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精神缺失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建议

1.客观成长环境对民营企业家的影响

（1）制度环境

在影响民营企业家成长的诸多因素中，制度环境的影响是根本问题。企业家是基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状况做出具体的经营决策。制度安排决定了个人决策的可接受范围，影响着其具体决策的社会认可程度，且企业家所付出的努力方向与其所处的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安排的质量密切相关。好的制度安排会使企业家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生产性的市场活动之中，进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差的制度安排，会迫使企业家投入更多的精力在非生产性的政治和法律活动之中（如游说和法律诉讼等）。好的制度环境具有明显的制度可信性，制度的可预测性很强，同时环境可靠性能明显降低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规则公平性，这使得在交易和法律实施过程中公平地对待所有利益主体，明显减少腐败行为，这样的制度环境显然会极大地推动公平交易的开展以及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有效提高和改进企业的生产效率、竞争能力及创新意识，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在中国社会体制下，一些民营企业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主要表现在民营企业跟政府权力博弈的过程中，他们试图依附于体制中的权力享有者，从中获得“保护”，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和他们的关系，为了在体制内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一定的话语权及政治资源。另外，从制度建设角度来看，国营企业的财会制度管理比民营企业要严格一些，这就导致一些腐败官员将权力寻租的黑手伸向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资金运作比较灵活，为权钱交易留下了漏洞。

（2）文化环境

历史已经证明，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财富，是民族之根和民族之魂。社会制度可以变迁，社会生活可以发生剧烈变化，但文化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总是发挥潜在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的国家，千百年来积淀了特有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华儿女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从思维的深层次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社会的进步发展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一些消极负面因素则阻碍现代社会的发展。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文化氛围影响着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首先，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排斥竞争，压抑创造性，抑制竞争性观念，对商人抱有强烈的偏见，认为商人“轻义”。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中的“学而优则仕”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中国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式。儒家伦理中提倡的“中庸”之道排斥竞争，压抑创造性，抑制竞争性观念，企业家精神与之相悖。儒家学派对商人抱有强烈的偏见，认为商人“轻义”，以致商人总是被排在“四民”（士农工商）之末。人们也常常说“为富不仁”“无商不奸”，与“原罪”论如出一辙。诸如此类的思想形成的文化环境，缺乏尊重企业家的氛围，民营企业家处于边缘地带，缺乏话语权，缺乏独立的人格。

其次，家族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钱穆看来，“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在中国的传统农耕社会里，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了以家庭为最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生产体系，从而形成了家族文化，家族制的文化传统影响了民营企业家的家族意识和企业传承行为。企业家在经营企业时倾向于选用家族成员来担任企业的管理职位，而不是采用先进的管理方法，比如职业经理人制度等来管理企业。虽然家族企业具有某些优越性，但是在管理过程中对家族成员的过分强调，会从一定程度上抑制非家族成员的工作积极性，阻碍科学管理的推行和发展。

再次，社会舆论对民营企业的态度不客观。新闻媒体、影视作品等在积极宣传民营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做得不够，却夸大了某些负面的信息，往往将民营企业家与“贪”“黑”联系在一起，助长了社会上某些人的“仇富”心理，使得民营企业家对社会公平失去了信心。厉以宁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大批非公有制企业逐渐完成了创业资金的积累。回过头来看，在历史的初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违规经营现象，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民营企业在有意识地逐步规范和完善。对这个发展过程要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认识。然而，从现实的情况看，我们并没有为民营企业创造一个健康的思想和舆论环境，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塑造民营企业家精神，必须给予企业家一个公正、客观的社会态度，引导社会正确看待私有财产，正确看待富人，正确认识有产者，只要是合法经营所得的私有财产都应该得到保护。

最后，在我国社会中仍有一些陈旧思想在作怪，比如，“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等，这种畏首畏尾的思想严重影响企业创新创业行为，对于培育企业家精神十分不利。企业家需要不断地进行创新创业活动，寻找新的商业机会，从竞争中谋求企业发展，但这些新的尝试和探索冒犯了既定秩序，企业家常因此而受到打压。实际上，民营企业家承担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和风险，企业家的创新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满足了社会需求，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市场和社会给予企业家丰厚的回报，这才是一个合理与公平的安排。企业家需要创新创业的空间和社会对其失败的容忍度，否则，企业家精神尚未完全培育塑造成型便开始衰落。

（3）市场环境

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斯认为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驱动力量，企业家既创造了市场状况的变化，也对其做出了反应。市场经济是企业家精神生成的土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负面的市场经济极可能严重地腐蚀企业家，扭曲着企业家精神。政企分开、依法治企是市场经济公平有序的两个重要保障。国家政策法制不健全，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不完善，衍生出权力寻租、税收过高的现象，恶化了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的市场经济环境，使得一些企业家对市场环境信心不足。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给予外企以“超国民待遇”，破坏了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损害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十分不公平。

资本和金融市场能体现企业家行为的作用效果，也是企业家行为所依赖的有效市场工具。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支持创新并为创新提供风险分担机制、强化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以刺激企业家精神，并进而增加就业、提高生产率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虽然中央银行已经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但商业银行为民营企业融资支持力度有限，基建和技改项目贷款不愿意向民营企业开放。民营企业最多只能获得一年之内的流动资金贷款，很难获得长期的资金贷款。资本市场为民营企业提供的融资渠道有限且门槛过高，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筹资受所有制和市场规模、制度环境等诸多因素限制。民营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是非正式金融，如自身融资、民间借贷、相互担保等方式，风险非常大。民营企业融资难阻碍民营企业家创新创业行为，更进一步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4）政策环境(www.xing528.com)

政策因素是民营企业整个外部环境的政治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影响重大。甚至一些学者把民营企业直接看成是“政策性经济”的产物。这体现在政府针对民营企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民营企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策符不符合当地民营企业的实际状况，能否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和其他的政策是否相互冲突，政策落实是否顺利。政策环境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更影响了民营企业家的行为。

政策的歧视性和不连续性都会破坏民营企业家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海外融资的种种政策障碍和审批限制，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选择移民，企业家国籍变更后能享受到此前难以奢求的“超国民待遇”，可以获得税收、用地、用工等诸多政策便利，融资渠道也更加多样化。融资领域的“歧视性对待”政策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这种融资领域的“歧视性对待”看似规避了风险，实际上不仅给中小企业的融资带来了困难，也给经济正常运行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隐患。

（5）精神秩序

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精神秩序重建的进程。伴随这一进程，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社会贡献、社会影响力都大大地提高，社会突破了“士农工学商”轻商文化传统，能够跻身成功创富企业家行列成为社会的广泛追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励，激发出广大民众极大的创新创业热情，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主快速成长，成为掌控有大量财富、占有社会资源、拥有话语权的新阶层，依靠创新创业取得财富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追求。面对如此快速而迅猛的创富潮流所形成的民营企业家新社会阶层，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全社会都缺乏思想准备，原有社会精神秩序被打乱，新的社会精神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社会经历了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再到大量民营企业家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但是其在社会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精神秩序中的地位并不明确，民营企业家普遍缺乏安全感。

先期致富的创新创业实践，召唤更多的人进行创富行动，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自主投资、自担风险的市场交易精髓也未被国人所熟悉、所适应、所习惯。当人们把财产托付于股市，股市一旦出现波动，人们的精神也随之波动；当有人把精神信仰托付于寺庙，发现某位方丈贪腐；特别是当一些社会精英、政府公务人员不断爆出丑闻，社会精神凝聚力面临空前挑战。民营企业家的财富、荣誉、权利面临合法性、可持续性的考问，民营企业家精神焦虑愈加严重。 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多得益于双轨制市场机会。在这一时期，既没有形成民众公平共享的经济资源环境，也没有形成民众可以正常经营的政策环境，成功者中不乏官员腐败的共犯或违法经营者，许多民营企业家内心具有原罪的恐惧与精神焦虑。民营企业家不仅自身精神焦虑，所处的社会环境整体陷入精神焦虑。对于普通民众，面对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在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民生方面有更多的诉求；徘徊在城乡之间的近3亿农民工阶层，进城还是回乡；中国大学生升学面临重压、就业机会有限、发展成长门槛越来越高，不仅他们焦虑，他们的父母也深陷精神焦虑。社会各阶层面临精神秩序困惑，滋生出仇富心理，进一步加剧了民营企业家作为社会新阶层的精神困惑、迷茫与焦虑。

2.民营企业家自身主观因素

（1）身份焦虑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即当代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国民营经济起步于个体经济，成长于民营经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被认识、被承认、被肯定。但从民营企业的艰难曲折发展过程来看，民营企业家仍然是弱势群体。美国《财富》杂志发布了2015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世界500强出炉，中国上榜企业数量稳居世界第二。94家上榜的中国大陆地区企业中，绝大部分是国有性质的企业，民营企业仅6家，占比为6.3％，也就是说中国能在世界上跟其他国家企业比拼的仍然是国有企业。我国在重大问题、重大领域仍以国有为主体，国有大企业主导国计民生，是我国经济的主体力量。民营企业的弱势地位，使得民营企业家内心不自信，缺乏安全感。因为他们游离在边缘行业，抗风险能力相对差，在资源配置上普遍受歧视。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尤其是在与国企的竞争中，民营企业家有着对经济身份的焦虑。为了获取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一些民营企业家选择依附官场，与官员保持这样那样的联系，谋求权力寻租。一些民营企业家选择移民，通过移民来转换身份。民营企业家的财富积累及其相关产权关系普遍具有复杂性、模糊性，甚至具有违规的特性。一方面，一些民营企业家很难解释清楚其累积财富的最初来源。另一方面，如果不违规、不违法，他们在现有的体制内就很难赚取丰厚利润。这种现象常常被称为“原罪”。这种“原罪”令部分民营企业家内心不安，他们害怕清算，害怕失去财产所有权。对未来的不安与不确定阻碍企业家做长远规划，影响企业家做创新创业思考，削弱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甚至使得企业家选择逃离。

（2）信仰缺失

信仰决定企业家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是否能处理好舍与取的关系。企业家缺失信仰，会贪得无厌，为追求高额利润而失于管理和控制企业，逃避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一些不协调的社会现象引发人们深层次的思考：屡禁不绝的食品安全问题，污染环境的恶性事件，蔚为壮观的各种“炒作”经济、泡沫经济等，这些现象直接反映的是一些企业家在“不顾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主导下的经营行为异化，而深层次则反映出这些企业家缺乏积极向上、一以贯之的信仰。信仰指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对某人、某物信奉和尊敬，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信仰带有情感体验色彩，特别体现在宗教信仰上，极致者甚至会丧失理智。缺失信仰导致做事无底线，利用多重标准判断是非对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缺乏勤奋、冒险，这些精神给予了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机遇，使企业家在市场的竞争中取得胜利。企业家自我完善与修炼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信仰才能给予企业家长久的支持。一般意义上讲，企业家的信仰是企业经营理念得到员工的充分认可，从而将其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行动指南，在精神与行动上表现出高度自觉与统一的一种意志。它在精神层面往往体现为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一种主义，在行为层面表现为一定的态度和准则。本质上讲，企业家信仰是对自身存在价值的宣告，为企业提供了追求自身价值的动力和目标。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了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国内企业也纷纷踏上转型升级的新征程。转型升级表面上是技术、产业的进步和发展，在深层次则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变，这与企业家信仰的确立或转型紧密相关。可以说，企业的升级根本上是文化、信仰的升级，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精神的高度决定了一个人、一个企业的事业高度。特别是对一些企业家而言，更要通过打造新的、具有正确价值导向的信仰，从以前一些急功近利、注重短期效应，甚至热衷于挣快钱、快挣钱的误区中走出来，诚实守信、依法经营，扎扎实实做好技术研发、管理创新、产品生产、售后服务等工作，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形象，赢得整个社会的尊敬。

（3）契约精神欠缺

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真谛，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保障。契约精神的基本逻辑是，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天分和财富是不平等的，但是可以用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来取而代之，使初始状态的不平等，在社会规范和法律权利上拥有完全的平等。契约精神同时意味着，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人在这个世界，作为社会的动物，是订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契约精神的实质是讲诚信，没有诚信的市场就会沦落成赌场、劫场甚至是法场。不信守承诺意味着可以造假、可以钻法律空子、可以不讲规则、可以欺诈、可以强买强卖，市场经济将失去根基。培育契约精神需要全社会共同做出努力。契约精神是社会共识，是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等级森严，重农轻商文化深厚，契约精神孕育成长不健全，反映民营企业家缺乏契约精神的事例比比皆是。改革开放早期，做生意随意毁约随处可见，签订合同不执行时有发生。“三角债”曾经一度成为企业经营的沉重负担，甚至导致中央出台具体政策、采取相应措施、拿出专项资金来专门解决困扰企业的“三角债”问题。中国企业家普遍缺乏契约精神可见一斑。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深化，法制日趋健全，契约精神孕育成长的社会氛围日趋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外部社会环境、企业家自身主观方面都存在不利于企业家精神孕育、企业家精神发挥正向积极作用的因素，导致全社会企业家精神缺失。企业家精神缺失使经济质量存在严重隐患。主要表现为产业创新不足，实体经济不发达。企业家精神缺失意味着企业家丧失灵魂，丧失了创新的灵魂。缺乏了企业家精神的市场经济，就是没有了价值、灵魂、方向的市场经济。我国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在于培育企业家精神，构建企业家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