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四川梁平的一个乡下，那时的全家生活全靠我父亲行中医和出租土地。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没有文化，但是很善良。父母只生了我们四姐妹，没有儿子，由于那个年代封建思想非常浓厚，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压力下，我的父母是痛苦的，我们姐妹当然也是受人轻视的。尽管那样，由于我父母行医，见多识广，受外界影响，将我们姐妹都送到学校读书。可惜，父亲尚未将我们培养成人就病逝了。为了继承他的遗产，从族中抱来一个男孩，作为我们的长兄。
父亲去世后，家庭经济来源愈来愈少，生活逐渐拮据起来，因此，1944年夏天，母亲就不让我继续上学，把我留在家乡当小学教员，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同时，母亲也急于为我筹办婚事以尽她做母亲的责任。这一学期，我无可奈何地听从母命，在学校教书，而思想深处我是违抗母亲意愿的。首先，我还想念书，尤其在教书的实践中，更感到自己的知识贫乏，适应不了教学的需要，想上学的念头更加强烈；其次，对母亲的包办婚姻，我内心深处非常反感，使我非常苦闷，迫切渴望脱离现有环境，得到再学习的机会。
我和胡方裕是小学的同班同学，教书时，又和她一同回到母校教书，我们俩同住一个宿舍，朝夕相处，生活上互相照顾，思想上也无所不谈，共同的愿望就是离开家乡，寻找学习的机会。正好，1945年的春天，我中学的老师和他的一个朋友一同到我们家乡来探亲访友，我和胡方裕就求助于他们，一道奔赴重庆，在重庆管家巷28号找到了我们小学的王敏（金彰）老师，他当时是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的主任。经他介绍，我和胡方裕以自费生的身份考进了育才学校社会组，地点就是重庆北碚草街子回龙寺。(www.xing528.com)
考进了育才学校，我和胡方裕就如鸟笼里飞出的鸟一样欢快自由，同育才的大哥大姐和同学们生活在一起，亲如家人。在学校的培养教育及同学们的影响下，我们俩的政治思想觉悟逐步得到提高，对是非的判断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尤其是党的为人民服务，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革命道理，深深地教育和启发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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