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或儒学对科学态度与影响

全面和正确认识理学或儒学对于科学的态度以及对于科学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首先,我们必须要看到程朱理学在格物问题上所存在的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思想与论述。一方面,无论是二程还是朱熹都曾讲过一草一木之中亦有理的话,也曾讲过于一草一木中格物穷理的话,如程颐说:“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程氏遗书》卷一八)朱熹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朱子语类》卷一八《大学五》)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讲格一草一木并不是最重要的学问,例如朱熹说:“格物之论,伊川意虽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九《答陈齐仲》)

但我们应当清楚,对于程朱来说,这样的矛盾可能并不存在,因为他们都十分明确地强调,伦理道德在其理学中居于核心地位,而其他如科学知识实则位于从属地位。(65) 这实际也是程朱的基本价值观。这里就需要我们调整自己的观察视角。确切地说,就是我们不应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古代的科学观或科学价值观,而是应当站在古代的立场来看当时的科学观或科学价值观。之所以要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对于科学的态度和观念实际已经受到近现代科学观的充分洗礼,也受到近现代科学价值观的充分洗礼。但古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能给予或提供属于他们那个时代可能给予和提供的东西。对于程朱而言,态度是很明确的,即道德第一,知识第二。换言之,这也是世界范围古代文化的普遍准则。也就此而言,要求古代思想家必须具有对知识充分重视的想法其实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十分幼稚的,甚至是蛮横的。这应当是我们考察他们的“科学”态度,也是我们能够或应当之于他们的“合理”要求。而恰恰在这里,理学家或者理学(也包括更广泛意义的儒学)有可能是较合理地或较完整地设计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结构,包括建立起了较为合理的知识观。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或者说从伦理与科学的关系来说即是:它一方面肯定自然知识在全部认识中的地位和意义,给予科学知识以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又捍卫了理学或道学的尊严,也即捍卫了道德的尊严,指出这样一种道德所应当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与同时期西方基督教相比,这在当时很可能是一种“更为合理”或“更为合适”的态度;而与同时期的伊斯兰教文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在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样一种结构与价值观就是完美的,或者没有缺陷的。

然而即便如此,理学或儒学对于同代以及后代的科学发展的积极意义仍是不可忽略的。

例如在前面的考察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理学或儒学的许多思想(也包括涉及重大命题或问题的思想)并不仅仅具有哲学的意义,它同时也与科学活动有着紧密的关系。以“穷理”思想为例,理学对于穷理的强调明显是有知识与认识基础的,这离不开同时代科学实践所提供的材料,也离不开前代认识所提供的资源。但我们应当看到,从认识的资源、知识的材料上升为“穷理”的观念与思想,这之中毕竟包含了理学思想家自身的判断和识见,而这种判断和识见本身无疑是一种重大的跨越和突破。而通过考察,我们不仅看到这一观念和思想在哲学自身认识论层面的正面意义,也看到这一思想对于相当广泛的科学领域的积极影响,并且如前面所指出,这种影响将持续到明清两代,乃至向近代敞开大门。

又如我们还清楚地看到,一些思想家如何亲身参与某些科学活动,不少儒家学者如张载、朱熹从儒学研究的需要出发来研究自然知识,但却也培养起了对于自然知识的兴趣,以至于我们今天已难以确定他们究竟是出于儒学研究的需要,还是纯粹出于个人的兴趣,这同样也作为这一时代科学活动的一个不可忽略或分割的部分。我们应当看到,作为哲学的观念、思想、概念如此广泛地与科学活动相交流、相融合,特别是作为儒学思想家或学者对于科学知识表示出如此浓厚的兴趣并广泛而自觉地参与科学活动,这在中国知识与思想关系史上是不多见的。这反映了价值观上的变化。虽说这一变化并非根本,但可以这样说,正是这观念上迈出的一小步,却导致社会实践上迈出的一大步。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儒家文化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这可以在当时不少儒家思想家如范缜、韩愈的相关论述中清楚地看到。这种状况到了宋代以后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而这种状况的改变,也即宋代理学对于唐代佛学的替代,宋代哲学对于唐代宗教的替代,都不仅仅是出于哲学或思想上的原因,它还包含有知识与思维上所提出的要求,也即它有整个文化背景的因素。换言之,儒家对于佛教哲学乃至包括佛教和道教在内的“清算”是一种全面的清算;儒家对于传统文化的“收复”也是一种完整的收复。毫无疑问,在这之中,哲学、科学以及这二者的关系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并且在这一收复中,他们也是休戚与共的同盟者。

宋元时期哲学与科学的密切关系直接导致了这样两个结果:一方面,儒学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知识部门儒学化;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加入又使得儒学具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内涵。不少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学者也都注意到理学或儒学与科学的这种契合关系。如李约瑟在一段与朱熹相关的论述中就说道:“不管读者是否倾向于接受我的解释,至少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66) 又如乐爱国的《宋代的儒学与科学》中认为,宋代儒家对于科学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圈层,最外面的是对自然知识有一般兴趣的儒者,中间是对科学有一定研究并撰有著作的儒者,核心层则是在科学上有显著成就并可以被称为科学家的儒者,而这部分人又可以叫作“儒者科学家”。又该书的第九章“宋学与宋代科学发展的关系”中也分三节讨论了宋学或理学与科学的这种契合关系,包括:宋儒对自然知识的重视与研究;宋学精神与概念对科学的影响;宋学对宋代科学发展的作用。乐爱国指出:由于宋代儒家重视并研究自然知识,儒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包括:科学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越来越多的儒家学者或具有儒学背景的儒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儒学对于科学的影响更为明显。(67)

当然,理学与科学的关系可能还远较此来得复杂,例如宋代的理学与元代的理学不一样,宋代的理学与明代的理学更不一样。一般来说,越是往后,理学空疏的学风也越加明显。因此当我们说理学对科学的影响时是要做出区分的。不过,哲学对于科学的影响也有某种滞后性,所以元代包括明代又可能是充分“享受”程朱理学格物思想的时期,在这方面,宋元数学四大家和金元医学四大家对于理学思想的运用就是一个明证,明代诸多科学大家与巨著的出现也是一个明证。

此外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宋元时期的科学价值观并非是完全由哲学单独主导的,科学活动本身也有自己的“声音”。如从前面的考察中我们得知,宋元时期农学与生物学发展迅速,各种动植物谱录纷纷问世,层出不穷,而这些谱录就是关乎“草木虫鱼”的。由于理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过意见,因此当时有不少学者就此展开了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观的讨论,其中也包括对理学家看法所提出的质疑和批评。如叶大有在王贵学所著《王氏兰谱》的序中说:“窗前有草,濂溪周先生盖达其生意,是格物而非玩物。”“夫草可以会仁意,兰岂一草云乎哉?君子养德,于是乎在。”叶大有认为养草“是格物而非玩物”,且与养德并行不悖,“君子养德,于是乎在”。又黄公泰为《续博物志》所作的跋说:“夫道固绝学,然岂必漫不省识一物而颓然以独造耶?《诗》识鸟兽草木之名,《易》知鬼神之情状,于道与有力焉。子在川上所见者水,而所取者道也。”黄公泰在这里也指出道学不应拒斥其他知识。而如前所见,陈景沂更在《全芳备祖》的序中说道:“余之所纂盖人所谓寓意于物,而不留滞于物者也,恶得以玩物为讥乎,且《大学》立教,格物为先,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学者之当务也。”且“以此观物,庸非穷理之一事乎?”陈景沂指出观察研究鸟兽草木其实正是《大学》立教的传统,并且他对理学家所谓“玩物丧志”说提出了质疑甚至批评。(68) 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看到科学观的独立性,科学价值观的独立性。

我们由此也不难看到当时某种不同于程朱理学的观点,看到不少学者对于程朱理学中某些特定的知识观念或价值观念的矫正,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对理学“格物致知”、“格物穷理”理论与学说的一种更加科学和正面的解读。这样一种科学和正面的解读有助于剔出程朱理学理论中的某些偏见或糟粕,有助于完善对于“格物致知”、“格物穷理”理论与学说的理解。应当看到,这样一些认识和观念在当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起着积极的作用。我们由此也得知,科学在哲学面前,并非完全是被动的,并非只是一种依附。科学活动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不少科学家知道如何接受哲学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并剔除其中的杂质。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看到科学如何从对儒学的依附关系中逐渐地摆脱出来,这其实又是哲学观念所无法设定的结果。而放在儒学发展的大背景中来看,这种知识线索及其观念的相对独立也未尝不是一种进步。从宋元到明清,伴随着科学的独立,我们越来越看到这种意识的确立和成熟。不只如此,它还会更加坚定而明确地向思想与观念发出声音,直至这种声音具有主导地位。

(1) 以上考察主要参考了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和刘洪涛编著《中国古代科技史》等著作中的相关内容。

(2) “理”虽是理学的核心概念,但它并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概念,而是一个继承性的概念,关于其继承的意义后面将作专门论述。

(3)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页。

(4) 同上书,第419页。

(5)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26页。

(6) 详见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中)》相关论述。

(7) 程颢讲:“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就伦理或道德意义而言,二程的“理”或“天理”应当受到《乐记》的影响。《乐记》中说:“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8)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第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9) 可参见乐爱国《宋代的儒学与科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第六、第七两章相关人物思想的考察。

(10) 乐爱国有《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0)一书,对朱熹的格物理论以及与科学的关系作了专门的研究,可以参考。

(11) 参见乐爱国《宋代的儒学与科学》,第六、第七章相关人物思想的考察。

(12) 详见卢嘉锡总主编、席泽宗分卷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相关内容。

(13)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第67页。

(1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第71页。

(15)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册),第7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6)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96页。

(17)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289、29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18) 参见〔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290、291页。

(19) 参见胡道静《梦溪笔谈校正》“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0) 有学者也将沈括“原其理”的思想概括为“验迹原理”的方法,见周瀚光《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

(21) 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沈括研究》,第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22) 参见乐爱国《宋代的儒学与科学》,第59页。

(23)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88、289页。

(24) 参见胡道静《梦溪笔谈校正》,引言部分第17页。

(25) 《人民日报》1951年2月26日,第3版,转引自胡道静:《梦溪笔谈校正》,第940页注6。

(26)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第691页。

(27) 〔英〕梅森:《自然科学史》,第7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28)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5页。

(29) 参见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第106页。(www.xing528.com)

(30)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第54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31) 以上分别见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中)》,第670、671、672页。

(32) 参见乐爱国《宋代的儒学与科学》,第110页。

(33) 参见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第659页。

(34) 可参见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中)》,第684—688页。

(35) 参见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第696—698页。

(36) 见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中)》,第673—679页。

(37) 也有学者注意到,王祯的《农学》的不少内容有可能来源于“曾氏农书”。

(38) 参见乐爱国《宋代的儒学与科学》,第73、75页。

(39) 钱宝琮:《宋元时期数学与道学的关系》,载钱宝琮等:《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第23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

(40) 参见周瀚光《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第63—65页。

(41) 参见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中)》,第705页。

(42) 参见钱宝琮等《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第7页。

(43) 参见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第729页。但这并不意味着宋元时期的数学研究就全然与实际应用无关。我们也要注意不同学者的差异,如秦九韶的《数学九章》就仍具有较多的应用特征,正如袁运开、周瀚光主编的《中国科学思想史》所指出:秦九韶对数学的分类依然归属旧的窠臼,虽然其也为建立脱离具体事物的纯数学创造了条件,但还没有走上这一步。又指出:杨辉也是根据社会实际编造数学问题,如其《日用算法》就是依据开秤、斗斛、丈尺、田亩、端匹、仓窖、堆垛、修筑等日常事物中的需要编造各类题目。见该著作中册,第589、718页。

(44) 参见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第722、727页。

(45) 参见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第39页。

(46) 参见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第722—727页。

(47) 钱宝琮:《宋元时期数学与道学的关系》,载钱宝琮等:《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第237页。

(48) 以上参见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第727、728页。

(49) 参见周瀚光《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第63—65页。

(50) 同上书,第65—67页。

(51) 有学者指出,这一观念其实有更为久远的传统,如《国语·晋语八》中讲:“上医医国,其次疾人。”

(52) 参见乐爱国《宋代的儒学与科学》,第12页。

(53) 参见乐爱国《宋代的儒学与科学》,第90—98页。

(54) 参见卢嘉锡总主编、席泽宗分卷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第422页。

(55) 分别见〔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26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英〕梅森:《自然科学史》,第75页。

(56)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89页。

(57) ③同上书,第510页。

(58) 同上书,第528页。

(59)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第44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60) 分别见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31、20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1) 胡道静:《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见《朱熹与中国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

(62) 参见乐爱国《宋代的儒学与科学》,第88、89页。

(63) 卢嘉锡总主编、席泽宗分卷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第六章中对此作了较多的搜集和整理,本书参考了这一工作。

(64) 参见蔡宾牟、袁运开《物理学史讲义——中国古代部分》,第184页。

(65) 极而言之,理学家们所关心的自然现象往往是“大尺度”的,它主要体现在宇宙论以及相连带的天文、气象和地理知识上,而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阐述其“理”、“气”这样一些核心概念及其思想。所以尽管程朱等人强调格物致知和格物穷理,甚至说“一草一木”、“一器一用”之中皆有“理”可格,但总的来说,他们对于那些过于具体的“事物”及其“理”的确是不甚重视的。在程朱等理学家看来,这样一些“物”和“理”并不是他们所关注和强调的“物”和“理”的核心内容,这些知识与他们所考虑的道德问题没有实质性的关联,也和他们所考虑的本体问题没有实质性的关联。对此,我们其实也不必过于计较。毕竟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关怀,实证研究并非哲学之特征。

(66)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26页。

(67) 参见乐爱国《宋代的儒学与科学》,第79、81、166—178页。又乐爱国对整个中国古代儒家与科学的关系有很高的评价。其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孕育于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家文化与古代科学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儒家包容科学,儒家学者研究科技,表现为儒家文化具有科学的内涵,同时也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　科学家与儒学密切相关;(2)　儒家文化培养科学家的人格素质;(3)　儒家学说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4)　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5)　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6)　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见乐爱国:《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第293—30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我想,乐爱国的上述评价放在宋元这一时期应最为合适。

(68) 类似这样的影响可能还可以找到许多,详见卢嘉锡总主编、席泽宗分卷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第六章第三节有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