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上文可知，宋代新儒学兴起以来，士人的“政治主体性”相对增强，在经典的阐释中时时注意对君主权力的规训与理想君主形象的塑造。新的文化运动对旧的文化传统终究是一种否定，而其中对“天”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天”不再是以前层次丰富的感应之天，转而为高悬在人事之上的义理之天。而从义理到性理的过渡，[58]乃至此后心学的兴起，都日益加剧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即隐含着学理与现实之间的疏离，进而“道统”对“治统”的规训渐趋无力。当“形上玄远之学”如日中天的时候，随着明清易代，这种学说自身的危机日渐显露。“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消逝，则暗示着政治文化上新时期的到来。此时“宋明儒家思想中的超越性逐渐眇于无形，超越的、理想的、批判的道德形上力量不再具有支配性”[59]。由此，清代学术、思想世界发生了不小的变动。当然，外在政治的变化，如北方少数民族入主造成皇帝支配的加强与君臣关系的演变，也不容忽视。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经典中“天禄永终”的诠释也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看皇帝的态度。在历朝皇帝中，留下相关文字最多的要属乾隆。学者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乾隆对儒家经典的态度，以及其个人微妙的心理。[60]清朝官方虽致力于维护经典及其某些注释的权威地位，但皇帝却有时横加批评。乾隆在谈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两句话的争议时，在其钦定的文集中，有一段似乎可称之为“调和汉宋”的言论：
其下“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后汉包氏注以为穷极四海天禄所以长终，盖以为吉言矣；而宋朱子注则以为，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似以为凶语；而予则以为朱子所注得理，且非凶语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为人君者，诚念四海民之困穷，法文王之视民，如伤则必思所以济民之困穷，虽不能博施济众，而民之困穷者究不无少救，亦可保其君禄之善终。即《洪范》九“五福”之“考终命”，岂不善乎？若为君者不思四海之困穷而自恣其乐，思欲保天禄之永终，得乎？[61]
乾隆钦定的解经之论，细究之，虽只是牵强附会，不甚高明，于语义不通，却有思想史上的意义。乾隆的解说分两部分：首先是否定“天禄永远终结”的说法，其依据是其他经典中的例证。接着是重点阐发“为人君者，诚念四海民之困穷……亦可保其君禄之善终”，这样一来，客观上四海的“困穷”与否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皇帝是否“高度重视”，只要对四海子民的生活状况“高度重视”，即便做不到“博施济众”，君位也可无虞。由此，评判统治权力正当性的标准，从宋儒所秉持的客观现实，转而为皇帝内心态度。这一转变，意味着思想权势从儒家之“天”转移到了君王自身，“治统”兼并了“道统”。[62]
其实，不用等待乾隆钦定，有的士人便已经对朱子解“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以“如此不祥之语”作出了质疑。这些阐释也有可论之处。前述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中的解释即与乾隆所钦定相近，乾隆所钦定者实际上当是承阎若璩之论而来。此外，李光地《榕村语录》也曾对“困穷”“永终”之语有所阐述：(www.xing528.com)
譬如我教你当加惠乡里，勿欺侮人，这是正当道理，你听得自当感动，即乡人听得亦必共以为是。倘说你若不加惠乡里，欺侮人，人必如何害你，虽是理所必至，但常常说，不但不成口气，势且长薄俗、生刀风，所谓兴戎也。困穷、永终的话只好说此一句，故曰朕言不再。[63]
他一方面强调这是“理所必至”，但也不免认为这句话确属逆耳，多说反有害，并用《大禹谟》“朕言不再”来为舜辩解。可见，李光地虽不敢否定朱子的意见，但已经在不改变其注释的基础上做了最大的让步。无论如何，“困穷”“永终”是犯上不敬之语，是万不该说的，无奈经文中本有，只好曲为之辩。
这之中“只好说此一句”与“朕言不再”诸语，实在是李氏自己在皇帝面前“只好说此一句”，不敢多提意见。梁启超曾对李光地大加挞伐，[64]其意见固有其时代色彩，但多少刻画了权力重压下的人物形象。我们则倾向于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李光地的说法，可以与王汎森所谓士人的“自我禁抑”现象联系起来。在清代政治权力的巨大压力之下，权力向毛细血管一样作用到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个人最私密而复杂的思想世界，对经典的诠释亦不例外，经学同样发生了“变异”，而这种自我约束造成的变异，恐怕是统治者都未曾想到的。[65]总之，官方所标榜的君臣纲常，由此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趋于极端的宣扬，成为士人的“集体无意识”[66]。君进臣退的态势，不仅反映在政治世界中，也深刻影响了士人的学术、思想与心态。当然，清代的思想、学术面貌十分复杂，不可把一人之学说当作社会整体、主流的思想，乾隆钦定的解释、李光地的想法，也没有引起多么强烈的共鸣，但他们的态度，还是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种氛围，的确应予注意。
最后，随着清朝统治的衰落，学术思想世界也有了变化。近代最值得注意的变化之一便是传统经学走向边缘。[67]经学自汉代以来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所谓汉代诏令多引五经文句，洵非虚言。哀帝策董贤，而引“允执其中”，招来非议，正显示了典故运用与国运兴废的重大关联。随着经学与政治的逐渐疏离，这些功能都受到了弱化。至此，本文对“天禄永终”诠释史与传统政治文化延续和变迁的考察，也走向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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