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图谱揭示的文化观念

在中国古代十分丰富的图谱编制的思想与实践中，同时也蕴藏着一些深厚的传统文化观念，如崇古观、正统观、等级观、秩序观、审美观、史鉴观、文献观，等等。它们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对于历史、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基本态度，以及他们那种具有封建正统特色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

首先，在图谱编制的思想与实践中，蕴藏着中国古代文人的崇古观与正统观。中国文化传统观念中历来就有较为浓厚的崇古色彩，具体表现为是古非今、厚古薄今、崇古虐今、贵远贱今等，这一特色在中国古代的图谱编制思想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例如郑樵在《通志》中强调：“何为三代之前学术，如彼三代之后，学术如此，汉微有遗风，魏晋以降，日以陵夷，非后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实后人之学术不及前人之学术也。”他认为当时的学术已经不如三代及汉。这种崇古观在后世有一定的发展。“中国古人即便改良也要托古改制，从典籍中寻找根据。”^[23]这种观念具体到图谱编制这一具体实践中，就是利用图这种可视性较强的文体形式来描述某事某物在古代的具体情况，追古溯今；利用谱这种系统性较强的文体来追溯族系源流。如宋金时期墓葬中的彩绘《二十四孝图》，其中运用24幅关于舜孝顺故事的图谱作品，来形象地展示古人各种孝顺的事迹，弘扬古人的孝道美德，这完全就是一种崇古讽今的崇古观的体现。另如清朝胡渭在《易图明辨》一书中追溯易图学说的源流，并尽可能搜集古代相关书目。“就全书整体而言，胡渭《易图明辨》所采取的撰述方式，广搜博取，举凡当时胡氏所能接触到的四部各类文献中关于图、书、象、数的学说理论，都尽量收揽”^[24]，极力做到追述古代源流之能事。

正统观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天下大一统的思想、孝悌观念等。这种观念在中国历代的图谱谱系中也有鲜明的表现。例如从《史记》的“本纪”等中可以发现，各个民族都统一在一个世系中，文字中没有大一统，却在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的意思。而家谱中的这种对家族祖先的追思其实也是对封建正统观——“孝道”思想的一种具体体现。明刘绩撰的《三礼图》，在卷一讲得很清楚：“三代制度本于义，故推之而无不合。自汉以来失其传而率妄作，间有微言训诂者又误，遂使天下日用饮食衣服作止，皆不合天人，而流于异端矣。绩甚病之，既注易以究其原，又注礼以极其详，顾力于他经不暇，故作此图以总之，凡我同志留心焉，则可以一贯矣，勿泥旧说，见旧是者，今不复图。”刘绩认为三代制度已经被误传，需要有人出来正之，因此他才作《三礼图》，利用图文合一的方式进行详细的说明。这是天人合一的正统观的体现。

其次，在图谱编制的思想与实践中，又蕴藏着中国古代文人的等级观和秩序观。综观中国古代各种形形式式的图谱形式，几乎都体现出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体现出难以逾越的等级观。尤其是在家谱、年谱等图谱形式中，这种观念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中国传统的家谱几乎都有同样的规定，即家里的女儿不入家谱，这实际上就是封建等级观的体现。即使是在一些像药谱、茶谱、花谱等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特点的图谱资料中，这种封建主义的等级观依然渗透其中。例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25]这段话中的上、中、下，天、地、人，君、臣、佐使等正是等级观的表现。

而秩序观强调天下一家。所谓“秩”，《说文解字》解释为“积也”，积累才能有次序成文理。所谓“序”，《说文解字》解释为“东西墙也”，东墙西墙为次序。秩序也就是有条理、有次序的意思。这一观念正是图谱的内在反映。如通过世系一门中的帝王世系，就可以看出天下一家的秩序观，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就是秩序观的反映。另外随着章学诚对图谱之学的强调，在清代的地方志书中，大都可见地形、水利等的更迭图。另外随着中医学的发展，图谱的秩序观在针灸图中有较多阐述，如《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中强调用针的次序。(www.xing528.com)

再次，在图谱编制的思想与实践中，也蕴藏着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观与艺术观。从艺术美学的角度看，图谱具有朴实、具象的审美意识，而这也正是中国古人所十分崇尚与追求的。从图的表现特点上看，基本上都与几何图形中的三角形、正方形、矩形、圆形等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些形状的不同组合会形成千变万化的图案，这不仅反映在陶器上、青铜器上，还反映在建筑物上，甚至服饰上，表现出图谱的传统美学观念。图谱以写实、具象为特征，体现出与国画不同的审美观念，以白描线绘的手法清楚地表现人物形象、工艺步骤、天文景象、家族渊源等内容，是我国传统朴素审美观的体现。在地图上所体现的美感则可以以西汉的军事地图《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为代表，这一地图一方面可反映出汉代地图的绘制技术已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例如河流的粗细变化以及自然弯曲，都表示得十分逼真生动；河流交叉处没有出现通常易出现的倒流画法；道路的绘制几乎是一气呵成，看不出换笔的接头；全形符号的居民地图形也很好。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当时测量技术的高度发展，为我们表明了汉代地图在符号的设计问题上注意了既形象又合理的原则。例如用闭合曲线表示山体，在曲线的突出部分加绘有月牙形符号，以表示山体的突出部分。^[26]

另外在工程制图的技法应用上，从平面图走向立体图的过程中，应用近似作图法、借助规矩作图法，到后来的斜二轴测画法、等轴测画法等，使得图在实用的基础上更具艺术的美感。例如《芥子园画谱》是一本国画技法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从其美学思想，美学特征，美育影响三个层面展开，“从南北分宗、师承与开拓、胆识之变、因文传画四个维度对绘画史的流变进行了梳理，突出画史因文传画的特点，坚持从有法到无法的美学原则，从‘抓古人痒处’与‘抓自己痒处’的同一来说明复古与求变的同一”^[27]，呈现出体系与系统之美。图用线条、形状、样式、表、格等来表达撰者的思想，呈现出朴实而又不失生动之美；谱是作者通过源流的追溯、学术的辨章、流变的梳理来抓住事物发展的脉络，呈现出学术系统性和体系化，表现逻辑之美。

第四，在图谱编制的思想与实践中，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史鉴观与文献观。所谓史鉴观是讲“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28]，中国古代学者认为，通过图谱、地图的编制，可以通晓家世的更迭，知晓失败与成功的交替。如元朝李好文在其所撰《长安志图》序中指出：“有宋元丰三年龙图待制，吕公大防为之跋，且谓之长安故图。则此图前世固有之，其时距唐世未远，宜其可据而足征也。然其中或有后人附益者，往往不与志合，因与同志较其讹驳，更为补订厘为七图。”^[29]这是对地图的订正和补正，是史鉴观在地理图谱中的反映。另外在图的发展过程中，也离不开技术的进步，宋朝图谱的繁荣发展与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通过图谱的发展看到印刷技术的演变。宋朝郑樵的《通志》提出图谱略，我们认为其中也有技术的因素。雕版印刷能够为更高质量的图谱提供技术支持。图谱通过图、谱、表、格、纪等透露出古人对历史的认识，发现史可以明鉴的观念。

文献观是对史鉴观的延伸。图、谱、表、格、纪等文体在古代被统称为图谱，内含通达宏博的文献观。这种文献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图谱作为一种目录学的资料。图谱表现在目录学上就是按类收录，使各种图书更加条理化、明晰化。如王俭的“图谱志”收地图和有图的书；郑樵将图谱分为十六类，在“记无篇”中又将图谱分为二十六类，按类分别列出图、谱等相关内容，使得后人能够方便地查找书目，也可以知晓图谱的存亡。清朝的《四库全书》延续并发展了这一分类。二是把图谱作为一种档案性的资料。把图谱作为一种档案资料是体现古人文献观的第二个内容。档案是分类保存文件和材料，图谱在档案中占有重要地位。自有史记载以来，产生大量的图谱，这些图谱能够反映当时的生活状况、科学技术水平、建筑水平等各个方面。如《三礼图》《农政全书》等。再从王俭到郑樵对其的整理来看，图谱的分类整理有着档案学的意义，而且图谱资料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三是把图谱作为一种完备性的资料。图谱的编制表现了人们追求完备性的文献观。这种完备性表现在家谱与地理图谱中，如《帝王世系图谱》，还有元朝的李好文的《长安志图》。李好文说：“以汉之三辅及今奉元所治，古今沿革废置不同，名胜古迹不止乎是泾渠之利，泽被千世，是皆不可遗者，悉附入之，总为图二十有二，名之曰长安志图。明所以图为志设也。呜呼，废兴无常，盛衰有数，天理人事之所关焉。城郭封域，代因代革，先王之疆理寓焉。沟洫之利，疏溉之饶，生民之衣食系焉，观是图也。”^[30]在诠释《长安志图》的这种整体观、全面观的过程中，进一步强调了图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