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学研究的学理立场的优化

我们进行文学研究，重要的是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所谓的实践，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一种是文本阅读实践，一种是越界阅读实践。有了这两种阅读实践，问题意识油然而生。

文本阅读实践源于文本的意义，因为就文学研究而言，“历史文化存在于文本之中”，即是说解读文本很重要，尤其是解读经典文本。读了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就会对日本平安时期的摄关政治与访妻制等社会风习有了深刻的了解。读了奥尔罕·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就会对西方透视画以及中国工笔画影响下的波斯细密画有更深刻的了解。而读了泰戈尔的代表作《戈拉》，就会了解印度教的信仰对于印度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有多大的束缚。因为众多的历史文化现象都存在于这些经典文本之中。其作者以自己独特的眼光，或积极的生活方式介入到与他人共同生活的世界中去，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一般发现了那些历史文化现象存在的现实意义。这种“介入”强调的是一种“对话”与“沟通”，一种作家、作品、读者平等的相互理解。

越界阅读实践则源于文本知识的局限。就文学研究而言只看文本是不够的，还要有越界的知识，即源于社会实践的知识，和越界的理解，即对实践知识的深度理解。人们常说读万卷书，即文本阅读；行万里路，即越界阅读。二者相结合，才能产生真知，才能发现真理。例如，去过朝鲜半岛才会体会古代朝鲜人格外喜欢陶渊明的那种情怀，因为那里的自然风光和陶渊明的诗歌描写是那样得接近。《春香传》中的广寒楼只有两层高，很低矮，鸟鹊桥也没有高高的桥拱，只有几孔涵洞而已，但是，都对男女主人公的相识和情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亲历过土耳其的特洛伊遗址，才可能联想到大木马是从城门中进去的，还是破墙而入的。没有越界阅读的实践，研究文学就缺少一种底气。

文本阅读实践增加了人们审美的感受性和愉悦性，而越界阅读实践则弥补了文本知识的不足与片面性。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问题意识才有鲜活性和生命力。才能使人产生一种对问题进行深入开掘的冲动和激情，将文学研究视为一种精神享受，而不是一种思想负担。这样的文学研究会有一种新气象，一种走出书斋融入社会的大情怀。即使研究的是小问题，可是，让人感到的都是关注社会人生的深度思考。

有了问题意识之后，就要有一个学理立场的确立。学理立场就是在东方文学研究过程中要确立的中国立场、东方立场与国际视野。这三者对应的其实就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三个领域，即民族或国家文学，区域性或总体文学以及世界文学三个层面或学术研究的思维范式。(www.xing528.com)

所谓中国立场，即是说要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解读东方文学的各种文学现象；要以中国学者的立场对已发现的问题进行审视和解决。学术兴衰存亡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没有学术研究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学术的荣耀是国家的荣耀，因为其体现了民族精神的存在方式，体现了学者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担当意识，坚守学术传统、充满人文情怀的精神境界。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就要站在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价值观的立场上发出中国人的最强音。从这一点讲，“绝对中立”“纯客观”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是难以生存在现代的国家或民族意识之上的。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发达的国家都会谋求自己文化和价值观的表达，以便在世界事务中有更大的话语权。

所谓东方立场，即是说研究东方文学要用东方话语，要用东方话语研究东方，要建构东方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不能只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评价东方文学，引领东方文学的发展，不能在东方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出现“失语”状态。即在东方文学研究时不能让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泛滥，不搞民族虚无主义，言必称希腊，当然也不要搞东方主义、沙文主义。东方立场努力将东方文学视为一个有具体历史内涵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对其进行宏观描述和系统阐释。在建立自己的东方话语体系或批评标准时，某一阶段矫枉过正的态度甚至是需要的，但是，那显然不是我们愿意在东方文学研究中长期秉持的正确的学术态度，而是权宜之计。真正的东方立场应该是东西方平等，追求一种生态批评意义上的平衡发展，长期共存，相辅相成。

国际视野下的东方文学研究，指的是在世界文学的场域中考量东方作家、作品或文体思潮的具体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这样才能和世界接轨，才能使东方文学研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学术研究是“天下之公器”，不是民族或区域性的“私器”，因此，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学术史的意义，都是承前启后的一环，而不可能是全部。学术研究成果的优劣，不在于其暂时意义上的对与错的价值判断，而在于其自身长期处于世界学术史上绕不过去的“存在”意义，即这项研究在学术史上不可视而不见，你只有正视它、修正它，甚至批判它才能前进。只有这样，这项文学研究无论选题大小，是否是热点问题，才真正具有了学术研究的意义。

东方文学研究的学理立场从根本上说是东方文学的学理基础，是文学研究从自信走向自觉的一个必然。这不仅仅是一种治学方法，还是学者的精神人格，是研究者自身的一种风范。文学研究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精神人格。大气的精神人格，就会有高的精神境界，就会有相应的开阔的学术视野，就能将文学研究做大、做强，也会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反之，精神人格较低，就不会有高的精神境界，最好的，也只能做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性层面，难以进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理性层面。到头来，只能是为个人小家庭的幸福“增一块砖，添一块瓦”而已，难有大作为，学术成果也难以成为承载时代精神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