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对原生儒学的重大转折及其影响

二、宋明理学在致思路向上由外向内的重大转折，拦腰斩断了原生儒学由“内圣”而“外王”的经世路线

唐宋之际，不仅是经济关系、阶级结构、社会面貌发生了重要变动，而且开历史中国思想潮流一大变局之端绪。这个思潮变局的最大表征，就是致思路向由外向内的重大转折。经此转折，宋以后以“治国平天下”为标的的“外王”经世路线虽不绝如缕，但日渐衰微并边缘化;以“诚心正意”、修身律己为指归的“内圣”静思路线，凭借着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甚嚣尘上，成为思想界主流。中国传统思想中轻技艺、斥俗务，“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7]，即对外在事物的认知不够重视的重大缺陷，于此铸成定局。

应该说，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原生儒学中，“修身”与“治平”，“诚心正意”与“齐家治国”，两者虽有分别，亦间有歧异(如孔子更热衷外在的事功成就，孟子更着意内在的心性修养)，但致思路线是圆融一贯的:此即“内圣”目的性地导向“外王”，“外王”经验性地验证“内圣”。而且在孔子那里，如果“内圣”与“外王”发生了矛盾，那么孔子宁愿让“内圣”屈从于“外王”，也决不放弃他的经世追求。例如不知礼度、又不能“死君难”的管仲，因在齐国助成桓公霸业，而受到孔子的倾心赞慕。他在《论语·宪问》中说:

(管仲)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孟子虽然更加强调“内圣”，但亦未放弃“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事功抱负，希望通过梁惠王之类的国君，实现他德治主义的“王道”、“仁政”思想。

然而以继宗孟子自诩的宋明理学，却片面地发展了原生儒学中(特别是曾子、子思、孟子)的内省静思倾向，使“内圣”变成可以脱离“外王”而独立存在(如二程、朱熹)、甚至必须脱离“外王”才有可能独立存在(如陆九渊、王阳明)的自足本体。在理学经典《二程遗书》、《性理大全》、《近思录》、《传习录》中，“内圣”与“外王”不止是互相脱离，甚至是两两对立的态势。略举二例:

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称:

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8]

这是说只要“正心养性”，即可成为“圣人”，“外王”并非“成圣”的必要构件，从而把事功抱负完全抛在一边。

朱熹《告吕子约》称:

今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顿去处，而谈王说霸，将经世事业别作一个伎俩，商量讲求，不亦误乎?^[9]

这是认为讲求“经世事业”是思维误区，只有关注心灵即安顿好自家身心才是惟一的治学正道。

李泽厚先生的《经世观念随笔》对宋明理学的内在理路作过清晰的梳理。他指出，在以“醇儒”自许的理学家那里，“内”是本，“外”是末，有“内”才有“外”;必须先“内”而后“外”，不仅只有先“诚心正意”然后才能谈“修齐治平”，而且只要“诚心正意”就可达致“国治民安”;甚至一切“外王”原本就是为了“内圣”，于是“方寸之间”亦即心灵成了一切外在事功的根本和源泉^[10]。这样一来，原生儒学由“内圣”而达到“外王”的致思路线被拦腰截断，先秦儒家同时追求个体完善和群体幸福的人生哲学变得残缺不全。儒学正统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和要求实现人生价值的致思取向，被理学家们片面地导向内在心性的超越和个体道德的完善之一途。

对于宋明理学和原生儒学在致思路向上的原则性区别，宋元明清一再有人指出过。南宋叶适说:

今之为道者，各出内以治外，故常不合。

古人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狭而不充，为德之病。^[11](www.xing528.com)

明末清初著名早期启蒙思想家顾炎武把原生儒学和宋明理学的不同说得更为清楚明白:

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所罕言，而今之君子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12]

顾氏又在《日知录》卷一八《内典》中说:

谢氏曰:……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夫心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国平天下，孔子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

历史实际表明，理学家们专讲道德修养的心性之学，不仅于世道人心无补(所谓“万事不理，丧身亡国”)，而且亦于个体自律无益(所谓“言行了不相顾”)。南宋末年学者周密对此作过极为沉痛的揭示:

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

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夷考其所行，则言行了不相顾，卒皆不近人情之事。异时必将为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也。……

(贾师宪)专用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为尊崇道学，其实幸其不才愦愦，不致掣其肘耳，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13]

遗憾的是，无论是北宋李觏、欧阳修、王安石等江西学者对理学空谈的竭力抵制^[14]，还是南宋陈亮、叶适、周密等学者对理学流弊的沉痛批判，都未能对历史进程产生什么实际影响。众所周知，元明时期理学反而登上官方哲学的宝座，赢得了代表思想界主流的正统地位。流弊所及再次闹到“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惨痛地步。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言性与天道》:

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

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宗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而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这些意思———对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对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所必然导致的后果，对理学盛行一定会闹到破家、亡国、灭种的地步，南宋陈亮、叶适，特别是周密几乎全都说到过，顾炎武(此外还有黄宗羲、王船山等人)不过是依据明代重演宋末的历史教训，再说一遍罢了。

李泽厚先生指出，儒学生命力远不仅在它有高度自觉的道德理性，而且还在于它有能面向现实、改造环境的外在性格^[15]。宋明两朝四百年的历史表明，一旦抹杀了儒学的经世取向，所谓“内圣”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堕落到空谈误国的无底深渊中去。历史永远是最好的老师，理学致思路向由外向内的这个转折及其一再导致历史悲剧的重演，岂止是令人不敢恭维所能尽言哉?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以“粹然醇儒”自诩，与坚持经世取向的永嘉、永康学派形成尖锐对立。有趣的是，现代新儒家同样认为南宋功利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叶适等“愚捍狂悖”，极表反感^[16]。在我看来，真正坚持了原生儒学圆融完整之致思路向的，并非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家流，而是以陈亮、叶适等为代表的功利学派。杜维明等先生早就认识到，儒家第三期要真正站得住脚，必须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来。宋代真正坚持由“内圣”开出“外王”的，不正是陈亮、叶适等人吗?如果孔子地下有知，可能会认陈、叶为嫡传正宗，亦未可知;而对只讲“内圣”，轻鄙“外王”的程朱陆王等人，恐怕倒会颇有微词，亦难论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