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门下，高徒甚众，在他死后，播及南方[1580]，闽北有蔡元定、蔡沈父子等派；闽南有陈淳、陈沂等派；浙之金华有黄干、杜煜；四明有叶味道、詹体仁等派；浙东南有陈埴等派；绍兴有辅广一派；四川有私淑之魏了翁一派；江西有再传之饶鲁一派。浸浸乎人习朱子之教，家传朱子之书。和朱学大行的同时，它的消极方面也迅速暴露了出来。
作为一个哲学家，朱熹所致力探究的是理气心性。性命之说易入于虚无，驯至末流，就难免招摇立异以欺世，徒尚空谈以盗名。在为学之道上，朱熹则强调：“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由博而约，铢积寸累，而至于一旦豁然贯通。“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前者指存心的工夫，后者乃致知的方法，二者并用而不可偏废。然在迂儒学究为之，则必沦于考证训释。这本是事理之常。特别是朱学大行，成了进取之阶之后，道学家的队伍也便更加庞大而复杂。于是，“急近功者剿取其近似，以为口耳之实。天人礼乐、损益消长、切于施为所宜精思而熟考者，一以为凡近迂缓而不讲。至于修身养心，或相背戾而不相似，则缘饰俨默，望之莫有以窥其涘际”[1581]。“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于《四书》之注。故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亡国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学校，教法止于《四书》，髫龀诸生，相师成风，字义精熟，蔑有遗忘。一有诘难，则茫然不能以对，又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学之不能通也，于是大言以盖之，议《礼》止于敬诚，言《乐》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谓自汉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辞章也，谓之玩物丧志。又以昔之大臣见于行事者，皆本于节用而爱人之一语。”[1582]一些腐儒学究，对朱子著作，“类天台释氏之教文，旁行侧注，挈纲立目。茫乎皓首，不足以窥其藩篱，卒至于圣人之经旨，莫之有解，日从事于口耳。孩提之童，齐襟拱手，相与言道德性命者皆是也。”[1583]“由是髫龀之童，悉能诵习，高视阔步，转相传授。礼乐刑政之具，狱讼甲兵之实，悉有所不讲。哆口避席，谢非所急。言词之不工，则曰吾何以华藻为哉！考核之不精，则曰吾何以援据为哉！吾唯理是先，唯一是贯。科举承踵，骎骎乎魏晋之清谈。疆宇之南北，不接乎视听。驯至社亡，求其授命死事，率非昔时言性理之士。”[1584]这种现象，宋末已然，入元转盛，陵迟而至于明，则迂腐、虚伪、守旧而至于极至。故顾炎武慨乎而言：“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此大势之一般也。
在朱学诸流派中，出自黄干（勉斋）的金华与江右两支，大儒代兴，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甚巨。
金华人何基（北山），师承黄干。何基传同郡王柏（鲁斋）。婺之兰溪人金履祥（仁山），师事王柏，从登何基之门。金履祥由宋入元，所著有《通鉴前编》二十卷、《大学章句疏义》二卷、《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十七卷、《书表注》四卷，并有《仁山集》行世。金华许谦（白云），从学金履祥。金教以“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许谦于是致其辨于分之殊，而要其归于理之一，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1585]时，“浙河皆慈湖（杨简，陆九渊门人）一派求为本体，便为究竟，更不理会事物，不知本体未尝离物以为本体也。故仁山重举斯言，以救时弊”[1586]。可知金华一支，是以谨守朱子穷理致知、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教旨，而对陆象山“发明本心”的心学一派坚持批判的。在许谦的《答吴正传书》中，他也特别把这一教旨提出来。他说：“足下所示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两言，固学者求道之纲领，然所谓‘致知’，当求其所以知，而思得夫知之至，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谓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于分之殊也。朱子所著书盖数十万言，巨细精粗，本末隐显，无所不备。方将句而诵，字而求，竭吾之力，唯恐其不至。然则举大纲、弃万目者，几何不为释氏之空谈也。近日学者，盖不免此失矣！吾侪其可踵而为之乎。”[1587]《元史》记许谦“于书无不读，穷探圣微，虽残文羡语，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则不敢强，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苟同”。“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字学、音韵、医经、术数之说，亦靡不该贯。旁而释老之言，亦洞究其蕴。”所著有《四书章句集注丛说》二十卷、《诗集传名物钞》八卷、《书集传丛说》六卷、《治忽几微》、《自省编》，并有《许白云先生文集》行世。许谦也是一个有影响的教育家，终身未仕。“延祐初，谦居东阳八华山，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焉。”“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熹之世适。”在元代，金华一支，人才最盛，柳贯、张䇓、吴师道、胡翰、黄溍、吴莱、戴良、宋濂等皆有时名。全榭山《宋文宪公画像记》谓：“文宪（宋濂）之学，受之其乡黄文献公（溍）、柳文肃公（贯）、渊颖先生吴莱、凝熙先生闻人梦吉。四家之学，并出于北山、鲁斋、仁山、白云之递传，上溯勉斋，以为徽公世嫡。予尝谓婺中之学，至白云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浅，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视仁山远逊之，婺中学统为之一变也。义乌诸公（黄溍等）师之，遂成文章之士，则再变也。至公（宋濂）则渐流于佞佛者流，则三变也。”黄百家也说：“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1588](www.xing528.com)
江右一支理学，创自余干人饶鲁（双峰），鲁师事黄干，为朱熹的再传。然饶鲁晚年，“多不同于朱子”，渗杂了一些陆学的成分。饶鲁再传吴澄，近于朱，而渗会陆，启王阳明心学之门户。在元朝的理学家中，南方的吴澄，与北方的许衡，被称为两个最有影响的大家。
吴澄（1249—1333年），字幼清，抚州崇仁人，学者称草庐先生。幼从学于双峰门人程若庸，又曾师从程绍开。程绍开“本为陆学而和合朱学者”，“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1589]。因此，吴澄的思想中，兼有朱、陆的成分，其理学著作基本上步武于朱，而哲学思想则本质上近于陆。他的一生，三次被征入京，担任国子监丞、国子司业及经筵讲官等职，但都不久于任，弃官而归，以授徒著述为业。生平著述甚富。《易纂言》十卷，《四库提要》谓其“解释经义，词简理明，融贯旧闻，亦颇赅洽，在元人说《易》诸家，固终为巨擘”。《易纂言外翼》八卷，“自唐定《正义》，《易》遂以王弼为宗，象数之学，久置不讲。澄为纂言，一决于象，史谓其能尽破传注之穿凿”。“是编类聚区分，以求其理之会通。如《卦统》、《卦对》二篇，言经之所以厘为上下，乃程、朱所未及。《象例》诸篇，阐明古义，尤非元明诸儒空谈妙悟者可比。”[1590]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吴澄热衷于以象数来进行牵强比附，所以某一些解释流于荒诞的谶纬术数。《书纂言》四卷。自晋梅赜奏上所谓古文书二十五篇，合原伏生今文书二十八篇，重加分析，杂以新出之书，通为五十八篇，弁书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国传及序。唐儒作《正义》之后，终唐世无异说。宋吴棫撰《书裨传》始指出古文书“皆文从字顺”，与伏生书之“诘屈聱牙”风格迥然不同，实属矛盾。朱熹亦曾多次指出：“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未见，可疑之甚。”“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气象，与《孔丛子》同是一手伪书。”然朱熹、蔡沈皆以存疑的态度对待。考定今文、古文自陈振孙《尚书说》始；分编今文、古文自赵孟頫《书古今文集注》始[1591]，而吴澄的《书纂言》则专释今文。《春秋纂言》十二卷，“采摭诸家传注而间以己意论断之”。《礼记纂言》三十六卷。其书每一卷为一篇，“大旨以戴记经文庞杂，疑多错简。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类相从，俾上下意义联属贯通，而识其章句于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类相从，凡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为标目”。故《提要》指其“改并旧文，俨然删述”。以己意删缉甚至篡改经文，是宋儒的风气。元儒仍沿袭成风。譬如王柏有《书疑》、《诗疑》之作，皆勇于点窜删削。吴澄于诸经，亦好以己意点窜。然《易纂言》所改，“有根据者为多”；《礼记纂言》于“排比贯串，颇有伦次，所改亦时有发明”。《仪礼逸经传》二卷，掇拾逸经，以补《仪礼》之遗。此外，吴澄的著作还有《孝经章句》，又曾校定邵子《皇极经世书》、《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及《八阵图》、郭璞《葬书》。在经学领域内，元儒中成就最大的无疑当推吴澄。黄百家谓：“幼清从学于程若庸，为朱子之四传。考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朱熹），非北溪（陈淳）诸人可及也。”
在哲学领域里，吴澄虽承朱而在求本心这一基本命题上多采陆。他在《序象山语录》中说：“呜呼！道在天地间，今古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贤不肖无丰啬焉。能反之于身，则知天之与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扩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盖以是，岂不至简至易而切实哉。不求诸我之身，而求诸人之言，此先生所深悯也。今之口谈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学者乎？果有一人能为先生之学者乎？”[1592]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陆先生之学，不在乎言语文字也。故朱之语录累百余卷，奚啻千万亿言。而陆之语录仅仅一帙；其一帙者，亦可无也。盖先生平日教人，专于心身上切实用功，一时精神之感发，旨意之恳到，如良工斫轮，大冶铸金，巧妙莫可仿。”[1593]这都表明了他对陆学的倾服。他认为：“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读书讲学；陆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实践。读书讲学者，固以为真知实践之地；真知实践者，亦必自读书讲学而入。二师之为教，一也。”“为子之计：当以朱子所训释之《四书》，朝暮昼夜，不懈不辍，玩绎其文，探索其义。文义既通，反求诸我。书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实用其力，明之于心，诚之于身，非但读诵讲说其文辞义理而已。此朱子所以教，亦陆子之所以教也。然则其要安在？外貌必庄，中心必一。不如是不可以读书讲学，又岂能真知实践也哉。”[1594]这里，调和朱陆的意图是明显可见的。他认为：孔子教人，虽未直言心体，然实具此一内容。孟子传孔子之学，提出来本心这一命题，即陆九渊心学之所从出。“今人谈陆之学，往往曰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莫能知陆子之所以为学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扁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诸身，即此而是。以心而学，非特陆子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以逮邵、周、张、程诸子，盖莫不然。故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1595]“夫学，孰为要？孰为至？心是已！天之所以与我，我之所以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学何学哉！圣门之教，各因其人，各随其事，虽不言心，无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为太极。周子曰：纯心要矣！张子曰：心清时，视明听聪，四体不待羁束而自然恭敬。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入身来。此皆得孟子之正传者也。”[1596]这就把心学提到了孔孟嫡传的高度。他在教授生徒治学时也追踪陆学。“若曰：徒求之五经，而不反之吾心，是买椟而弃珠。此则至论，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堕此窠臼。学者来此讲问，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有数条自警省之语，又拣择数件书，以开学者格致之端。”是盖欲“先反之吾心，而后求之五经也”[1597]。把“尊德性”先于“道问学”，强调反求本心，这是不符合朱学的教旨的。吴澄在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任国子司业，曾试图对国学进行改革。尝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尊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这就引起轩然大波，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非许氏（衡）尊信朱子之意。[1598]吴澄因此弃职南归。朝廷虽屡有以其入荐者，“而议者曰：吴幼清，陆氏之学也，非朱子之学也，不合于许氏之说，不得为国子。是将率先天下而为陆子静矣。遂罢其事”[1599]。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当时南北理学风气之所不同。[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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