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革命与农业生产的优化方案

威权政治的强化与经济社会领域的现代化举措，是巴列维当政期间伊朗历史的核心内容。然而，威权政治的强化与经济社会领域的现代化举措两者之间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经济社会领域的现代化举措构成强化威权政治的手段，强化威权政治则是在经济社会领域推行现代化举措的目的。尽管如此，经济社会领域的现代化举措无疑是否定传统秩序的有力杠杆，客观上推动了伊朗历史的长足进步。

礼萨汗当政期间，伊朗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局限于城市，乡村社会和农业生产依然沿袭传统的模式。不仅如此，礼萨汗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在外地主的既得利益，旨在强化巴列维王朝与在外地主的政治联盟。封建主义在乡村的统治，制约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和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巴列维国王当政期间，伊朗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生产经历了深刻的历史变革，白色革命则是推动乡村农业深刻变革的关键因素。

白色革命期间，伊朗乡村的地权结构与社会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享有租佃权的无地农民中约92%，即194万农户获得数量不等的土地，原来拥有少量土地的富裕农民亦在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购置土地，在外地主对于乡村土地的垄断性占有和超经济强制不复存在，人数众多的小所有者成为乡村重要的社会势力。地权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经营方式的相应变化，实物分成的传统租佃制明显衰落，货币关系广泛流行。20世纪70年代初，约有7000处超过100公顷的地产，大都分布于北部的里海沿岸、东北部的呼罗珊和西南部的胡齐斯坦地区，采用雇用劳动力和集约化的经营方式，主要种植经济作物。随着地权的转移和经营方式的改变，封建主义在伊朗乡村日渐崩溃。采用现代经营方式的大地产显然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获得土地的农民由于摆脱传统的依附状态，不同程度上具有支配生产的自主权利，加之货币关系的渗透，亦逐渐卷入市场经济之中。与此同时，农业领域的资金投入呈上升趋势，农业技术不断改进。

伊朗的农业生产长期沿袭传统的耕作模式。自公元前8世纪引进称作卡纳特的暗渠以来，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农业技术停滞不前。伊朗的农业生产率，无论是在单位面积产量还是人均产量方面，均处于落后的状态。在过去的许多世纪，农业技术的改进微乎其微，2500多年前奴隶采用的耕作方式至今依然在乡村农业领域延续。20世纪20年代，拖拉机开始用于农业生产，农业机械化初露端倪。然而，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机械未能得到推广，仅仅局限于少数的王室地产。40年代初，在伊朗东北部里海沿岸降雨丰富的古尔甘地区，土库曼商人购置王室地产，改变经营模式，建立农场，雇用劳动力，使用农业机械，垦殖荒地。1949年，古尔甘农业公司成立。古尔甘农业公司最初主要播种传统作物小麦，50年代末开始播种高利润的经济作物棉花。进入50年代，农业机械在古尔甘逐渐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和采用现代经营方式的农场数量日渐增多。

1952年，伊朗政府成立农业机械发展署，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鼓励农民购置农业机械，至1956年售出拖拉机300台。自1956年起，农业机械发展署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同时控制农业机械的售价，旨在鼓励农民购置农业机械。然而，1960年以前，只有富裕农民购置农业机械。1960年以后，不甚富裕的农民亦开始购置农业机械。1957—1962年，农业机械发展署通过贷款的形式售出拖拉机6300台，联合收割机1100台，其中仅占全国耕地1.5%的古尔甘地区购置拖拉机2000台，联合收割机600台，分别占售出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总数的30%和50%。里海沿岸的水稻播种区吉兰和马赞德兰亦是较早推广农业机械的省份，自1958年开始引进播种机，至70年代初机播面积达到70%。(www.xing528.com)

白色革命和土地改革不仅导致地权的转移，而且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推广。1926—1947年，伊朗共计进口拖拉机600台。至1950年，伊朗共有拖拉机900台，联合收割机100台。1960年，使用拖拉机耕种土地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4%。自白色革命开始，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数量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962年，伊朗全国共有拖拉机6000台，联合收割机900台。1971年，拖拉机增至2.3万台，联合收割机增至1800台。1977年，拖拉机达到5.3万台，联合收割机达到2500台。德黑兰、古尔甘、吉兰、马赞德兰、阿塞拜疆和伊斯法罕是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省份。根据1974年的统计，在马赞德兰，115公顷耕地平均1台拖拉机；在伊斯法罕，124公顷耕地平均1台拖拉机；在德黑兰，165公顷平均1台拖拉机；在阿塞拜疆，277公顷耕地平均1台拖拉机。拖拉机的进口数量，1952—1956年300台，1957年700台，1960年1300台，1970年5100台，1977年4700台，1979年2800台。拖拉机的保有量，1966年1.6万台，1977年5万台，1980年5.8万台。1974年，吉兰的耕地共计15万公顷，播种机近1万台，平均每台播种机播种15公顷；马赞德兰的耕地共计12万公顷，播种机1万台，平均每台播种机播种8公顷。吉兰和马赞德兰两省进口的播种机数量，1960年120台，1963年4000台，1972年10000台，1977年8500台，1980年2900台。

1958—1967年，政府投资兴建大型水坝12座，灌溉面积由1960年的280万公顷增至1972年的360万公顷。白色革命前，化肥在伊朗乡村的大多数地区尚鲜为人知。即使在最发达的农业地区马赞德兰和古尔干，施肥面积仅占播种面积的3.5%。自60年代开始，化肥的投入量急剧上升，1959—1977年年均增长率为21%，其中1959—1961年年均投入3.2万吨，1968—1970年年均投入21万吨，1975—1977年年均投入68万吨。1960—1975年，主要农作物小麦播种面积从401万哈增至557万哈，年产量从292万吨增至437万吨，大麦播种面积从119万哈增至144万哈，年产量从81万吨增至102万吨，水稻播种面积从33万哈增至40万哈，年产量从71万吨增至102万吨。

尽管如此，白色革命期间，伊朗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相对缓慢。1969—1973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和1974—1978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产值的预计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4%和7.0%，而实际年均增长率仅为3.9%和4.6%，远远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其中1978年农业产值增长率为负0.8%。1960—1975年，小麦单位面积产量从每哈0.73吨增至每哈0.78吨，大麦单位面积产量从每哈0.68吨增至0.71吨，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从每哈2.12吨增至2.55吨，增长幅度有限。1959—1977年，主要农作物小麦年均增长4.3%，大麦年均增长3.0%，水稻年均增长4.9%。1956年，伊朗总人口为1900万，其中农业劳动力为330万；1966年，伊朗总人口增至2 600万，农业劳动力下降为320万；1976年，伊朗总人口达到3400万，而农业劳动力仅为360万。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63年为29%，1977年下降为10%。白色革命期间，160余万农户获得土地，拖拉机保有量增长16倍，化肥使用量增长20倍，然而农业合作社大都经营不善，农产品价格过低，农作物产量徘徊不前，农民生活水平亦无明显提高。白色革命前的50年代，伊朗的农产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出口国际市场。60年代初，伊朗农业尚且自给有余。自白色革命开始，随着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和城市化的长足进步，农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1960年，伊朗耕地面积为1140万公顷，国内市场的粮食需求量为700万吨；1975年，伊朗耕地面积为1570万公顷，国内市场的粮食需求量增至1900万吨。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粮食进口不断增加。1963年，非农业人口的粮食需求为740亿里亚尔，其中进口粮食20亿里亚尔；1977年，非农业人口的粮食需求增至5820亿里亚尔，其中进口粮食增至780亿里亚尔。另据统计，1973年，伊朗从国际市场进口谷物96万吨；1978年，伊朗从国际市场进口谷物增至218万吨。1973—1977年，伊朗进口谷物累计支出66亿美元。巴列维国王甚至宣称，“伊朗的小农生产水平相对落后，浪费财富，使国家无法继续负担”。然而，据此认为伊朗农业呈衰落趋势，否定白色革命对于伊朗乡村社会和农业生产的积极影响，尚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伊朗乡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无疑由于白色革命的诸多举措而发生明显的变化。封建地产、家庭经济和资本主义农场的此消彼长标志着伊朗乡村传统经济社会模式的崩坏与现代经济社会模式的长足发展，而农业生产关系的转变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非必然表现为同步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