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版本《史记》深入解析

我写《由所谓“蜀大字本〈史记〉”谈到中国版刻史研究》这篇文稿，指出《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著录的“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宋元明初递修本”《史记》，其中补配有“宋蜀刻大字本、元大德九路本、明抄本、清抄本”，而《图录》编纂者在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之外却莫名其妙地配入了两页不知什么刻本的书影，并没有展示书中补配的“宋蜀刻大字本”页面，从而令读者无法窥知所谓“宋蜀刻大字本”的面目。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项匪夷所思的工作疏失，也给相关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缺憾。

我这话，是从科学地对待和研究古籍版本这一角度讲出来的。

在《由所谓“蜀大字本〈史记〉”谈到中国版刻史研究》一文中我已经谈到，直到莫友芝、杨守敬、傅增湘那一时代，古籍鉴赏家和研究者对南宋时期浙本、蜀本、建本这三大版刻地域的认识还是相当含混的。在那一时代，即使是像他们这些顶尖的高手，对这三大版刻地域所涵盖的范围和每一种版刻类型的基本特征，还都缺乏清楚的理解和把握。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就更不可能对这三大地域的版刻特征做出全面而又准确的表述。

接下来，在《怎样编一部好书影》这篇文章中，我又谈到，黄永年先生在1978年写出的《古籍版本及其鉴别》这篇讲稿（也就是《古籍版本学》的前身和最核心的内容），才清楚揭示出南宋三大版刻地域各自的基本属性。这是中国古代版刻研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

黄永年先生对南宋版刻地域特征的认识和把握，首先着眼于刻书字体。简单地说，就是浙本的欧体字、蜀本的颜柳混合体字和建本的颜体字。当然实际的情况，有时会很复杂，并不是所有的书籍，都可以简单地仅凭此一项特征就能对其地域属性做出确切的判断，而所谓欧体或颜体等，也只是取其字形近似所做的概括表述，并不是说这些刻本的字形都刻得同欧、颜诸公的名碑法帖一样。

正是由于实际版刻中有些书籍的字体、版式同黄永年先生概括的基本形态有所不同，我才希望像《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这样的大型古本书影汇刊，能够给读者提供更加全面的资料，以帮助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代版刻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前后发展脉络和不同版刻地域之间的联系与影响。

通过《由所谓“蜀大字本〈史记〉”谈到中国版刻史研究》这篇文稿，大家已经看到，直到莫友芝、杨守敬、傅增湘那一代学人，他们对所谓“蜀大字本《史记》”的认识还是完全错误的。从古籍版本学角度来看，致使那一辈人产生错误认识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究竟什么样的书籍才可以说是“蜀大字本”这一点，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可以形象地说，在他们心目当中，所谓“蜀大字本”，只有字大这一特征。

在把国图收藏的这部清人吴云旧藏的《史记》从“蜀大字本”之列排除出去，使其恢复“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的固有面目之后，关心古籍版本问题的学人，自然都很想看到这部书中补配的那部分被视作真正“蜀大字本”的卷册，看看它到底长的是什么模样；至少我本人，是十分期望能够看到它的相貌的。

心存这样的愿望，不只是因为想要更全面地了解《史记》的版本，我更关心的是蜀大字本的版刻形态问题。这是因为在南宋三大版刻地域当中，蜀本存世量最少，从而也就需要尽可能更多地看到这十分有限的存世版本，每一种书都不容放过，这样才能较为全面地了解其总体状况。

虽然通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我们可以看到下页这样一帧《循吏列传》首页的书影。同现在彩印的《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相比，其图像效果毕竟差很多，而且我对所有这个版本的补本其版刻状况是否都完全相同也还有些疑虑。《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若是能够选入这部分补配的版面并多印上几幅有代表性的页面，自然会给相关研究提供更好的帮助。

须知补配到的这部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当中的这部分残卷，是这部所谓“蜀大字本”《史记》留存于世间的唯一实物。这对想要把“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元版古籍逐一著录并配以书影”的《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说见该《图录》卷首《凡例》）来说，岂不是无论如何都必须予以体现的吗？与这部分补配的内容相比，作为其主体部分的“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由于在《中国版刻图录》里早就印出了清晰的书影，在这次出版的《图录》中收与不收，反倒是无关紧要的了。

所谓宋蜀刻大字单附《集解》本《史记》（据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转录本）

在宋代版刻的三大地域系统之中，蜀本同浙本和建本有一个重大区别，这就是其刻书中心，在北宋和南宋时期，有过重大变化，即由北宋时期的成都，迁移到南宋时期的眉山。由于其刻本存世本来就很少，从北宋到南宋又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因而在深入研究其版刻形态演变的历史时，尤其需要多掌握一些版刻的资料。

尽管我认为补配在这部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史记》当中的“大字本”太史公书属于蜀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它的蜀刻本字体特征却不够典型。所谓典型蜀刻本字体，就是像《中国版刻图录》里载录的《春秋经传集解》《礼记》和《淮海先生闲居集》等书那样。业师黄永年先生将其概括表述为在颜体字的基本结构中渗入一些柳体的成分，撇捺都长而尖利（说见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

与其相比，这种所谓“蜀大字本”《史记》的字体，颜柳混合的特征并不那么明显，捺笔也不那么尖利，而是略显收敛。然而这种非典型性，或者说是较诸典型版本所呈现的某种变化，正是深入研究蜀刻本版刻形态时需要着重关注的问题，因而也就有必要通过书影的形式更加清楚、全面地展示其版刻状况，以供研究者揣摩对比。

在这里，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学者们研治古籍版本学的历史，以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

我一再讲过，王国维先生是科学研究古籍版本的第一人，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古籍版本学，是由王国维先生开创的，或者说是由王国维先生奠基的。不过王国维先生并没有全面建立起这一学科，他对版刻史上一些非常重要的基础问题还缺乏清楚的认识，譬如对宋蜀刻本版刻特征的认识，就存在严重偏差。

宋蜀刻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据《中国版刻图录》）

例如，王国维先生主要依据其行款字数与五代以来的国子监本相同（案王氏主要依据的是日本室町氏翻刻南宋监本《尔雅》），便断然否定宋刻8行16字本《周礼》《礼记》和《孟子》等书为“蜀大字本”（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一《覆五代刊本尔雅跋》）。然而对我们现在这一代学人来说，若是对版刻字体稍加留意，就会看到，这些“蜀大字本”的字体，确实风格独特，自成一体，同五代以至两宋的国子监本是有重大差距的。

怎样更加合理地认识这一问题，其关键点在于，同行款相比，刻书字体显然更能体现上梓的地点和时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学术史演变的真实情况是，在对宋元古本版刻特征的认识上，王国维先生并没有能够清楚、准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对宋“蜀大字本”的认识是这样，误把具有典型元建本字体特征的《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等书认作杭州刻本并被其弟子赵万里先生所继承（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赵万里说见《中国版刻图录》），也是这样。

对于宋蜀刻本这种独特的字体形态，晚近时期一个复刻蜀本的事例，可以为我们提供具体的体验。(www.xing528.com)

这就是大藏书家刘世珩在光绪时期从萧穆手中购入毛晋汲古阁旧藏“蜀大字本”《孔子家语》之后，很快将其依照原式，影刻印行，成为其《玉海堂景宋丛书》之一。遗憾的是，此本印行未久，其宋刻原书即遭毁失。

日本室町氏翻刻南宋监本《尔雅》（据日本古典研究会影印本）

宋蜀刻大字本《孟子》（据《师顾堂丛书》影印本）

由于这个复刻本上版镌字是由武昌名刻工陶子麟操刀，工艺精善，印本颇受世人推重，可当时另一大藏书家伦明却“终疑是明翻宋本，非果宋本也”（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说陶子麟雕镌的新本，不像出自宋本而更像是出自明人仿宋刻本。我理解，这个号称“景宋”（影宋）的重刻本的字体，已经丧失了原书的“蜀大字本”韵味。

稍微了解一些中国版刻史的人都明白，传统的雕版技术在正嘉间出现了一种新变化，即产生了所谓的“嘉靖本”。其刻书字体，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取法于宋浙本的欧体字，版式也是仿照宋浙本，而在这类刻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根据宋版重刻，所以有“明翻宋本”之说。不过这一时期所谓“嘉靖本”写样刻字的方法，已经由刻工的刀将就写手的笔倒转过来，改由写手特地把上版的字写成一种更适宜于刻刀运作的雕版印刷专用字体。这种字体，实质上已经从一般的书写用字中完全分离出来，独具一格。所以，所谓“嘉靖本”的字形同宋浙本是形似而神不似。

刘世珩仿刻的这部“蜀大字本”《孔子家语》，版框高23厘米以上，宽过18厘米。目前所见“蜀大字本”大致都是这样的规格，往往比它还会稍小一点儿。因而可知刘氏完全是依照原本的尺寸开雕。尺寸大小一模一样，版式行款也完全相同，那么，伦明为什么不把它的底本看作宋本而却视作“明翻宋本”呢？其着眼之处，只能是字体的间架结构和笔画态势不类宋朝原本而同嘉靖本颇有雷同之处。

刘世珩《玉海堂景宋丛书》复刻宋蜀大字本《孔子家语》

这一事例很形象地告诉我们，古籍版刻特征最为微妙也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方，往往就是刻书字体笔道划痕的细小差异，就差在那么一点点笔画的感觉。不过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是一步步逐渐走向深入的，不仅仅是某一位学者个人认知能力和水平的问题。当年被王国维先生排除于蜀本之外的宋刻8行16字本《周礼》《礼记》和《孟子》，就都被他的弟子赵万里先生重新归诸蜀本，并且称之为“蜀本之最精者”（见《中国版刻图录》卷首《目录》之“春秋经传集解”条）。

明确这一情况之后，大家也就更容易理解，要想做好这方面的研究，首先需要充分展示基本的材料，让研究者能够时时观看揣摩，这样才能体悟各种版本之间的微妙异同。我反复强调《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未能展示淮南路转运司刻本《史记》中补配的所谓“宋蜀刻大字本”是一项严重的缺陷，其版本学研究上的意义即在于此。

尽管王国维当年未能从字体形态上准确把握宋蜀刻本的基本特征，但他在论述《周礼》《礼记》和《孟子》等“蜀大字本”经书的版刻源流时，将其与五代以来的国子监刻书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将其行款形制上溯到“唐时卷子旧式”（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卷上、卷中，又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一《覆五代刊本尔雅跋》），则是高屋建瓴，点出了蜀大字刻本上承的渊源。其后赵万里先生又进一步推测，这些经书很可能是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里面著录的“蜀学大字本”（见《中国版刻图录》卷首《目录》之“春秋经传集解”和“礼记注”条），把源自唐五代的这种版刻形式同宋朝的具体刻书部门、地点联系到一起。

在此基础上，我们翻检《九经三传沿革例》，可知赵万里先生所说的“蜀学大字本”，本来是被岳珂记为“蜀学重刻大字本”，而这是相对于列在它前面的“蜀大字旧本”而言。这新旧两套蜀地刊刻的大字本经书，向我们提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个“蜀大字本《史记》”残本，其字体特征同典型蜀刻本所存在的差距，可能正意味着它们分别属于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而这正是我们在探讨古代版刻时空演变进程时所要着力关注的问题。

若是再来参照一下所谓“龙爪本”《资治通鉴》的情况，或许更容易让我们理解国家图书馆这部“蜀大字本《史记》”残本的版本学价值。

所谓“龙爪本”《资治通鉴》，据云是在北宋时期由广都费氏进修堂刊行的。这个本子，清人陆心源曾藏有一部残帙，陆氏核其讳字，见“朗、匡、胤、殷、贞、敬、曙、征、恒、佶皆缺避，桓字不缺”，故以为“盖徽宗时刊本也”（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三《北宋蜀费氏进修堂大字本通鉴跋》）。然而傅增湘在民国时期获睹其书，以为当时所见多种残本，“均非蜀刻，亦非一刻，实为宋季及元初各地之复刻蜀本也”（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二《百衲宋本资治通鉴书后》）。今案陆氏皕宋楼旧藏现存日本静嘉堂文库，该处核查其讳字实含桓、构、慎、敦、郭诸字，乃南宋时鄂州孟太师府鹄山书院翻刻费本（静嘉堂文库编《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之《解题篇》），详细审看各本的避讳情况，应该是确切判断其版刻年代的重要途径。由于傅氏对这些所谓“龙爪本”只述断语而未能交代具体依据，我仅看相关书影，还是不敢轻易信以为实。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选印有《通鉴》这个刻本的几种残卷，其中有两种同属明晋藩旧藏，而其字体形态却有明显差别：第0500号藏品是典型的宋蜀刻大字本字体，字脚笔锋，确有几分龙爪伸张的形状，而第0504号同一行款藏品的字体则与之有明显差别，乃同所谓“蜀大字本《史记》”颇有近似之处。

这一情况，不禁引发我进一步思考：这两种字体，是原刻和翻刻的关系，还是原版同补版的关系？到底哪一种在前，哪一种居后？所谓“蜀大字本《史记》”的残卷是否都像我们仅见的那一页《循吏列传》首页一样？这种“蜀大字本《史记》”究竟是原刻还是翻版，是原版印本还是出自补修的新版？

对比“龙爪本《通鉴》”与“蜀大字本《史记》”，我们还要知道，这个费公所在的广都，与成都密迩相邻，若是按照元人胡三省的说法，费氏进修堂乃是“蜀中鬻书之家”（胡三省注《资治通鉴》附《通鉴释文辩误》卷末胡氏跋文），也就是一处书坊。这样，参互对比存世“龙爪本《通鉴》”和“蜀大字本《史记》”的残本，一定会让我们对两宋之际四川地区的刻书，特别是对成都附近书坊的刻书获得更多的认识（尽管所谓“龙爪本《通鉴》”是否属于书坊刻本还有待进一步论证）。联系前文所述王国维先生对《周礼》《礼记》和《孟子》等“蜀大字本”经书版刻渊源的认识，这样的研究就会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明晋藩旧藏所谓龙爪本《资治通鉴》（据《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左：第0500号藏品，右：第0504号藏品）

若是这么看，《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选印还是不选印“蜀大字本《史记》”，以及是不是能够选印最适宜的页面，就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了。尽管由于相关版刻资料未能公布，弄不明白的地方还有很多，可弄不明白的地方越多，我们就越需要研究。

2020年5月18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