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精神的萌芽与成长

改革开放初期的民营企业艰难创业阶段，从政策和法律角度上，尚未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枷锁。在此环境下，民营企业（个体户、民营企业）求生存、谋发展，敢为天下先，具有闯荡江湖的冒险精神、过人的胆识与魄力以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与敏锐性。一定意义上说，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当代民营企业家创新实践行动，促进了改革政策与制度的创新。

1.民营企业家的价值取向与行为特点

企业家精神理论认为，企业家是一类特殊人群，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群体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理论论断。无论是小岗村村民、温商、浙商、粤商，还是年永久、马胜利、牟其中、史玉柱、张瑞敏等当时的知名企业家，都在创业行动中展现出以创业改变命运的执着追求；也都在创业过程中体现了企业家对商机敏锐的直觉，以及不畏艰难迅速行动勇于驾驭商机和在商海沉浮中不断开创新局面的企业家气质—持续创新精神。

企业家存在不同类型，只有外部环境与企业家类型相匹配时企业家精神才能显现。由于个人成长经历、所拥有的资源不同，这一时期企业家们在价值取向及所采取的行动上出现了很大的差异。首先表现为创业与否的差异。以小岗村村民、年永久和浙江温州商人为代表的群体，为了生存和富裕而甘冒国家政策的风险不屈不挠地艰难创业；而更多的企业家在以其他形式展示自己的才华和积累商业经验。其次，这一时期企业家们面对市场机遇对发展路径的选择，也体现了企业家价值取向与创新行动差异。有的企业家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机遇，成就斐然，但也会因为不能全面驾驭而功亏一篑。企业家们失败与成功的经验教训再次验证了对不确定性的驾驭能力对企业家成功创业的作用，一些企业家的失败还印证了优秀企业家资源的稀缺性，而有的企业家在低谷后重新焕发生机的经历更说明了企业家需要有成长的过程。

艰难创业阶段，大批优秀民营企业家表现出积极创新的行动实践，追求财富与事业成功的个人价值取向。随着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这种极富时代特点的个人精神特质与精神追求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并且不断寻求技术、知识、经验支撑，民营企业市场经营能力得以提升。伴随这一进程，民营企业家进一步表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视野与社会责任担当。鲁冠球在选择万向节主打产品的过程中，不但考虑了国内国外市场的潜力，还考虑到了竞争现状与前景，从而及早树立了质量战略并不遗余力地抓住国家定点生产企业的机遇；希望集团的刘氏兄弟在企业创立不久，就瞄准了国际知名公司的细分市场，并以技术创新迅速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任正非在选择通信设备市场时也看准了其发展潜力，迅速抓住了其竞争特点，出奇制胜，制定了技术创新谋求发展的长期战略；张瑞敏在入驻海尔之初就提出了优秀企业代表一国形象的见识，并以企业创新发展行动实现了为国争光的志向与精神诉求；柳传志因多年研究成果无用武之地而奋起创办企业，以实现科研的社会价值，进而跃升为国家科技产业而奋斗的精神价值追求。

在商品短缺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机会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历史进程中，当代民营企业家粉墨登场，冒险捕捉商机，勇于创新，敢于成功。这其中涌现了大批优秀企业家，心存致富报国的远大理想，甘于置身不确定和模糊的商业竞争环境，不断学习现代企业经营技能与管理知识，积极关注国家大政方针走向与历史发展趋势，把自己的事业发展与国家命运相结合，同呼吸、共命运，走在历史发展的潮头，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命运转换、时代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即使是那些遭遇了失败的企业、企业家，也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新实践探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2.民营企业家精神的主要表现(www.xing528.com)

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这一阶段也正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萌发和初步形成的阶段，民营企业家开始有了身份意识、责任意识、利益意识和市场意识。

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基本固定在农村的小队、大队、公社中，或城市的单位中，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很小。因此，这种社会结构在实际的功能上与传统的乡村社会大体一致，即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生活水平大致相等，按照既定的风俗、惯例、习俗等相互帮助，共同扶持。因而，改革前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基本上是一个伦理社会。从国家、集体到家庭所倡导的社会主义观念本质上与传统伦理观念形态极为类似，即反对个体至上的集体主义原则。随着市场启动，个体意识、致富意识等现代主体意识开始萌发。中国早期的经济改革的起点，是以最为直接简单的如何提高微观经济效率为切入点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城市改革中实行了“承包制”和“厂长负责制”，出现了“承包人”“个体户”等新名词，在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性质的“农民企业家”等称谓。由于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企业家的主体意识也是逐步确立起来的。在这一时期，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性质的、职业性的概念才开始在社会上被人们所认知，企业家自我的精神特征也开始初步显露。

首先是物质利益意识。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企业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都是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进行的。经营者的经营意愿、热情和斗志是在当时的物质刺激和相关的激励机制下产生的，如国营企业“承包者”更多地追求完成任务之后的物质奖励，诸如奖金等。物质利益同样是“下海”的民营企业家和农业企业家的动力源泉，他们一开始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原有的恶劣生存环境，期望获得更好的物质报酬。因此，利益原则对他们来说是第一位的。

其次是责任意识。城市改革中的“承包制”和“厂长负责制”的实行，使原来隶属国家行政系统的厂长变成了“承包人”的角色，他们开始在生产、人事、奖金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在农村出现的“农民企业家”，他们一开始就是企业自负盈亏的承担者，比国营企业的经营者有更多的自主权。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的经营更灵活、更有效的原因。尽管当时的民营企业家们还没有完全摆脱种种束缚，但是，作为企业家自主经营的特征已经开始显露，因此，他们对经营者的身份意识也有了初步的认同。

最后是企业家的市场意识。随着“双轨制”逐步向单一的市场经济转轨，国营企业家追求企业发展从完全依赖政府，到不得不逐步学会到市场中寻求企业的发展空间。“农民企业家”、个体经营者则一开始就是在市场中找生存空间，甚至他们早期的市场行为还往往被指责为“投机倒把”。在这一时期，社会上掀起“下海热”的经商浪潮。他们作为最初与市场经济相接触的不成熟的企业家初次登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