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元朝对儒学的利用与政策

元朝对于儒学与儒生的态度与政策，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同时的谢枋得也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989]它们一直为一些史家所征引，来说明元朝对儒学及儒生的贱视。不过，这只是亡宋遗民的愤慨之词，实际的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在元朝，皇帝崇信喇嘛教远超过儒学，朝廷登用儒士必须以保证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国策为前提，从儒业而登仕的通道壅滞，在崇儒的表现上实有逊于南宋和金。但是，这一时期在理学的传布，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学说这一点上，却显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值得认真研究。

成吉思汗征召耶律楚材，是要利用他任巫卜。窝阔台重任耶律楚材，是因为他创行税课，征集到了大量财货。当时的儒者进不以道，用非所业。蒙古统治者真正对儒学有所认识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是从忽必烈开始的。活跃在忽必烈周围，并在中统、至元前期改行汉法，为新王朝创建制度上起过颇大作用的姚枢、许衡、窦默便是当时北中国的第一代程朱理学大家。

程学创始于北宋神宗时期的程颐、程颢兄弟。同时出现在思想学术讲坛并与之旗鼓相当的，还有王安石的王氏新学，三苏（洵、轼、辙）的苏学等。熙宁变法中，新学借助政治上的优势，成为朝廷认可的国是，科举取士与国学教育都以之为程式，故风靡一时。元祐以后，党争大兴。徽宗在位时期，蔡京以“继志述事”为口号，沿行新法，“专用王氏之说进退多士”[990]，“非王氏经术皆禁止”[991]。程颐和苏轼的著作被毁板，列为禁书。南宋高宗绍兴时期，赵鼎任相，程学稍有抬头。然紧接着秦桧擅政，以新学为标榜，排斥赵鼎，取缔程学。于是“自崇宁后，伊川之学为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罢之。至是仅十年而复禁。”[992]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死，持续近二十年的伊川学禁始弛。在半个多世纪内，程学两遭历禁，但它却因镇压它的祸首蔡京、秦桧所行荒悖，声名狼藉，被迫害的程学反因此得到人民的同情和尊重。特别是其时朱熹出而集周（敦颐）、程（颢、颐）、张（载）、邵（雍）诸家的大成，确立了博大精深、体系完整的程朱理学（道学），大为儒林所折服。加上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唱和辩难，开创了理学大发展的局面。但正在这时，朱熹又因卷入到朝廷的政争而受到打击。在韩侂胄主政初，理学又一次被打成逆党的伪学而受到禁止。开禧北伐失败，韩侂胄被杀，函首送金人求和。理学家又一次从政潮的反复中获得了政治和舆论上的好处。嘉定二年（1209年）朱熹被追谥曰“文”，由朱熹作注而被认为是理学基本典籍的《四书》（《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始得立于太学。然当时南宋取士，仍重在诗赋，士子把理学著作视为迂缓之务而不复观。[993]理学在南宋末虽已颇为盛行，但并不曾取得正式的统治地位。

在金统治区，流行的是苏学[994]，程学几乎成了绝响。由于疆域之阻隔，北方之知有朱熹著作是金贞祐南迁以后的事，而且并不能掌握其全体。[995]1235年，蒙古灭金以后，进一步侵南宋，杨惟中受命随军在俘户中搜求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百工技艺之人。在德安，他先后从俘虏中得到安陆人赵复（仁甫）、砚㳽坚以及原籍广平而流落至南宋的窦默。他们都是理学的信徒。赵复被携至燕京，杨惟中为创太极书院，以教授生徒。“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姚枢从学于赵复；通过姚枢，许衡始得识朱氏之书。姚、许和窦默共在卫辉，讲求程朱理学。他们先后受到忽必烈的征辟，成为立纲陈纪，开创新朝的重要人物。

和他的先辈一样，忽必烈对所有释、道、儒诸色人物都优予礼待，但他于儒生的利用，已与“告天祝寿”的诸教人员不同，而是借助他们来改行汉法，创建新朝，稳定统治。他即位后，“大召名儒，辟广庠序，命御史台勉励校官，大司农兴举社学，建国子监学以训诲胄子，兴文署以板行海内书籍，立提学教授以主领外路儒生，宿卫子弟咸遣入学。弼辅大臣居多俊乂，内廷献纳能明夫子之道者，言必称旨。”此外，他还隆重尊礼孔子，修造孔庙，翻译和学习儒家经籍。其中兴学校之举，影响至巨。

初，1233年（癸巳、蛇年），窝阔台始谕燕京官员朵罗台、石抹咸得不及十投下管匠官员，拣选蒙古子弟十八人，并汉人子弟二十二人，在燕京设学，由提领陈时可、主领孔庙的全真道士冯志享负责选派教师，分四牌子（每牌子十人）教读，官具廪饩：日给米一升，面如之，酒一缶，肉一斤。家粮之给亦一升，土著者皆不与。受学子弟，习学汉人文书之外，兼谙匠艺、医药，下至酒醴、懽糵、水银之造，饮食、烹饪之制，皆欲其博览旁通。这所学校称之曰“四教读”，至少维持到1249年（己酉），主持其事的为宣授蒙古必阇赤四牌子总教冯志享，提举国子学事、中书杨惟中，宣议国子学事、仙孔八合识李志常三人。曾就读于此的学生有蒙古必阇赤十九人，汉人二十二人。[996]冯志享、李志常都是当时著名的全真教道徒。“时城新刳于兵，学官摄于老氏之徒。”[997]蒙古人亦“制尚淳质，混儒道二者为一，不复异别。”[998]由于它是奉旨兴办，汉人称其为国学，其实重在培养通译人才，蒙古生除汉人文书之外，兼习匠艺，注意实用。同时期，杨惟中延请南儒赵复、王粹主讲太极书院，则以宣传程朱理学为任务。

忽必烈即位，中统三年（1262年）九月，从王鹗请，于各路选委博学老儒一人，提举本路学校，特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以王万庆，敬铉等三十人充之。从此，地方上始有专职学事的学台这一专署。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始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然未有员数。以《通鉴节要》用蒙古语言译写教之。俟生员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999]以许衡任祭酒。当时，许衡正受阿合马之排挤，力辞中书左丞之职。他选择了这一个教授蒙古贵胄子弟的任务。他认为：“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1000](www.xing528.com)

许衡教育国学子弟的办法，完全遵行朱熹所倡行的教育制度。他把《小学》作为启蒙的进阶，把《四书》当成进习的途径。他的主要讲义《中庸直解》、《大学要略》，在内容上恪遵朱说，在方式上则以最浅近通俗的方式，进行解说，以保证为汉语修养不高的蒙古贵族子弟所领会和接受。他强调践行。诸生在学，“勤之以洒扫应对以折其外，严之以出入游息而养其中。掇忠孝之大纲以立其本，发礼法之微权以通其用”。读书之暇，“令蒙古生年长者习拜及受宣拜诏仪；释奠冠礼，时亦习之”[1001]。在这种训导教育下，很快一批经过理学熏陶的蒙古贵胄达官子弟成长起来，他们凭借世袭特权，分据政府要津。开学不满五年，“后其弟子继司鼎铉者将十人，卿曹风纪、二千石使棋错中外者又十此焉。”[1002]他们皆“扬历省台，蔚为国用”[1003]。这些学生中，有宗王孛怜吉歹、野仙铁木儿、成宗时的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上都留守贺仁杰，继任的国子祭酒耶律有尚等。他们都是对当时政局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尽管在阿合马的排挤下，许衡被迫去职，国学一度陷于停废。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重新正式建立国子学，生员二百名，凡一品至三品朝官子孙许令肄业，纸墨食廪，官为供给。以耶律有尚为祭酒，“其教法一遵（许）衡之旧”。学生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其说纯取周、程、张、朱氏之说。在国学的影响下，地方学校也风行草偃，程朱理学广泛在全国南北流行。元代地方的学校较之两宋更有所发展，“自京师至于偏州下邑，海陬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有学”[1004]。学校之外，书院也普遍建立起来。“世祖皇帝一海寓，定胄子学，取文公训注为学制，郡县益遵守。”[1005]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学校，所教皆朱子之书。[1006]朱注《四书》开始遍及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学读本。程朱理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布。

成宗大德八年，增置国子生二百员，选宿卫大臣子孙充之。由于朝野上下，特别是由于包括蒙古贵胄在内，通过学校教育，普遍接受程朱理学，这就使元朝中期在对待儒学与儒生的态度与政策上，开始产生重大变化。新的大都城没有孔子庙，国学亦寄寓他署。哈剌哈孙请准成宗，营建庙学，大德十年（1306年）告成。于是“选名儒为学官，奏遣近臣子弟入学，而四方来学者益众。”[1007]翌年，武宗继立，七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把孔子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且遣大臣诣阙里，行代祠之礼，牲用太牢。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蒙古文译《孝经》进。武宗诏：“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至大二年十一月又择卫士子弟充国子学生。”仁宗在崇儒方面无疑是表现热忱最高的。史言其“雅爱尚文学”，他命翻译《大学衍义》，分赐朝臣，俾知忠君爱民之说。他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1008]先后还翻译并刊行了《图像孝经》、《列女传》、《贞观政要》、节本《资治通鉴》以及刊印《春秋纂例》、《辨疑》、《微旨》等典籍。他“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尝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儒者守纲常如握拳然。”这表明：他对儒学价值的认识是深刻的。他下令以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元初的许谦从祀孔子庙廷。仁宗非常重视学校教育，他一再指示：“学校人材所自出，卿等宜数诣国学，课试诸生，勉其德业。”又说：“国子学，世祖皇帝深所注意，如平章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亲定国子生额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经者，以次补伴读，著为定式。”皇庆二年（1313年），他毅然决定实行科举，他说：“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

延祐行科举，“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氏、朱晦庵注解为主”[1009]。“其程试之法，表章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1010]从此，“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1011]从11世纪下半叶程学产生开始，这一个宋学小宗派经过了三次学禁的摧残，传奇性地北传，而在蒙古统治者的教育政策推动下，普及于全国。至此，它开始得到元廷的正式认可，颁为科举程式，初步取得了全国思想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将在文化一章中详细叙述。

以上，我们就有元一代统治制度中重大而具有特点，或有影响及于后代者进行了讨论。当然，值得注意的方面还不少。譬如：至元中，礼部尚书谢昌元奏请设立门下省，封驳制敕，以绝中书风晓近习奏请之弊。[1012]事为阿合马所沮，然给事中一职则仍然保留，兼起居注，掌随朝诸司奏闻事[1013]，但丧失了封驳的职能。金朝设谏官，实则徒备员而已。[1014]元朝则不设谏官。[1015]这表明：元朝的专制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元朝皇帝颁发的诏旨，一种是以蒙古语训敕者曰圣旨，一种由史臣内言者曰诏书。军国重事，都是以圣旨形式由内侍发布，中书奉行而已。草拟诏书的翰林词人，也不能对诏旨的内容表示任何异议，封还词头的事是没有的。特别是蒙古国的大汗本具有无上权威；而且，包括丞相在内的朝廷蒙古大臣，有的原就是系出所谓斡脱古—孛斡勒，亦即世仆家奴。君臣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这无疑也增益了皇帝的专制权威。汉人重臣中，如董文忠者，官至佥书枢密院事，权重位尊；但同时又是内廷怯薛，日夜给侍于忽必烈左右，虽仆妾所不能堪。据记载：“上（忽必烈）中岁多足疾。一日，枢密院奏军务，上卧画可，公（董文忠）在御榻伏枕而跽，比终奏，日已移晷，屏气肃肃，曾不流盼。他日院臣言：始吾以公居中而逸，乌知其劳如是！在他人不可一日强志勉力为者，何可几及！何可几及！公曰：君所见特是时，吾固日鸡一鸣而跽，烛入而出。后或长直，四十日不至家，夜杂妃嫔候侍，休寝榻下。上呼之，方惫，熟寐不应，命妃蹴兴之。妃不敢前。上詈曰：董八诚爱之专，敬慎之至，事朕逾父，汝以妾母，蹴之何嫌，而为是拘拘？”[1016]观此，知这个身任怯薛的朝廷大员，在内廷完全是操宦竖之所行。大臣体貌，已扫地无存。所有这些，都导致皇帝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1017]这对于明初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总之，在我们看来，元朝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中，无论就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是一大转折的关会。只有对它有了必要的了解，对明乃至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的全貌与趋势，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