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社会成功地营造了一种独特的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朴素成为普遍崇尚的形象价值。强大的社会舆论制造了这样一种政治逻辑：爱美是资产阶级的本性，而朴素乃无产阶级的本色。所以，人们竞相比赛朴素，以朴素为荣耀。
然而，这种朴素不是人们自身的，而是社会要求的，并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义。人们不得不以“朴素”来装饰自己，否则可能会引“祸”上身，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贴上某种阶级的标签。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是一种扭曲人性的朴素。
除了政治因素的干扰之外，这一时期中国人的衣着消费也受经济发展的客观限制。越来越纯粹的计划经济使生产失去了活力，造成了产品的单调划一和短缺。生产不足，消费也就无从谈起。当时的口号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经济发展不起来，供给自然无从保障。另一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片面追求重工业产值产量的增长，造成了轻工业的不发达，衣着材料或服装生产根本就没有被列入“大计划”。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全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中国人在穿着上更趋向实用、结实、朴素，逐渐形成了蓝、灰、黑的时代。无论是工厂、农村，还是机关、学校、农场，人们穿着的款式与颜色渐渐趋同，进而形成整齐划一的局面：男子都以旧中山服、旧军服等为主，女子多数穿蓝、黑、灰的两用衫。如果说男女服装有所区别的话，就是一些女性在无性别特征的外套下内搭了小花的两用衫，把花领子翻在外衣领子的外面，这也算是一种对服装款式和色彩的调剂变化了。
中国进入60年代，连续三年困难时期，不仅使粮食大幅度减产，棉花也连年歉收，纺织品、针织品生产都比往年有所下降。这个时期又受计划供应的限制，因为布票的数量比较少，棉布、服装、日用纺织品都要收布票，因此人们在购买纺织品的时候，都要考虑充分利用，买布时考虑布面要宽、要结实，衣服做好以后要能多穿几年，所以在色彩上也只能是选用中性的、比较朴素的颜色，例如黑色、灰色、蓝色或一些比较耐脏、耐洗的颜色。从这时开始，原来的蓝、黑、灰服装的地位更进一步巩固了。
1966年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动乱，在极“左”的路线指引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四旧”活动。所谓“破四旧”，就是除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服装便首当其冲。“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人们的生活习惯给改变了,高跟鞋改为平底鞋，不准留长发，不准穿长衫马甲（封建的东西）、西装（崇洋媚外）、旗袍（小资产阶级情调），服装色调也只有绿色或黄色、灰色、蓝色了，衣装简单而单调。男剪平头（叫工人头），女剪短发（叫革命头）。一时间穿解放鞋、平底鞋、军装、中山装、工人服就成了中国人统一的服饰格调。谁也不敢奇装异服，为穿衣打扮去冒天下大不韪之事。很多受人们欢迎的服装面料和服装款式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四旧”的帽子，本来是一些正常的穿着，只是稍稍鲜艳一点，就被指责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时，服装款式与颜色更加单调起来。
当时人们对着装有个“老三样、老三色”的说法。“老三样”就是干部装、中山装、人民装；“老三色”就是蓝色、灰色、黑色。足见在那个时代灰暗统一的服装背后，人们的精神气质单调、压抑到何种程度。(www.xing528.com)
虽然在“老三样”和“老三色”统治下，人们的穿着打扮朴素、单一，但人们还是想尽办法在此基础上穿得鲜亮一些。如中年妇女穿灰色条纹、叠门襟的两用衫；男子穿灰、蓝色的中山服，穿方口布鞋，戴草绿色的解放帽。小学生也不例外，当时的小学生都要参加红小兵，也穿起了绿军装。但孩子们是爱美的，家长们也不愿让孩子穿得太单调，不少家长在面料上想办法。例如用咖啡色的灯芯绒，做成立领的罩衣穿在小军装的外面，上面绣一点小花显得稚气。女青年的穿着也受到影响，除去两用衫、对襟棉袄之外，到了夏天也只有穿一些浅色的衬衫。
70年代中后期，有一种服装款式在领导时尚的潮流，那就是军用服装。当时的年轻人要是穿上一身草绿色的军装，那是无限风光的一件事。这种洗旧的军装成为当时最时髦的服装样式。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下，军装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是一种纯政治色彩的服饰。军装还需要军帽、军鞋和军用挎包的配合，一般以“的确良”和棉布为面料，“文革”期间几乎所有人的衣服都仿军装式样。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盛行绿军装，尤其是青少年，都以穿军装为荣，以至于连草绿色的廉价布匹也成了当时最为畅销的商品。对于弄不到军装的人来说，有顶军帽戴着也是好的，由此还曾在部分地区引发了一股抢军帽、抢军用挎包的现象。
图104 蓝制服样式源于中山装，是20世纪60年代最常见的男子服饰
图105 绿军装是“文革”时期青年人特有的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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