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的结论分析

第一，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城镇地区就业性别差异存在着负向影响，意味着有女性就业者被从城镇地区正规就业部门挤出，这种挤出效应主要体现为行业就业结构性矛盾。在最低工资的挤出效应中，最低工资变动的当年对就业性别差异的影响约为-0.512%，即相对最低工资(最低工资与行业平均工资的比值)每上涨1%，将导致就业性别差异扩大0.00512个百分点，表明城镇地区就业中女性的就业比例下降了0.00512个百分点，但是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当年，这种影响并不显著；最低工资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其一年期的滞后影响中，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性别差异的影响约为-1.083%，即相对最低工资每上涨1%，将导致就业性别差异扩大0.01083个百分点，表明城镇地区就业中女性的就业比例下降了0.01083个百分点，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

第二，从行业角度来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就业的影响出现了分化，且当期影响与滞后期影响方向相反，表明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存在着自我修正机制。当期影响中，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影响为正，其他行业影响为负；滞后影响中，农林牧渔业、采掘业、交通运输邮政业影响为负，其他行业影响为正。总体来看，影响的绝对值较小。具体来看：

(1)采掘业，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等三个行业中女性存在微弱的被挤出效应；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业等公用事业单位中，女性就业较为有利。相对最低工资的当期影响以负向为主，但冲击效应持续时间较短，第三产业均受到负面影响，相对最低工资滞后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抵消了前期的大部分负面影响；

(2)绝对最低工资对就业性别差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滞后影响中，综合影响以负面为主。绝对最低工资的上涨给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保险业等行业的女性就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些行业女性存在被挤出效应；

(3)平均工资较高的行业中，相对最低工资的当期影响存在一致的负向性、滞后影响以正向为主；绝对最低工资的当期影响以负向为主、滞后影响出现分化。平均工资较低的行业，当期和滞后的相对最低工资和绝对最低工资均没有明显的方向性。女性就业比例较低的行业，相对最低工资的当期影响出现了一致的负向性、滞后影响以正向为主，绝对最低工资的当期影响以负向为主、滞后影响以正向为主。在女性就业比例较高的行业，相对最低工资的当期影响和滞后影响出现了分化，绝对工资滞后影响以负向为主、当其影响出现了分化。

第三，与经济涨幅、行业工资、物价水平、国际最低工资标准相比，我国当前的最低工资标准还显得偏低，未来还将进一步被动上涨。从我国实行最低工资标准的过程来看，实行最低工资标准的初期，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比例接近国际公认的40%～60%的合理区间，但后期最低工资的涨幅明显落后于平均工资涨幅，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例逐渐远离合理区间。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例超过30%的地区并不多且主要集中于实行最低工资的早期，2008年之后虽然各地多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但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例越来越低，只有少数地区在少数年份比例超过30%，大部分地区维持在低位，这些都表明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差距低于合理水平，在社会平均工资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这表明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还将进一步提升，但这种提升只是一种比价效应催生的被动上涨行为。

第四，我国城镇地区的就业性别差异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呈现差异扩大、分化加剧之势。具体来看：(www.xing528.com)

(1)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平均女性就业比例持续下降，而金融保险业，水利环境业的平均女性就业比例持续上升，农林牧渔业，房地产业的平均女性就业比例变化呈现出下降中有波动的趋势，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的平均女性就业比例变化呈现出上升中有波动的趋势。从就业的地区分布来看，和1996年相比，2012年全国30个地区除北京之外女性的就业比例在下降，且重庆、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的女性就业比例下降率超过了30%。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大都呈现出下降中有波动的趋势，经济发达地区女性就业比例有趋于收敛之势。从各地女性总就业比例的长期趋势来看，女性就业比例的地区差异呈现扩大趋势，各个行业的长期趋势和地区差异出现分化。

(2)在绝大大部分行业，女性的就业比例趋于下降，表明就业的性别差异在扩大，而在女性就业比例较低(低于20%)和较高(高于50%)的行业，女性就业比例在逐年上升。女性就业比例的地区间差距和行业间差距正逐渐增大。在相当多的行业内部，地区间女性就业比例的差距在扩大，分布不平衡状态趋于严重。

(3)从全国来看，就业性别差异在各地区之间、各行业之间的分布离散程度均呈扩大之势。从各地来看，除北京外，其他地区就业性别差异分布的离散程度都呈上升趋势。总体来说，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就业性别差异在行业间的分布离散程度普遍高于其他地区，表明这些地区在不同的行业间女性就业比例有较大的差异，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性别差异的离散程度普遍高于其他行业。

(4)我国城镇地区女性就业比例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明显偏低，并且出现截然不同的走势，中国的女性就业比例正和发达国家拉开距离，就业性别差异出现扩大之势。其他发展中国家女性就业比例长期保持平稳小幅波动或小幅上升趋势，但是我国女性就业比例长期处于下降趋势，2012年和1996年相比下降幅度近10个百分点。其他发达国家女性就业比例均保持平稳小幅波动或小幅上升之势，且都出现趋于收敛的态势。

第五，关于最低工资对就业性别差异影响的理论机制，本书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将通过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对就业产生影响，并且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不同的，女性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由此造成就业的性别差异。从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传导机制来看，最低工资对就业的直接作用首先表现为对低产出(从而低报酬)劳动者的影响，而间接作用主要体现为通过工资的传导作用来影响就业，最能直接观察到的传导机制为“最低工资上涨→社会平均工资上涨→劳动需求减少、供给增加→就业变化”，但是当最低工资上调成为常态时，劳动需求方和供给方就会形成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理性预期，即建立最低工资上涨与就业变化之间的条件反应，此时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就跨越了中间传导过程，形成理性预期下最低工资对就业的直接作用。从模型分析来看，无论从短期来看还是从长期来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都可能带来劳动成本上涨的预期，在该预期下，劳动需求方可能会采取适当的劳动需求调整手段来应对劳动成本上涨的压力，在此过程中，对于那些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女性劳动者来说，存在失去现有岗位而被挤出的风险。

第六，关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导致就业性别差异扩大的后果，本书通过对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劳动交换的模型分析，认为就业性别差异扩大意味着女性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排斥，这对男性和女性群体都会带来负面影响，在特定条件下，带有歧视倾向的男性群体对女性群体劳动的排斥带给男性群体的负面影响甚至比女性群体还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