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募兵制虽然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完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至北宋中期，冗兵、冗费以及军队战斗力疲弱等诸多问题已经变得十分突出。
一是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在募兵的四个主要来源中，除了罪犯刺配具有强制性外，其他均遵从自愿原则，这就需要提供较为优厚的待遇。宋初募兵，除了“招军例物”——粮食、薪饷、武器装备之外，还有各种定时或不定时的赏赐，“凡三岁大祀，有赐赉，有优赐。每岁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之差。亦有非时给者。戍边，季加给银、鞋。邠、宁、环、庆缘边艰于爨汲者，两月则给薪水钱，苦寒或赐絮襦裤。役兵劳苦，季给钱。戍岭南者，增月奉。自川、广戍还者，别予装钱。川、广递补卒或给时服、钱、屦。屯兵州军，官赐钱宴犒将校，谓之‘旬设’，旧止待屯泊禁军，其后及于本城”[57]。募兵一旦从军，便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衣、食、战具等皆“仰给于官”。更重要的是，不仅募兵本人，募兵的家属也由国家供养。随着募兵数量不断增加，军费开支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宋太祖朝初期，军队规模为22万左右[58]，养兵费用尚不突出。据有的学者研究，当时的军费开支相当于每四税户（主户）养一名士兵。但是，到了宋太祖晚年，军队数量增加至37．8万，平均要八税户养一名士兵。[59]其时，宋太祖已经意识到了冗兵的问题，他提出迁都洛阳，即部分导源于此。他说，“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他很担心，如果不迁都，“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60]
宋太宗朝，两次对辽用兵，兵员倍增，至道年间已增至66．6万，军费开支占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至道三年（997），王禹偁已经提出“去冗兵”。他说：“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61]
宋仁宗宝元、庆历年间，宋夏战争爆发，新增募兵近40万，军队数量达到125．9万，军费开支接近国家税入的一半。冗兵、冗费成为官僚士大夫讨论的热点，“忧世之士屡以为言”[62]。皇祐元年（1049），枢密使庞籍与宰相文彦博奏曰：“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其故非他，正由养兵太多尔。若不减放，无由苏息。”[63]至和二年（1055），谏官范镇上书说：“夫取兵于民则民稀，民稀则田旷，田旷则赋役重，赋役重则民心离。”[64]他甚至认为，“朝廷之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65]。
宋英宗时期，虽然兵员有所削减，但由于人均军费增加，军费开支负担更重。治平年间任三司使的蔡襄说：“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军约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汉无有也。……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66]在另一篇文中，他又说：“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67]虽然蔡襄前后两处表述不尽一致，但养兵之费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国家财政窘迫却是千真万确的。(www.xing528.com)
宋代实行募兵制，本意是兵民分离，以民养兵，以兵卫民，但发展到后来，竭尽民力已无法供养规模庞大的军队。诚如宋仁宗时范镇所言：“今夫官所以养民者也，兵所以卫民者也。养民卫民者，反残民矣。”[68]北宋中期以后，冗兵造成的巨额军费开支已经成为一大难题，以至于宋神宗发出“穷吾国用者，冗兵也”[69]的浩叹。
二是军队战斗力疲弱。宋军在仁宗时期已经显出疲弱之态。至和中，范镇在奏疏中说：“今河北、河东养兵三十余万，五十年矣。……禁兵三十余万，皆仰县官。就三十余万中，半皆老弱怯懦。老弱怯懦之人，遇敌则先自败亡。非独先自败亡，适所以为骁壮者之累。”[70]吕景初也说：“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拣汰。……况羸疾老怯者又常过半，徒费粟帛，战则先奔，致勇者亦相牵以败。”[71]如果说范镇和吕景初都是文人官僚，他们的说法可能较为夸张，那么，亲历边任者的言论应该更为可信。嘉祐七年（1062），时为权陕西转运副使的薛向称：“陕西之兵，厢、禁军凡二十五万，其间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数乃过半。”[72]尹洙也说：“计今四方厢、禁诸军，殆至百万，其不可用者且半，则冗食耗国，固可知矣。”[73]薛向、尹洙都曾在西北边疆任职，对军队的情况很了解，从他们的言论中，可见当时军队疲弱的情况何其严重。军队既疲弱又骄惰，在战场上必然遭遇败绩。北宋在对辽、夏战争中胜少负多，就是这一情况的恶果。
军队战斗力疲弱，固然有拣选不严、训练不精、军政腐败、军纪废弛等多方面的因素，但募兵终身制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苏轼说：“及至后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复而为民，于是始有老弱之卒。”[74]养兵终身，导致军队的拣选和更新受到很大的限制，如苏轼所言，一名男子勇锐强壮的时间不过二十年，却要终身在军中服役，不但徒然耗费资粮，也会使军中累积越来越多的老弱之卒。一旦遇到战事，势必败北。战败之后，又不得不招募更多的兵员，兵员越来越多，国家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军队中的老弱之徒也越来越多，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三是军队不稳定。从统治者的本意来说，将失职犷悍之徒收入军队，既可“弭盗”，又可“足兵”，是一举两得的妙策。从预防社会动乱的角度讲，这一政策有成功之处，宋代并未发生其他朝代那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但是，从军队建设的角度讲，这一做法却隐含着深刻的矛盾，影响到军队内部的稳定。失职犷悍之徒被定义为良民的对立面，“难以练，易以骄”，唯有严格的军政管理才能有效震慑。这在“纪纲尚立，威令尚行”之时尚可，如范仲淹在陕西建立的一支龙猛军，“皆是招收前后作过黥配底人，后来甚得其用，时人目范公为龙猛指挥使”[75]。然而，一旦军政废弛，军队很容易失去控制，非但不能被倚为中流砥柱，反而会成为祸患的来源。如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契丹犯境，闻龙猛兵士三二千人诈作契丹，掳劫河北”[76]，与此同时，四川又有王均兵变，叛兵达十余万人。正如《文献通考》所说：“自募兵之法行，于是择其愿应募者，而所谓愿应募者，非游手无藉之徒，则负罪亡命之辈耳，良民不为兵也。故世之詈人者，曰黥卒，曰老兵，盖言其贱而可羞。然则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捍国，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则国之所存者，幸也。纪纲尚立，威令尚行，则犹能驱之以亲其上、死其长，否则溃败四出，反为生民之祸，而国祚随之矣。可胜慨哉！”[77]
失职犷悍之徒应征，主要是为了谋求生计，罪隶充军，则具有强迫性质。因此，募兵普遍存在雇佣兵心态，其依违向背往往以所得利益多少而定。如范仲淹曾说：“新招者，聚市井之辈，而轻嚣易动，或财力一屈，请给不充，则必散为群盗。”[78]欧阳修也曾指出：“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乃称多量少，比好嫌恶，小不如意，则群聚而呼，持梃欲击天子之大吏。”[79]这样一支因利而聚的军队势必不稳定、不可靠。张方平曾质疑宿卫亲兵的可靠性，认为“募置之法则异于古，皆惰游无根蒂，莫容其身者，乃来应募”[80]。苏辙也对京师防卫表示过担忧，他认为，京师士卒“趑趄难制”，“不知战而狃于赏，令之稍急，则瞋目攘臂而言不逊，此甚可恶也。且京师，宗庙禁闱之所在，而使不义之徒周环布列于其左右，而尚何以为安？”[81]募兵作为侍卫亲兵不可靠，守卫京师不可靠，保卫边防当然也不可靠，而这种不可靠的状态必然随着王朝衰落而加剧，甚至成为加速王朝灭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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