[14]《论合作制》:《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0页。(www.xing528.com)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9页。

[21]“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2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3页注(73)。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2页。

[28]西方经济学家将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称之为“诱导市场模式”(guided-market model)、“受规制的市场机制”(regulated market mechanism),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市场作用和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受规制的市场机制”,是不相同的。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0~181页。

[32]《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2页。

[34]马克思说:“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1页。)

[35]《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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