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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政策的选定与相关研究的比较分析

时间:2023-06-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命题5.19 若政府采取歧视性研发政策,即仅对绿色企业产品创新给予研发补贴,或仅对棕色企业征税,则歧视性补贴下的社会福利优于歧视性税收。命题5.18和5.19表明,政府可以考虑将相同或歧视性研发补贴作为提升社会福利的政策工具,因为这两种政策下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都增加了,污染排放也降低了。

环保政策的选定与相关研究的比较分析

上文依次研究了政府对企业研发实施相同政策和歧视性政策,博弈均衡时企业产品的环境质量和利润、消费者剩余、污染破坏和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通过比较不同政策下的社会福利,选出最优的政策工具,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若政府制定相同的企业研发政策,由命题5.5 知,当污染排放对环境的边际破坏程度较低[即δ ∈(0,0.1462)]时,任意的边际破坏参数δ下都存在唯一对应的最优补贴率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而由命题5.9,仅当δ ∈(0,0.1078)时社会福利才有意义,且随税率递减。通过对比两种研发政策下的社会福利,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5.18 若政府对两寡头企业产品创新实施相同的研发政策,则等比例补贴所引起的福利变化优于等比例税收

若政府实施歧视性研发政策,由命题5.13知,随着政府对企业h实施歧视性补贴,社会福利先增后降,存在最优的研发补贴率。而命题5.17在歧视性税收下得到与命题5.9类似的结论。通过对政府歧视性研发政策的比较,得到命题5.19。

命题5.19 若政府采取歧视性研发政策,即仅对绿色企业产品创新给予研发补贴,或仅对棕色企业征税,则歧视性补贴下的社会福利优于歧视性税收。

命题5.18和5.19表明,政府可以考虑将相同或歧视性研发补贴作为提升社会福利的政策工具,因为这两种政策下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都增加了,污染排放也降低了。但从社会福利角度,究竟哪一种补贴形式更具效率,有以下命题。

命题5.20 对考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而言,等比例研发补贴比歧视性研发补贴更具优势。(www.xing528.com)

证明:由前文的假定,实施预算平衡政策,剔除了政府资金引入对整个博弈过程中社会福利的影响,为不同研发政策下社会福利的比较分析提供了可行条件。由表5-1 和表5-2 知,当污染的边际破坏程度相同时,社会福利在相同研发补贴政策下普遍优于歧视性研发补贴。命题5.20表明,在污染对环境的边际破坏程度较低时,对双寡头企业的产品创新研发给予等比例补贴,更能促进社会福利的提高,可作为政府优先选择的政策手段。证毕。

命题5.3、5.7、5.11 和5.15 表明:预算平衡政策下,不管基于何种研发补贴政策,企业h 净利润都将降低;同样,不管何种税收情形,企业l 净利润也将降低。因此,若按照预算平衡政策对企业产品创新进行干预,双寡头企业可能会退出市场。对两企业而言,预算平衡下的研发补贴或税收政策只起到负面效应,阻碍了企业产品创新与研发。

命题5.21 在消费者关注产品环境质量的纵向差异化市场中,预算平衡政策不为双寡头企业所支持。

由表5-1 和表5-2 发现,随着污染的边际破坏程度增大,政府的最优研发补贴率逐渐提升,但最优社会福利反而降低了。说明由于污染对环境的影响,政府的研发补贴政策效果并不显著,应当从根本上加强企业的工艺创新,进行技术升级,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同时引进或提升生产设备的净污能力,降低污染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政府政策也应不仅仅局限于企业产品创新的研发补贴,也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从源头控制污染排放,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Bansal 和Gangopadhyay(2003)在纵向差异化模型中考察了政府实施从价税(或补贴)所引起的企业决策变量以及社会福利的变化,研究认为:对高质量企业实施的歧视性从价补贴比等比例补贴政策更具优势,更能促进社会福利的提高。不同于传统的政策设定,本书创新性地从双寡头企业的研发投入入手,考察政府对企业研发政策的差异化实施所引起的社会福利变化。本书的结论显示,对高质量企业给予歧视性研发补贴以示奖励与对低质量企业以惩罚形式征取税收,前者比后者更能促使社会福利的整体提高。但从促进社会福利的效率而言,与歧视性补贴政策相比,等比例的研发补贴政策更具优势。因为后者也通过对低质量企业的研发补贴,刺激其加大研发投入以提升产品的环境质量,相比前者社会福利有更大程度的提升。

本书模型与Lombardini-Riipinen(2005)较为接近,但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两个主要假设:一是Lombardini-Riipinen(2005)假设质量提高将增加可变成本,而本书建立在固定质量成本基础上,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因为企业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就必须进行研发投入,必然导致固定成本增加;而当产品质量提高需要更多熟练工人和更昂贵的原材料时,可变成本增加。同时关于成本的不同假设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寡头企业的定价策略,因为与Lombardini-Riipinen(2005)的可变质量成本模型不同,本书的固定质量成本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并未影响寡头企业的定价策略。二是Lombardini-Riipinen(2005)的纵向差异化模型基于完全覆盖市场,而本书则假设市场未完全覆盖,可能有部分消费者不购买任何产品,更贴合实际;同时,在市场未完全覆盖情形下,产品总需求也将随政府的研发投入补贴而发生变化,这正是环保政策通过影响需求进而有效控制污染排放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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