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是人们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每每凭借的重要史料，但由于受社会客观条件和作者主观政治意图的影响，历朝官修或私撰的正史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记述都不可能是全面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语焉不详或挂一漏万的不足之处。而不同种类的人物传记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正史记载之不足。例如，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正史竟没有为他们立传，司马迁作《史记》，班固撰《汉书》，“股肱辅弼之臣，扶义俶傥之士，皆有记录。而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侍，其余皆略而不记”[8]。同样，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纪传体正史，都是如此。众所周知，马均是曹魏时期的科学发明家，而《三国志》却没有为他立传。有的历史人物在正史中虽然有传，但记述相当简单。而各类人物传记正好能不同程度地弥补纪传体正史的这一缺陷。试举一例，据《三国志·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公元227年春天，诸葛亮驻兵汉中，准备北伐曹魏。魏明帝曹叡召集朝臣以议对策，散骑常侍孙资认为对吴、蜀应采取战略防御的方针，他说：“武皇帝（曹操）圣于用兵，察蜀贼棲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挠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及转运，镇守南方四川，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于是，曹叡派遣曹真、司马懿都督关中诸军西御诸葛亮。尔后，诸葛亮每次出兵，曹真、司马懿都采取战略防御的方针，使得诸葛亮每每因粮尽而不得不退兵以还。对孙资提出的这一重要的战略防御方针，《三国志》竟缺而无述，《孙资别传》为后人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不甚重视家传、别传，认为它们大多是些隐恶扬善、歌功颂德之作，颇多溢美之词，没有什么史料价值。这实属偏颇之见。毋庸讳言，家传、别传不无过誉之词，但任何事物都不是至善至美的，在我国封建社会，不只是家传、别传，就是正史、别史或其他史书，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歪曲历史事实的现象，关键在于我们要以审慎的态度加以鉴别，去其虚妄，取其真实。又如，魏晋时期的清谈，是当时代表寒门庶族地主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在门阀士族的巨大压力下而表示的一种软弱的抗议，它是统治阶级内部寒门庶族与门阀士族的斗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而对于这一反映魏晋时代精神的社会思潮，正史记载不多，《高士传》《逸士传》《逸民传》《高隐传》等正好为研究这一社会现象提供了史料。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时代的大动乱，统治阶级内部自相残杀，人民生活得极度痛苦，佛教迅速传播。统治阶级以其作为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以达到维护统治地位的目的；而劳苦大众，由于生活的困苦不堪，亦往往在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因之，上自帝室，下至普通名士、平民百姓，皆信奉浮屠之学，“事佛者十室而九”[9]，遁世超俗、出家为僧的现象非常普遍，在当时社会上涌现出众多有名望的僧人，他们中许多人甚至还出现在政治斗争中。而正史对此却很少记载。因而，《名僧传》《高僧传》《众僧传》等释氏传记正好可以补充正史记载之不足。(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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