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图书馆采访机构设置形式探析

我国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采访机构的设置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单独设立采访部门，全面负责信息资源采访工作各项业务与环节。如厦门大学图书馆和武汉大学图书馆的采访部、清华大学的资源建设部均全面承担各类型信息资源的采选、订购、验收和财务处理等工作，以及国际国内文献交换与赠送工作；二是文献采访与文献分类编目合为一个部门，采取采编合一、集中管理的组织形式。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资源建设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采编部，由部门中的一至多个工作小组具体负责采访业务；三是图书采访、期刊采购、电子文献采访等业务相互分离，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如一些图书馆将图书采访业务归属采访部或采编部，期刊采访业务归属独立的期刊部，数据库采访业务由信息咨询部门或信息技术部门负责，多媒体资料采访由多媒体阅览室负责。

采编合一和单独设立采访部门为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采访机构设置的主流形式。这两种组织形式下的采访工作，基本上是独立的体系和连贯的流水线。在采编合一模式下，虽然将文献采访与文献分类编目合并在采编部门，但其内部采访与分类、编目工作仍是分开和各成体系，采访工作依然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运行。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资源建设部的主要职责为承担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采访、组织与揭示业务，其下属的采访工作组的业务范围是根据学校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的需要采集各种文献，收集开放获取的网络文献资源，对电子资源进行管理，与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的大学、科研机构进行书刊交换，处理文献受赠等事务；编目工作组则负责图书馆文献资源的组织、揭示、目录维护、质量控制等，负责实体文献的技术加工等，负责学位论文、期刊的装订。

图书馆采访机构设置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期刊的管理体制上。高校图书馆对于期刊的管理方式，存在两种显著不同的模式：一种是期刊的订购、交换、加工、流通借阅等工作统一集中到期刊部门，实现期刊的“一条龙”管理；另一种是将期刊采访合并到采访部门实行混合管理，期刊部门只负责期刊的借阅流通或者将期刊的流通阅览划入流通阅览部门。我国最早的期刊管理，主要采取图书与期刊混合管理方式。1927年，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设立杂志部，这是国内图书馆最早设立的期刊单独管理机构。之后，不断有图书馆设立杂志部（股）、期刊部（股、组）或报刊部。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草案）》，其第五条把期刊部（组）列为“高等学校图书馆得根据具体情况和发展规模，逐步分设或增设”的8个机构之一，高校图书馆纷纷开始设立期刊部，至1980年代初，单独设立期刊部的比例高达85%，标志着对期刊进行单独管理的主流体制已经形成。1985年2月12日国家标准《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的颁布实施和1987年2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的出版，规范了期刊的分类编目，使我国期刊管理工作真正脱离图书，走上期刊“一条龙”单独管理的道路。(www.xing528.com)

倡导期刊“一条龙”管理的学者认为，将有关期刊的各项业务工作统一在期刊部门内，能够使期刊采编工作的特殊性得到充分体现，保证期刊管理各项职能的充分发挥，期刊采访与流通阅览业务环节的融合发展，既有利于采访人员有的放矢地订购期刊，又有利于期刊的统一管理和协调，是强化期刊工作的最佳方案。

19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资源及其载体形式的多元化发展，不同类型信息资源之间内容的相互重复和交叉现象日趋严重。以中文期刊为例，2016年我国正式出版纸本期刊为9848种，其中90%被同方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在多种载体文献并存和内容重复交叉的情形下，期刊采访、图书采访和数据库采访的分离，显然不利于解决信息资源采访中的重复和遗漏问题，不利于统筹规划有限的文献采购经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不利于精简机构和开展学科化服务工作，“一条龙”管理的缺陷逐渐显现出来。因此，对图书馆的采访工作和文献经费进行统筹规划，将图书、期刊、电子文献、数据库等的采访业务进行统一管理，实现采访工作及其机构的整合和“大采访”化，有利于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和采访工作整体水平，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浪费，确保馆藏整体结构的合理性，适应高校学科化资源建设和服务开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