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翻看《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随兴随意地谈过《史记》和《资治通鉴》，现在再来以《汉书》为例，谈谈《图录》编纂者是怎么弄得你哭笑不得的。
《图录》所收第0375号藏品，著录的说明文字，是“北宋刻递修本［卷30配宋庆元元年（1195）建安刘元起刻本，卷39配宋嘉定蔡琪刻本］”，且注明系清黄丕烈士礼居及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故稍有《汉书》版刻知识者即明，此乃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之所谓北宋景祐刻本，其确切版刻年代，现在虽然还不大容易确定，但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印本而言，其书版竣工应是在南宋初年。这一点，学术界早已辨识清楚。前此我在《颜师古注的〈汉书〉叫什么名》那篇文稿中已经谈到相关情况。
当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此书，是由张元济先生主持其事。张元济先生在影印本的后跋里讲述这个本子的版本状况说：
原阙《沟洫》《艺文》二志，配以大德复本。又残损漫漶者十余叶，亦以元刻补配。
一般来说，像张元济先生这样的版本专家，是既不会说瞎话也不会讲假话的，但张先生以文言写题跋，行文力求简约，有些话也就说得不是十分明白。譬如，这“配以大德复本”的《沟洫志》和《艺文志》，究竟是商务印书馆采用的这个所谓景祐刻本原来就配有的，还是他老人家新给配进去的，就语焉未详。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375号藏品北宋刻递修本《汉书》
本来前些年《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过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个本子，可我由于手头已有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汉书》，就没再花钱去买。现在读到这部《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最引起我兴趣的，就是想看看《沟洫志》和《艺文志》这两卷书的情况。
《沟洫志》在《汉书》里排在第二十九卷，《艺文志》紧次其后，排在第三十卷。我们看《汉书》最后那一卷，也就是所谓《叙传》，班固在这里讲述了他自己排定的《汉书》各个卷次的先后位置，次序就是这么排的。然而大家看《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著录的情况，这阙佚的两卷，却是第三十卷和第三十九卷。这真的太让人吃惊了！说吃惊，倒不是因为我太崇拜张元济先生而不相信他老人家竟会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我做研究，最注重无征不信，对谁都不会盲目崇拜。这是因为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汉书》就在手头，我是常翻常用经常看的。《图录》著录说此本阙佚卷三〇，这没有问题，不会让我感到有什么意外，可是那个第三十九卷是《萧何曹参传》，传主是何等重要的大人物，明晃晃、亮堂堂地摆在那里，一丁点儿也看不出配本的迹象。所谓景祐本《汉书》的版刻形态是很特殊的，按照我所具有的版本学常识，觉得想从其他版本中找到一卷长成这样的来配上，乃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这让我怎么相信《图录》这一说法？
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按照我的猜想，很可能是《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的编纂者搞错了阙卷的卷次。本来阙佚的是卷二九至卷三〇，可卷二九是排在卷三〇的前边，怎么竟然能被《图录》的编纂者错置其前后次序，这让人觉得实在太过于荒唐，也太过于离奇。这么一弄，阙佚的这两卷到底是怎么配的，我也不能不感到怀疑——到底哪一卷配的是哪一种书，要不是亲眼看一下原书，实际情况，谁又知道呢？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谓景祐本《汉书》
我很关心这两个阙卷的配本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因为我对《汉书》的版本状况几乎一无所知，希望这部《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能够多给我提供一些本来就应该提供，而且也很容易提供的版本信息。
按照目前所披露的信息，在核对原书或是去查看《中华再造善本》丛书的影印本之前，我只能相信是张元济先生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时候，刻意抽换掉这部书中补配的庆元年间刘元起刻本和嘉定年间蔡琪刻本，配上了从其他途径找到的所谓“大德复本”。
让我特别好奇的是，这两卷“大德复本”的底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像我这种外行在研究中需要了解一部书的历代版刻状况时，往往只是检索一下傅增湘的《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邵章和邵懿辰祖孙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以及朱学勤的《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这些“版本目录”书籍，然而在这些书籍中是找不到这样一种“大德复本”的。唯一与其时代相近的刻本，是大德年间建康道九路合刊“十史”中的太平路儒学刻本，但太平路儒学刻本的行款与此差别明显，是四周双边，细黑口，与此左右双边白口本判然有别，而且每行的字数也不相同，故二者绝非一事。这种太平路儒学刊本，在《图录》中就收有两种，即第0386号和第0387号藏品，大家看上一眼，再对比一下上面出示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本《汉书》补配的《艺文志》，会很容易明白的。这至少说明补配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这种“大德复本”是颇为罕见的，张元济先生何以惜墨如金而对其来源和版本状况未加任何说明，实在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www.xing528.com)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谓景祐本《汉书》补配“大德复本”阙卷
不过这么重要的基本典籍，很难想象就这么来无踪去无影地没了。稍微琢磨一下，好像也能找到它的行迹。《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载录的第0376号藏品，是与上面讲的第0375号藏品为同一版刻，也同属黄丕烈士礼居旧藏，《图录》编纂者将其著录为“北宋刻宋元递修本”，并且注明其中补配有元刻本、明正统刻本和清初抄本。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图录》记云，此本系“辛亥革命前张元济为涵芬楼购置，钤‘海盐张元济经收’‘涵芬楼’‘涵芬楼藏’”。张元济先生在《涵芬楼烬余书录》中也著录了这个本子，称“余为涵芬楼以重价收之”。这就提示我们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影印的那部所谓景祐本《汉书》，很可能是用这部书配成。再来看《图录》著录这部书中补配的元朝刻本，正包括卷二九、三〇两卷在内（但这元朝配本却没有上一部号称用宋嘉定蔡琪刻本补配的第三十九卷），这就更让我有理由认定百衲本《二十四史》印本《汉书》中补配的那两卷所谓“大德复本”（实际上书版并非俱刊刻于大德年间，而是大德八年以后，经至大、延祐、元统以及明正统历年陆续刻成）应是取之于此。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386号藏品元大德九年（1305）太平路儒学刻本《汉书》
这样，别的什么都不论，只要稍微考虑一下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汉书》对学术研究产生的重大影响，《图录》编纂者就无论如何也应该在这卷二九、卷三〇两卷中选取一个页面，印入《图录》；更不用说即使没有这个原因，也应该适当选取一两帧补配的刻本。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未能看到这样的结果。实际上，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图录》总共印入八帧这部书的书影，除去三帧清人的藏书题识和一帧清抄配本之外，剩下的四帧书影，竟然都是同样的宋刻原版！须知《图录》的上一部书即第0375号藏品已经选印过四帧同一版本的书影，编纂者为什么不利用这些版面给读者提供更多的版本信息？
清人钱天树在看到黄丕烈旧藏的这部补配本后，写下了一段题跋（《图录》第0376号藏品），《图录》已选印其中。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同一页题跋竟被分别印到了第0375号藏品和第0376号藏品这两部书的下面：前者是以小图形式印在了著录书名和版刻的主页上，后者是占据一个页面的大图。不管怎么个印法，都明明是同一篇题跋，当时也没有复印、影印技术，这篇题跋自然无法分身两处。这真如同一女嫁了二夫，可让读者把它当作谁家的“媳妇”是好？
当然，要是读一下钱天树题跋的内容，再比对一下这两部书的具体情况，还是能够区分出来，它针对的对象，是那部补配有元刻本、明正统刻本和清初抄本的本子。其文曰：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376号藏品清人钱天树题跋
内中虽有元明板配入，然大德、正统本皆从景祐本所自出，不碍为一家眷属耳。其抄补亦从善本影写，以成全璧。也是翁裒集宋板各本《史记》，合作一书，题为“百衲《史记》”，冠于《敏求记》史部之首。是则宜称为“百衲《汉书》”，可与也是翁之《史记》并为艺林佳话也。
《汉书》是一代名著，古刻佳本，一向难求，故旧时藏书家裒集诸家善本为一书，诚属艺林佳话，可像《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这样著录《汉书》，却只能说是在制造并不滑稽的学林笑话。
2020年6月29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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