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为了社会稳定，从建国初年开始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主豪强对百姓的压榨，逐步解除元代以来对匠户的束缚，使绝大部分直接生产者都能从事于生产活动，大大刺激了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农业上，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工业上，冶铸、纺织等行业也都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工具系统。至明末，商业经济已经尤为繁盛。在全国各地已出现许多以粮食、丝绸、棉花、纺织等来进行贸易的工商业城镇，也有些学者称这一时期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到了清初，虽然经历了“甲申之变”的阵痛，但是经过清廷的改制，商业经济很快得到了复苏。诸多史料证明，清初社会已是市井繁荣、商贾云集的盛世太平景象，百姓世俗生活与商业市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明末清初社会的各个阶层，人们的商品意识和弃儒就贾的风气都随着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愈演愈烈，致使这一时期奢靡享乐成风。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明末清初艺术与商业文化的密切关系，这也是力图完整诠释这一时期艺术观念的基础。
（一）商品意识的活跃
明清时期，商品意识在人们社会生活中与日俱增。据龚自珍《平均篇》记载：“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整个社会上下不论文武百官、军民百姓，其生活都离不开商业的氛围。即使军队也常常“私起店房，邀截商货”，或贩卖私茶，开矿冶银。[12]晚明王肯堂《郁冈斋笔尘》载“京师军人将受粮于仓，先期给筹，辄卖之。南人利其价廉，每买得筹”，可见影响已经及于军队。
明末文人也多涉足商业。不少文人和出版商合作，靠编书卖文为生。如明末文人冯梦龙在《绣像古今小说·序》中说道：“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13]这是书商和文人之间的共谋生存与发展的商业性合作，使编卖选文成为风气。对于擅长书画的文人、画家乃至工匠以作品来换润笔资的事，更不待言。康熙《苏州府志》载：“丹青翰墨，先哲多擅名，至今风雅不绝。鉴赏收藏，寸缣尺幅，贵逾拱璧，巧者工临摹以乱真，四方慕名者悬金以购。”[14]记录了商业影响下的艺术品鉴藏和市场情形。又如明末清初的文人傅山，“因无贷之难，遂令老夫役人之役”[15]，在经济陷入窘境的时候，也时常靠卖字画来得到生活上的资助，直到晚年名气越来越大，不得不依靠别人代笔来完成他的书债。可见这一时期的文人通过自己艺术创作以商业方式来满足生存需求已经属于社会的普遍现象。诗文书画都已正式取得了文化市场上商品的地位，而文人的态度是：为人作文字必须取得适当的金钱或其他物质的酬报。[16]
还有一些地区，儿童也参加商业活动。在江南传统的祭灶日，“小儿持纸画灶神像，叫卖与市，言其去旧更新也。”[17]明代文人黄省曾的《吴风录》曾描述这一时期的商业风气：“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若就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酤，其术倍克于齐民。”也正如晚明张瀚在《松窗梦语》称这一时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8]。
总之，这一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商品意识也随之在社会中活跃，人们的商品价值观念在士、农、工、商各个阶层都逐步增强。而其对明末清初艺术诸多方面的影响，当然也不容忽视。
（二）弃儒就贾之风与百色工匠的发展
自晚明以来，随着民间赋税的不断增加及商业化持续加速，士商互动或“弃儒就贾”便作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而存在。与此同时，民间工匠也有了更为自由的流动，有更多时间从事生产活动，遂使得这一时期手工业制品和百色工匠的社会地位得到发展与提升。由此缩小了以往上层文人士大夫与民间工匠的隔阂与差距，这一状况对明末清初艺术观念的嬗变影响很大。
余英时先生认为，士商的互动无疑是明清社会史和思想史之一面向，表现出了士商互动与儒学的转向。[19]明末清初时期，在商业经济发达的同时，出现了具有地域性的商帮，具代表性的有徽商、晋商、陕商和江苏的洞庭商人、浙江的宁波商人等等，其中又以徽商最为活跃。
顾炎武在《肇域志》描述徽商：“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贾人娶妇数月，则出外或数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识者。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其人皆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疑。他日计子母息，大羡，副者始分身而自为贾，故大贾非一人一手足之力也。他俗习懒、习赚，有贾无副，则贾不行。其数奇贩折，宁终身漂泊死，羞归乡对人也。男子冠婚后，积岁家食者，则亲友笑之，妇女亦安其俗，而无陌头柳色之悔。青衿士在家闲，走长途而赴京试，则裋褐至骭，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而吝舆马之费。闻之则千万金家也。徽人四民咸朴茂，其起家以资雄闾里，非数十万不称，富也有自来矣。”[20]汤宾尹也如此描述徽商“徽俗多行贾，矜富壮，子弟裘马庐食，辐辏四方之美好以为奇快，歙为甚。歙人民巷舍所居，动成大都会，甲于四方，岩镇为甚。岩镇大姓以十数，衣冠游从，照耀市巷，潘氏为甚”。[21]从中即可窥见徽州商人从事商业之情形。
另外，对于山西商人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有描述：“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规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22](www.xing528.com)
其次是陕商，“陕地繁华，以三原、泾阳为第一，其人多服贾吴中”[23]。“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24]由此可见，陕西商人在四川、江浙一带颇有实力。
对于江浙一带商帮，清人钱泳《履园丛话》中载：“苏州皋桥西偏有孙春阳南货铺，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田。案春阳，宁波人，明万历中，年甫弱冠，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十四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25]由此亦可窥见东南一带商贾之盛。
商帮的普遍出现，即可见弃儒就贾之风流行，它也标志着士商关系的改变。晚明的士人们逐步开始转变了对商人的看法和态度，最为典型的诸如李梦阳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引用王文显的话道：“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26]又李贽也论述道：“且商贾何陋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浪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之门者。”[27]此二者之论，时常被看做士人对商人或经商态度改变的佐证。另外，晚明理学家东林党人顾宪成也论及道：“以义诎利，以利诎利，离而相倾，抗而两敌。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两成，通为一脉。”[28]已经明确提出“合而两成，通为一脉”，进一步说明这一时期士商相混或弃儒就贾已成风气。由此，明清时期的生员也便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商人不但与士人交流密切，商人或其子弟也通过参与考试或募捐等其他方式进入士的阶层。整个社会呈现商而儒、儒而商，出商入儒或出儒入商，儒商难分的局面。明代蔡清的《自警诗》就有句：“往闻世俗语津津，总道读书万倍利。吁嗟读书只为利，是亦商人而已矣。”[29]直接将士人等同如商人。更有甚者如汪道昆在《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中认为：“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贱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能有“良贾何负闳儒”的观念，也充分流露出商和士相竞争的强烈心理。表明了传统的“四民”观念开始转变为“四民不分”或“四民相混”，士与商之间已不易清楚地划界线了。[30]
随着弃儒就贾之风的流行，社会商品行业分工也日益细化，然而作为民间主要的日用品均由百工生产，在全国各地都涌现出许多能工巧匠。历史上的明清工艺美术精品，均能体现这一时期手工业所达到的水平。明末文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就对这一时期的许多工艺部门世代相传的各种技术作了具体描述。随着商业经济和手工业者的发展，工匠人数不仅迅速增加，按照产品种类和用途不同其分工也更为精细。百工技艺之人，多出于东南，其次江西、浙江、闽、粤，以及西北诸地。并且不少工匠凭借自己的一身手艺，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财富，更能随着名声四起而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如明人刘峦的《虞书》所记载：“银工吕国华，酒器第一。崇祯末，伊子赴京，以世艺考选铸印局儒士，给冠带。”[31]
显然，这一时期的工匠以及他们的手工技艺产品已经广泛地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工匠们也开始了与文人士大夫们密切交往，一些文人士大夫也极为欣赏他们的作品，也欣然地为他们的手工产品作“技近乎道”的更高层面的诠释。在这样的过程中，便加速了文人士大夫和工匠之间的互动，也日益提升了工匠的社会地位。这一状况的出现，也标志着明末清初艺术开始逡巡于雅俗之间。
（三）奢靡享乐成风
随着商业的日益繁荣，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奢靡享乐蔚然成风，逐步引起了社会风气的大变动。一改明朝初年对商人所规定的“商贾之家止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许穿绸纱”[32]，随着商人地位转变，社会中不论何等身份，皆“不以分制，而以财制”，从而冲淡了明初以来森严的等级制度。有钱就能穿着华丽的服饰，享受上层人的富贵生活，改变了以往尊卑荣辱的传统观念，而追求享乐化的现实生活。如果说艺术来源于生活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奢靡享乐之风，自然也会反映到艺术现象中。
据顾炎武《肇域志》对北方山西一带的描述：“后则靡然向奢，以俭为鄙……今地利所出，不及于曩昔，而奢靡之风，乃比于东南，将何以为继也……愚观晋之世霸恭俭，不失以殷富称。今物产远谢昔年，殆风俗奢靡，有以致之。”而江南苏州一带亦号称“奢靡为天下最”[33]，使得社会上下生活中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奢靡享乐之风气。
明代诗人张来仪曾云：“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烧钱酾酒晓祈风，逐侣悠悠西复东，浮宅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嵯峨大舶夹双橹，大妇能歌小妇舞，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34]这不仅是诗人对当时生活的客观写照，而且由此亦可窥见当时社会的奢靡享乐之风，堪称为“世俗行乐图”的写照。费元禄的《晁采馆清课》也记录了晚明文人的休闲享乐的生活情景，比如对于自己的饮食烹饪论述道：“山居虽远兼味，而颇饶清给。吾于莲属取其房实，藕之甘；菱属取其茨之温，藻之秀；木属取其笋之韵，菰之妍；菜属取其莼之香，葵之恬，芋之滑，又桂可膏，菊可苗，梅可医，佐以鲙鲤烹脯。谈农圃而话琴书，偃褰日夕，以乐盛世，即大官之奉何以逾此。”[35]由此亦见作为文人士大夫们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享乐追求与情趣。这一风气虽然盛行于晚明时期，但人们对享乐化的追求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虽然会在特定的环境中有所起伏变化，但这样的奢靡之风自吹起就很难再彻底消失。所以考察明末清初的艺术现象，这样的奢靡享乐化的社会背景可以说是挥之不去的。
有学者认为：从明朝人的生活观念来看，所谓生活的享受，从其观念的层面来看，则完全是一种享乐主义，而这种享乐主义或者说快乐，其实也可以析为“世乐”与“世外之乐”两种。[36]晚明以来社会生活的日益享乐化，对于一般世俗百姓来讲即是“世乐”，也就是衣食住行等等的物质生活的享受和娱乐，诸如服饰、饮食、通俗读物或民间戏曲杂技等。而对于文人雅士们，除了最基本的通俗娱乐之外，则追求一种清雅、旷达的“世外之乐”，如品评书画、琴棋诗赋或寄情于山水之间等等的悠然生活。不论对于生活的追求或雅或俗，自晚明以来人们对于生活奢靡享乐的追求，生活内容趋于享乐化、世俗化的这一特点则是一致的。当然，对于生活的享乐化追求，若从另一角度看则大大促进了艺术的发展，这一点在此先不作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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