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 虹
我第一次见到陶行知先生是1939年夏天在重庆北温泉。我是去参加他主持的生活教育社暑期共学会学习的。他身材魁伟，平头方脸，学者气派，但装束却如他自称的“草夫”（他早年用过“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一见就令人感到可亲可敬，戴白韬先生在信上介绍我是“刘文伟，高歌的学生……”陶先生看了幽默地说：“你的文章伟大呀？”我说：“不，相反——很渺小。我已把‘伟’字改成‘苇’字，是芦苇的苇。”陶先生笑了，说：“对呀，不要自封伟大，要群众承认才是真伟大。你愿意作芦苇，好。不过，‘一苇’也可以‘抗之’嘛。”从此，我就在陶先生的关切下，开始了在育才的学习和生活。
共学会学习结束后，我转到陶先生主办的育才学校作“艺友”。按《育才公约》（章程）：“学校宗旨是追求真理，艺友为真理之传播兼学习者。”我是半工半学。
我那时才十八岁，很幼稚。但学习兴趣很高而且广泛，在这个新型的学校里，感到什么都新鲜，样样都想学、想问。陶先生工作很忙，他平时住在北碚，来校一趟不容易，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我却要向他问这问那，有人责备我“不懂事”。陶先生知道了，特为鼓励我说：“小刘，学问学问，就是要学要问；光学不问，只做到一半；光问不学，也只是一半。又问又学，才是完整的学问。好比一个人，不能光有上半身，也不能光有下半身，要上下身都全，才是完整的人。”他这段话，给我教育很深，后来我根据此意写成了我的《育才诗章》之一《学问》。陶先生希望我长大真正成为诗人，但我自己却还把握不定，直到艾青同志来校继任文学组主任，我有幸和他结为芳邻，夏夜乘凉，谈天说地，在艾青同志的启发下，我才定下以诗为业。可惜我后来长期没写诗，还是辜负了他的期望！
育才学校在离北碚二十多里的草街子古圣寺，地方偏僻，房屋破漏，蛛网密布，蛇鼠猖獗（仅蛇就捕杀了两百多条！）。陶先生以“晓庄精神”和“延安作风”勉励师生创造自己学习的好环境，使师生们树立起牢固的劳动观点，养成吃苦耐劳的好习惯。尽管当时每天是两顿粥和一碟发芽豆的清苦生活，学校还继续办下去。（陶先生自己从来就艰苦朴素，尽管他当“国民参政员”，每个月有四百大洋津贴，加上稿费、版税、讲演费、书法润笔费等，每月平均有千把元收入，但他个人开支，每月只有几元，其余全都花在教育事业上了！）
胡豆是育才的传统菜、家常菜，陶先生以身作则，连壳一齐吃，说主要营养在壳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师生们也没有人吐壳。这就是后来生活最艰苦时，人们感到奇怪的——为什么学生们都长得健康结实的道理。
学校初办时，每周打一次“牙祭”。很多人不吃肉皮，把它吐在桌上。陶先生便嘱咐工友把肉皮收集起来，洗干净，再红烧，烧得很
，端出来叫大家尝，说是“红烧海参”，大家觉得果然像海参一样好吃。当时陶先生随口编了一首诗：“肉皮胶质多，比肉更有益。烧得
的，当吃海参席。”从此以后，肉都烧得
的，再也没有人吐皮了。
为了使学校和群众进一步搞好关系，陶先生指示学校要经常请附近群众来校看演出节目；节日期间，还和群众举行联欢会；又派我和一位陈大哥到原古圣寺小学兼课，那里的小学生都是附近农民的孩子。由于学校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把学校看成他们自己的学校，遇到困难、危险的时候，群众总是千方百计地予以帮助、保护。最近，有一个原古圣寺小学的学生，后转育才学习的甘烈君（江西工学院机械系教授），谈起当时的情景，对陶先生还深为感念！(www.xing528.com)
过了一段时期，陶先生要我负责本校工友的学习，我遵命办了一个“工余夜校”。陶先生对我自编的教材和动员、组织“小先生”（育才学生）给工友上课的办法表示满意（我的《育才诗草》中有《小先生》一诗记此事），对我为展览工友学习成绩而出的《工余壁报》也颇欣赏。有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出了期壁报，刚一贴出，反动教育当局正好派人来校检查，指导部主任帅昌书（丁华）叫我暂时收起来，我不但不听，反而要故意“示威”，结果闯了祸。反动派借此攻击、压制我校。陶先生为此大伤脑筋，但他却苦口婆心地教育我要懂得斗争的策略。所以，当校部出《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时，我便做了“两手准备”——写了两种内容不同的诗：一种，歌颂共产党是“持久抗战”的“中坚”，反对反动派搞分裂；另一种，照抄报上的“官样文章”的自由体诗，以应付上述情况。但贴出来后，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却说这是“两面派”做法，我哭笑不得，感到委屈。陶先生却开导我：要学会忍受误解哪怕承受牺牲。这使得我进一步了解了陶先生忍辱负重的高尚品格，更加尊敬陶先生了。
解放后，有人说陶先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教育家，特别是在批判《武训传》时牵连到他，因为他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扼制下办教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培养革命战士。只不过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利用了“合法手段”进行不合法的斗争而已。
有人说，陶先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教育家，这是误解。陶先生早在提出他的教育学说——“生活教育”的时候，就是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他和他的老师杜威唱反调，杜威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陶先生却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陶先生提出这种新的说法，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教育思想的革命，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分析杜威的教育思想之后作出的科学的判断和结论，是教育思想上的一次革命。
众所周知，陶先生原名陶知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后，他认为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说法是唯心主义的，应该颠倒过来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因而改名为陶行知的。
陶先生一直是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对党的信念从未动摇。早在他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孩子剧团”“七七少年剧团”时，就和党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学校团体的负责人和学生多为党员。至于育才学校，一开始就建有地下党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是音乐组的艺友林书昭（林琼，现任杭州大学科研处长）。她调走后，周恩来同志亲自派刚从延安来的廖意林同志继任支书。育才后来面临困难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到学校来，支持陶先生“百折不挠”地把学校办下去，同时动员许多人到解放区去，如指导部主任帅昌书、文学组主任艾青、音乐组主任贺绿汀、教员任光和任虹等就是这样去延安或皖南的。
解放初，我在重庆听育才重庆分校校长孙铭勋同志说：“陶先生早有入党要求，但董老、吴老、恩来同志认为他留在党外对党更有利，他就服从了。其实，他早已具备党员条件，可以说是一个‘非党布尔什维克’。”
陶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今天，当他的九十诞辰之时，匆促写下这段回忆录，零零碎碎、拉拉杂杂，不成文章，只是表示对陶师的追思和感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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