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与否

在研究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影响收入分配的宏观层面时，以经济增长作为桥梁，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金融发展对一国收入分配的影响。

1.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自由化既是金融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金融发展的核心内容。虽然理论模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McKinnon(1973)和Shaw(1973)一致认为，消除金融抑制，推行国内金融自由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1]但是，一些研究文献指出，金融自由化可能不利于一国的经济增长。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Burkett和Dutt(1991)认为，金融自由化可能导致经济滞胀。^[2]具体来说，高利率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使成本加成的价格上升，抑制了投资，而且吸引了外资流入，造成本币价值高估，导致出口减少，以及增加政府债务的利息负担，引起政府支出减少。这样，实际利率的上升一方面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造成投资、出口及政府支出下降，从而导致经济衰退。这种情况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发生过。在这些国家，因为政府债务负担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以及极高的实际利率，金融自由化政策推行的结果是企业破产、银行体系运转失灵，以及长期的经济衰退。

在新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下，Taylor(1983)指出，提高实际利率，可能导致资金从非正式金融市场向正式金融市场转移。金融自由化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决定于正式与非正式金融市场在资金配置方面的相对效率。^[3]因为信息基础的薄弱及有限的分担风险能力，非正式金融市场的效率较低；但是，这一效率损失，可以通过非正式金融市场对间接交易成本费用的节约加以弥补。所以，人们不能断言正式与非正式金融市场之间的效率优劣。

运用现代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Stiglitz(1993)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因为信息残缺和不对称，政府的合理干预能够纠正市场失灵，增进社会福利。^[4]由于信息的不完全，金融抑制能够改进资本的配置效率：第一，降低利率可以改进贷款申请者的平均质量；第二，金融抑制降低了资本成本而增加了厂商资本财产；第三，金融抑制与其他配置机制(如出口实绩)一起使用，能够加速经济增长；第四，指导性的信贷项目能够鼓励向具有高技术溢出效应的部门进行贷款。此外，政府可以使用一些激励和限制措施来减少道德风险问题，最简单的做法是提高资本要求，加强审慎监管。

如第二章所述，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金融自由化与储蓄、投资、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某些关联，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它们之间的正向和因果关系。如果撇开由自由化所致的金融危机，改革既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

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大多数经济学认为，作为金融自由化的外部延伸，国内证券市场开放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简称“金融开放”)导入的跨境资本流动，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推动一国的经济增长：(1)资本的世界范围流动，有利于一国获取廉价资本、先进技术与管理诀窍，并实现资本的全球优化配置；(2)国内居民有机会在国际范围内对其证券资产进行分散组合，从而减轻各种来自国内实际或金融部门的冲击，并尽量保证其收入和财富的稳定性；(3)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有利于国内金融业的整合，引进各种新的金融工具，以及通过日益激烈的竞争提高国内金融服务的质量。

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并没有多少经验证据支持或推翻这一观点。运用两组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Rodric(1998)考察了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5]第一组为20个发展中国家，时间跨度为1973—1996年。研究发现，就经济增长而言，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但是，成功或失败都不能归因于金融开放。第二组为10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时间跨度为1975—1989年。研究结果并没有表明，实行金融开放的国家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或更低的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说，在其他因素既定的情况下，金融开放与一国长期经济发展没有什么必然因果联系。Prasad等人(2003)的研究结果也表明，金融开放与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6]1980—2000年，虽然有些金融开放的国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也有许多明显的例外情况。例如，在研究样本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排名第一的中国，其金融开放程度并不高；排名第二的韩国，其高速经济增长大部分是金融开放之前实现的。(www.xing528.com)

2.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虽然经济增长总体上代表着一国的产出增长，但是不能保证不同的收入群体都能均等地受益于增长带来的福利。所以，经济增长对一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决定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资产和机会的初始分配是否赋予穷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可能。

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方面，Kuznets(1955)提出了一个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化规律的假说：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贫穷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趋于上升；到经济增长的后期阶段(富裕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趋于下降。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该假说预示在经济增长过程，一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趋势。Klasen(2001)则认为，通过直接、间接两种效应，经济增长可以改善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直接效应指穷人所在的部门和地区因增长而受益，以及增长可以提高穷人拥有的生产要素价格；间接效应则指经济增长可以使一国政府获得更多的再分配资源，进而能够通过累进性税收、转移支付和公共支出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与能力。

由于缺乏时间序列方面的资料，对倒U形假说的实证分析主要是利用截面资料进行的，即对同一时期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收入分配状况进行比较分析。这种研究实际上是暗含地假设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当于一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把倒U形现象由动态的历史过程转化为静态的国别比较。截面研究一般支持了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例如，以基尼系数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指标，鲍克特(F.Paukert，1973)运用56个国家的数据资料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研究。^[7]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如表5-1所示。

表5-1鲍克特所列56个国家不同收入组的基尼系数平均值

从表5-1中清楚地看到，从低收入组到高收入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是上升(基尼系数增大)，在收入水平为201～300美元时，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严重(基尼系数达到最大)，超过300美元之后，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基尼系数趋于下降)。进一步，我们可以由此引申的三点结论是：(1)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一般比发达国家更不平等；(2)在发展中国家中，最贫穷国家的收入分配比较为贫穷的国家要平等一些；(3)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是收入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期的时间序列分析较少，但也有些研究。有的运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时序数据证明了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前半部分，即收入分配趋向不平等；有的利用发达国家的时序资料证明了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后半部分，即收入分配趋向平等。不过，有的研究却否定了库兹涅茨假说。例如，费尔茨(G.S.Fields，1984)根据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对倒U形假说提出了怀疑。^[8]他认为，即使早期阶段也不必然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恶化，亚洲“四小龙”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改善了。从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经济迅速增长，人均GNP从1964年500多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1000多美元，年增长率为6.6%；而收入不平等程度却一直下降，基尼系数从1953年的0.57下降到1972年的0.29。运用112个国家1947—1994年的数据，Li、Squire和Zou(1998)的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国的基尼系数相对稳定，国家之间的基尼系数却相去甚远。也就是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可能与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关系，它决定于国家内部变化较慢、国家之间差别巨大的一些因素(如社会道德与传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