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后期“文人论兵”造成了兵学空前热烈的场面，产生了诸多成就，这固然是事实，但它所显示的更多的是一种文献意义上的繁荣。就兵学思想而言，在“文人论兵”的潮流之下，兵学与儒学碰撞、交融，出现了儒学对兵学的崇尚与贬抑、浸润与改造共生的局面。这成为此期兵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文人论兵”的立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站在兵学的对立面，从儒家“仁”“义”思想出发，对兵学的“诈”“利”提出尖锐批评，进而否定兵学的作用和价值。这方面，刘敞的言论最为典型。他认为，战胜的根本在儒家仁义、忠信之政，而非兵家权谋智诈之术，他说：“以道德为藩，以礼让为国，以忠信为用，以仁义为力，故守必有威，动则能克。盖威也，无暴强之名，克也，非权诈而得。”[111]他认为，对兵家诈谋之术的公开传授和学习是对儒家治道风俗的破坏，所谓“夸苏张于平世，侈孙吴于异类，终无异于王道，空自绝于圣治”[112]。刘敞的这种兵儒对立论是对兵学发展的反制，兵学越有发展之势，这类反对意见就越激烈。尽管这类意见较为极端，而且只是部分人的观点，但也一度在朝野上下产生重大影响，庆历武学的罢废便与之直接相关。
第二种是在“道”的层面上崇儒抑兵，在“器”的层面上承认兵学的价值。他们一方面强调儒学的“仁”“义”对于军事斗争的主导性，另一方面又承认“兵者，时之大务，邦之重柄”[113]，注重兵学理论的作用和价值。应该说，持这一立场者是宋代论兵文人的主流。宋代文人官僚在论及军事或边防问题时，往往本于这样的立场，在坚持儒家政治原则的前提下，援引传统兵家思想，分析问题，提出对策。
在兵学研究者中，这一立场尤为普遍。如梅尧臣，他批评《孙子》说，“此战国相倾之说也。三代王者之师，司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但又赞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师用兵，料敌制胜，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114]，因而为之作注。又如苏洵，他一方面极力与兵家划清界限，称“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115]，而且在《权书》中专立《孙武》一篇，论述孙子“徒能言兵而不能行”，另一方面，又对孙子的军事理论成就给予肯定，称之为“言兵之雄”，“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也”，并在《权书》《衡论》《幾策》等论兵文章中大量因袭、引用兵家之说。其子苏轼亦然，他撰《孙武论》一文，评价《孙子》“智有余而未知其所以用智”，“以将用之则可，以君用之则不可”[116]，但在具体论兵之时，又备引《孙子》“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117]诸说。苏门弟子晁补之也承袭了这一立场，称“孙武无王佐之才，而其言有用于王者之事”[118]。这些文人在论兵之时，往往以儒家思想诠释兵学，在丰富和发展兵学思想的同时，也使儒学对兵学的浸润和改造更加深入。(www.xing528.com)
第三种是不论兵儒差别，尊崇兵学。这类文人不占多数，主要集中在兵学研究者中。如张预注《孙子》，又作《十七史百将传》，以诠释和发挥《孙子》思想为己任。何去非、王皙等也无明显的崇儒抑兵之论，但是，这些文人身处儒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各自的兵学论著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援儒解兵，使其兵学思想染上了鲜明的儒家色彩。
总之，在北宋中后期的兵学发展中，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是直接推动力，文人是论兵、研兵的主体。基于各种不同立场的批评和研究为兵学发展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图景，一方面，兵学在意识形态层面为儒学所批判和贬抑，另一方面，其在具体战争指导思想方面又为儒家所认同、浸润和改造，兵儒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在儒学主导下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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