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把路径依赖研究的重心由技术变迁转向了制度变迁。North（1990）曾经指出：Arthur 提出的技术变迁的机制也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制度变迁主要是受四种形式的报酬递增制约：（l）制度重新建立时的建设成本；（2）与现存的制度框架和网络外部性以及制度矩阵有关的学习效应：（3）通过合约与其他组织和政治团体在互补活动中的协调效应；（4）以制度为基础增加的签约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的适应性预期。North 同时也指出，由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和文化遗产的影响，制度变迁可能比技术变迁更为复杂。随着时间的推移，North 着重于强调他与路径依赖技术观的差别，并发展了一个日益原始的制度性路径依赖的概念。但是，David（1998）则认为North 引入路径依赖的方法值得怀疑。他指出，North 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方式”是与一个特定的均衡解联系在一起的，他基本上误解了路径依赖的含义，而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使用了路径依赖这一术语。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引入，是因为他认为经济上无效率的产出与根本上的路径依赖的存在是不等价的。也就是说，North 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基本上是对有效制度的路径依赖，排除了对无效制度的路径依赖，这自然难以解释为什么无效的制度普遍存在的事实。在此基础上，David 指出了路径依赖导入制度变迁分析可能存在着三种方式：“第一，在不存在个人经济行为主体集权式导向的情况下，处理历史经验在相互一致的预期的信息结构中的作用；第二，分析多人组织所拥有的为了发挥最小的可行的效率水平的信息渠道和编码与长久的物理资本品之间的类似性；第三，分析这些因素在复杂的人类组织中强烈的互补性或依存性以及形成的连续性和兼容性的必然结果。”从David 所做的限定来看，这三种方式可以分别看成是知识集合、行为集合和制度集合。路径依赖是在这三种集合的互动中实现的，对技术变迁是如此，对制度变迁也是如此。Stark（1992）也将路径依赖思想用于制度分析之中。他主要是用路径依赖思想用于分析后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私有化战略。Stark的分析还是比较有见地的，但是他的分析实际上也是沿袭T 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思路。Campell（1991，1996，1997）、Hausner（1995）、Federowiez（1997）、Vineensini（2001）等人对于制度性路径依赖的不同机制的解释也有一定的贡献。与North 的新制度主义的思路不同，他们的理论都体现出了进化的色彩。国内也有学者指出了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之间的异同。秦海（2004）指出，关于路径依赖的讨论，无论从技术变迁的角度，还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其实质含义都是非常清楚的：对于技术变迁而言，它充分强调需求、技术和制度之间的互动性。也就是说，一种技术标准的选择会引导后来的技术选择。而对于制度而言，如果说制度就是一种“标准”，它显然包含技术变迁过程的所有的路径依赖特性。但是，制度变迁路径依赖过程有其特殊的含义：（1）制度的无效率是一个非历态的过程，制度无效率是一个永恒的存在；（2）制度和组织是互动的，这一过程的互动是广泛的社会秩序化的过程，构成这一互动维度的不仅是包括正式规则和各种非正式规则的个人、组织，而且包括制度变迁的过程。初始性制度安排影响制度变迁过程，但是，制度变迁的过程更会严重影响制度的进一步选择和变迁；（3）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变迁过程都是一个适应性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而是基于个人心智、历史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学习过程。而这一过程中，习俗或社会规范在制度变迁的速度和方向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随着路径依赖理论的逐渐成熟，西方学者逐渐利用这一理论来分析经济领域内的各种问题。其中最典型、最成熟的代表就是利用路径依赖理论来分析所有制和公司治理问题。(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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