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对我说上育才要学会吃苦。说来奇怪，初到育才的我倒也没觉得有多苦，而是觉得一切都很有趣，很新鲜。
上海育才，地处北郊大场镇附近的余庆桥，周围是一片农田。校舍短缺而又简陋，不得不架起活动铁皮房，一房多用。楼上是图书馆，楼下是饭厅兼排练厅又兼舞蹈教室。几顶军用帐篷是我们的集体宿舍，每个帐篷里放上五六张上下铺，住上十多个同学。冬天滴水成冰，夏天火烤火燎，风雨的袭击，蚊蝇的骚扰，其艰苦可想而知。最难受的是冬天起夜，出了热被窝奔到露天去迎着西北风撒尿，个个冻得瑟瑟发抖。不知哪个天才的创造，事先放一个空罐头盒在床底下，起夜就可以不出门了。一时间，大家纷纷效仿，罐头盒身价百倍。我个子小，睡在上铺，便找来一根麻绳，以便将罐头盒提上床来。这下可招来了下铺同学的严重抗议，警告我，不可“天女散花”，否则，明天决斗。
上海育才的伙食比在四川时已经大为改善，人们也许以为美国善后救济总署拨给我们的鸡肉罐头是上品，但天天吃鸡肉罐头加青菜也是不好受的。那股罐头味，那些渣渣一样的鸡肉，让人一进饭厅就望而却步。倒是逢年过节吃上一顿红烧肉让同学们喜笑颜开。
周末，常常是开民主生活会的时间（在国统区的学校，开这样的会，恐怕只有育才），互相说说一周来的进步和不足，直截了当，真诚相待。我们还常常在井台上集体洗衣服，男女同学分工合作，有的打水，有的洗刷，有的漂洗，说笑间劳累也就不翼而飞了。(www.xing528.com)
最开心的要数进城去观摩了。那时可没有校车，连公交车也坐不起。大家排队步行，从大场余庆桥到四川北路虹光电影院，总要走上好几个小时。到了电影院，当经理的蒋大哥（蒋可夫，解放后任上海文化局演出处处长）热心地为我们签票，免费带我们进场。看完电影，集体住到四川北路843号育才办事处。自己动手下烂糊面吃，打地铺和衣而睡，大伙儿叽叽喳喳地谈论着有关电影的种种，直到深夜。
有一次大约是淋了雨，我发烧了，同学们有的去买药，有的打来热水，为我擦去虚汗。平时不太爱搭理人的女同学也来问寒问暖，使我好受感动。
我们的老师——大哥大姐们的薪水是微薄的，他们都是因为景仰陶老夫子而来。记得是一个发薪水的日子，有个调皮鬼拉来了一个卖烧饼油条的小贩，叫了一声“吴大哥请客”。同学们一拥而上，把大饼油条一抢而空。当一个个大嚼大咽时，吴大哥（伍黎）乖乖地掏钱付账。我估计，他那个月的薪水经此一劫大约所剩无几了。因为他那双破皮鞋好几个月都张着血盆大口，一直没能换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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