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数字信息融合研究现状与优化

从历史角度看，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一直存在着天然的共通性。例如中国古代政府中的“天府”“兰台”“石渠”等机构一直以来承担着图书、档案和古物收藏的职能。20世纪博物馆学家傅振伦先生在《王重民别传》提道：“有三尝谓：研究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三馆学’，不仅要通一馆的知识，还要兼通其他两馆的知识。因为三馆资料的采集、鉴定、编目、研究、刊刻，或复制流传、图录、书影的印行，在过程或方法上都是相通的。”^〔1〕随着数字媒介的广泛应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作为非正式教育的资源提供方，顺应了网民开放进入理念的需求，成为提供信息的服务机构。正如美国史密森研究院G．Wayne Clough所言：“对于史密森、以及其他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而言，技术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数字化藏品、图像、记录的在线可达，意味着原来对于我们而言数百万难以亲临现场的观众数。”^〔2〕然而LAM三类机构各自为政的资源管理与服务阻碍了公众对文化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共享。

信息化的推进使得美国和欧洲各国在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信息服务方面都做出了各自的尝试^〔3〕。国内关于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探索文献或集中在重要性的探讨和整体架构体系的分析^〔4〕，或聚焦公共图书馆为主导的数字资源共享案例，诸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深圳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州城市记忆工程”等数字资源共享工程；对国外的实践较多瞩目于世界数字图书馆（WDL）、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记忆项目（American Memory）、欧洲数字图书馆（eEuropean 2012）、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检索系统（NDL search）等，呈现出从档案学到图书馆学对LAM数字资源融合的探索。然而，由博物馆机构为主导的，从最终用户界面入手，真正实现“为用户提供统一的资源检索接口”^〔5〕的成功范例论述却始终未见。

本文拟选取美国史密森研究院为样本，分析单个机构尝试整合旗下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多种异构数据库，提供融合信息服务的案例，仅以服务层面用户导向为考察线索，探索LAM数字资源融合的技术路径。(www.xing528.com)

由于LAM合作需要统一的管理、共同的利益和类似的价值观^〔6〕，美国史密森研究院是吻合多层次需求的完美分析对象。作为全球最大的博物馆群，史密森研究院共有19个博物馆，20个图书馆，13个档案馆，一个国家动物园，一个航天实验室以及数个科学研究中心。其涉及的领域涵盖艺术与设计、文化与历史、科学与机械，共1亿3 700万件藏品。研究院共有数百个专业数据管理系统和在线网站、编目系统。在LAM的数字资源融合服务尝试中，其所属机构的多元化包含了不同组织文化和信息管理系统的挑战，也具备了多种元数据标准共存的要求，并且可以规避一般LAM数字资源融合时某个合作伙伴占主导地位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