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歌剧学校和社教学院电影文化专修科，经过一段时间的舞蹈教育实践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要成为一个舞蹈家，必须在年纪小的时候就要开始训练。1944年，当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邀请我在育才学校组织办舞蹈组时，我感到这种机会到了。因为育才学生主要是从年龄小的难童中选拔来的。当时愿意跟着我去的学生有彭松、隆徵丘、黄子龙、卓凤凤以及吴艺。前四人以及我自己准备当舞蹈组的教师，吴艺继续当学生。
学舞蹈在当时是新鲜事，所以第一学期只有一个孩子。我给随去的学生排练并给他们编新的舞蹈，给我自己编独舞。我继续保持在芭蕾舞技巧方面的训练。我们没有排练场，学校是办在一所古庙里，只有一座露天舞台，那就是我们的排练场地。
我每天保持芭蕾及钢琴的练习。由于是在露天舞台上，冬天很冷，我自己织了一双连指手套，练习时一只手冻僵了，只好两手交替练习，练习结束时，我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在育才学校，我重新将《瑶族鼓舞》改编为独舞，也可为三人舞，与彭松、隆徵丘一同跳，也由彭松配音乐及歌词。我改广西歌剧（桂剧）《哑子背疯》为独舞，由音乐组陈贻鑫、杜鸣心、杨秉孙等组成乐队，我们经常演出。(www.xing528.com)
《新华日报》社组织了一次秧歌表演，我们少数人被邀请参加，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从解放区来的舞蹈，其中一个节目是《兄妹开荒》。由于受到秧歌演出的鼓舞，我选了一首战争时期流行的歌曲，编成舞蹈。我采用延安秧歌剧形式编了《朱大嫂送鸡蛋》，由吴艺扮朱大嫂，彭松、隆徵丘及黄子龙扮战士。1945年时有机会到西藏人民的住地了，我们就积极筹集旅费。日本投降以后，我们终于乘长途汽车到了雅安市，雇了滑竿驮行李，在悬崖峭壁的路上步行了十多天，有一天晚上在客店过夜，土匪袭击了我们旁边邻近的屋子。当我们到达康定时，住在康藏贸易公司经理那里。是他和他公司的工作人员教我巴塘旋转舞，当地的一些从巴塘去的中学生也是我的老师。我在康定进行了一场非正式的演出，而且还跳了新疆维吾尔族舞蹈《青春舞》。西藏人说，如果我把西藏民间舞蹈介绍到中国其他地方，正如我介绍新疆舞蹈给他们一样，他们会很高兴。我很高兴地说：“我不仅已经这样做了，而且也把它们介绍到国际上去了，我会一直这样继续做下去！”
我们骑马从康定返回雅安，途中走了整整一个星期。宿营时，从马背上取下美丽的西藏帐篷搭起，在帐篷里把毯子铺在雪地上，温暖地、舒适地睡觉。马夫们不住帐篷里，而是盖上宽大的藏袍睡在露天。早晨起来他们抖掉自己身上的雪，随着马匹又上路了。
回到育才学校以后，舞蹈组已经有了六名学生。在育才学校的支持合作下，在重庆舞台上正式演出了中国民间舞。这个演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舞及这些舞中的歌曲，在各大学的学生中流传开来。我们的演出也总是“爆满”，收入用来付剧场场租及乐队的开支，舞蹈教师和学生从来没有要任何报酬。后来我们舞蹈组从草街子古圣寺搬到重庆化龙桥，这段时间，几乎每个星期六晚上我都到八路军办事处，那里举行跳舞晚会，就在那里，周恩来教我跳秧歌舞步。育才学校培育了中国民族舞蹈。抗战结束后，丈夫和我成为被美国国务院邀请的访美（1946—1947年）中国艺术家之一。自那时起，我将中国的民间舞蹈介绍到美国。我也回过特里尼达我出生的地方，同美国舞蹈家奇治·斐里尔考科斯一起，举行了多次演出。我教他中国民间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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