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货轮“海豚”载着一船工业制品离开了伦敦。这些工业制品包括玻璃、脚轮、鞋子、帽子、打捆的帆布、白蜡、钢铁和黄铜器具。这些货物都是要运到新英格兰卖给当地殖民者的。货轮在波士顿卸货，并且换上当地的货物：小麦和裸麦，桶装的牛肉、猪肉、鲱鱼和鲭鱼等。其中，还包括了7000磅的烟草。这些烟草很可能是从弗吉尼亚运送到马里兰的。“海豚”随即向南行驶，进而抵达巴巴多斯。在那里，人们卸下其中的一些货物。而那些空当很快就为蔗糖所填补。此时，它才开始了横跨大西洋的旅程，仅仅在加纳利群岛稍作停留。在那里，他们将腌渍的鱼拿出来卖给当地虔诚的天主教徒。这是因为，后者遵守教会的规矩，从不在星期天吃肉。1
这一环形航行以及其他成百上千次类似的航行反映了英国贸易的显著改变。优良质地的毛纺织物曾经是英国的主要出口商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地位逐渐不保，烟草、蔗糖、鱼类等逐渐开始占据主导。在这一世纪的最后15年里，用于制帽的加拿大海狸皮也加入了大宗出口商品的行列。到1700年为止，这些商品的再出口占据了英国海外贸易的30%。布匹所占的份额则从1647年的90%急剧下降到17世纪末的47%，下降的趋势还在持续。与此同时，新的市场开始涌现。自1630年到1700年，50万人移居殖民地。其中，2/3的人移居北美。所有人都急需家庭作坊生产的商品。在17世纪50年代中期，仅巴巴多斯一地，就进口了20000双靴子和鞋子以及1500匹马。
随着经济革命的起步，英国国内政治也不再稳定。1642年，英王查理一世同议会之间斗争的爆发将这一不稳定推向了顶峰。争论的根源在于，两者中的哪一方拥有制定政策的权利。尤其是在有关宗教和税务的问题上，这一争论就显得更为激烈。在英国本土的战争也波及了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自1640年起，许多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选择回到故土为议会战斗。1649年，保王派倒台。前朝臣和剧作家、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选择在自己的领地内收留这些难民。新的共和联邦不承认他的所作所为，并勒令他放弃职位，回归田园。但在1660年，随着查理二世的复辟，他重新崛起，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1649年联邦的成立可谓是帝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在接下来的11年里，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希望能够保持并扩大英国在海外的势力及其贸易。他们立法以强调英国本土对殖民地商业行业的控制；促成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希望重新武装英国海军；对荷兰海上力量发起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势力。
对于制定这些政策的所有官吏们来说，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英国的殖民地以及由它们所带来的、新的跨大西洋贸易将会是重要的国家资产。它令人垂涎三尺，因而必须得到政府的保障，并由此逐渐发展壮大。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动用武力。当时盛行的经济教条（即重商主义）渗透到了当时政府决策的方方面面。这一教条假定全球贸易是有限度的，而国家财富的多少必须以其自给自足的程度来加以衡量。自给自足也表明了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是因为，它表明一个国家不再处于和其他世界力量相互依存的网络之中，并有能力积累一定的财富。在原材料方面尤其如此。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之所以乐意给殖民地颁布许可，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证国家自给自足的考虑。倡议者们希望，殖民地能够为英国提供足够的货物，以替代过去从欧洲进口的那些商品。他们显然大错特错。但是，出乎其意料的是，美洲及加勒比殖民地的商品仍足以出口到一个特定的、不断扩大的大陆市场当中。如果此后的事态按照17世纪40年代时的趋势发展的话，英国将很快成为跨大西洋贸易的中心，而这一贸易的基础正是烟草、蔗糖、鱼类以及新的奴隶运输。
显然，这一贸易前途未卜。英国在北美还未站稳脚跟：此时，法国的势力已经开始渗透到圣劳伦斯河流域。而在更远的南方，荷兰人在今天的纽约建立了一个小根据地。荷兰的威胁并不仅限于此。1648年之后，他们暂时脱离了欧洲事务的纷扰，得以腾出手来发展他们已经极为庞大的商业舰队并成为世界的主要海上运输力量。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政府的目标在于加强同殖民地之间的商业联系。这些殖民地受到限制，不得不通过英国并且使用英国的船只来进行其所有的海外贸易。1643年和1660年颁布的《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1]、1663年颁布的《必需品法》（Staple Act）以及1673年颁布的《种植园法》（Plantation Act）都是出于这一目的而出台的。这些法令禁止非英国的船只在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以及在各个殖民地之间运送货物。起初，“英国”这一概念包括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以及苏格兰。但是，随着1660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再度成为同一个国王统治下的两个独立国家，苏格兰的船只也不再能在此地通行。除去得到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权之外，英国的船主们也有权要求皇家海军的保护。1649年，复辟后的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以确保这一权利。
尽管保有皇家的名号，英国舰队已成为一个供各色人等差遣的国家力量。这些人大多在国际贸易以及殖民地贸易当中赚取利润。这一法令颁布的缘由，起初是为了镇压保王派的海盗们。但是，到1680年为止，为了震慑阿尔及尔的海盗，利用战船护送英国商船通过地中海一事已成为了家常便饭。与此同时，它们也维护着雅茅斯、冰岛以及纽芬兰渔业的安全。在大西洋以及加勒比的水域里，人们也能够看到这些战船巡逻的身影。2这样一来，海军也就成了商业以及殖民政策的工具。
为了加强对商船的保护，增加战船的数量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从1650年起直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政府一直在建造船只。1679年，海军属下共有86艘船。而到了1688年，这一数目翻了一番。在这一事件上，海事法庭起居郎及秘书赛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可谓功不可没。他试图消除海军官僚体系当中的腐败，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舰队。这支舰队灵活机动而又便于操纵，因而有能力在对法、西以及荷兰的战斗中发挥作用。
至少在1680年之前，英国最主要的贸易对手是荷兰。后者的大型商业舰队足以对英国商业构成威胁。而在通过英吉利海峡以及北海的时候，荷兰舰队面临着其最为脆弱的时刻。但是，为了抵达阿姆斯特丹，他们必须要通过此地。也正是在那里，他们接受了皇家海军的挑战。分别在1652年到1654年、1665年到1667年以及1672到1674年进行的三场英荷战争并没有分出胜负。尽管英国海军上将布莱克打赢了第一场战争，但是，这场胜利旋即遭到了逆转。1666年，在梅德韦港口内，荷兰人劫持了英国船只，并将其焚毁。然而，随着英国人占领并且吞并了纽约，这一耻辱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英国的舷炮可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荷兰人的地位。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荷兰的经济地位却是靠不住的。与他们的对手不同，他们几乎没有殖民地。在他们所出口的商品中，也没有值得依赖的单一大宗商品，例如蔗糖或者烟草。正如战争当中所揭示的那样，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国扰乱他们的海上贸易活动。更为不利的是，自17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荷兰人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利润用于巩固他们南方的边塞，以作为在陆上对抗法国人的据点。
人们将1652到1654年英国海军的胜利归功于上帝而不是布莱克上将的战船。至少在那份标志着同荷兰签订停战协议的官方通告中，英国人是这样诠释自己的胜利的：“主降下了神谕。这就好像上帝亲口通告，英国是我的长子，是所有国度中最使我喜悦的。”这一情感无疑反映出，一种新的、胜利者的以及侵略者的情绪已经在全国蔓延开来。我们也不难看出，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正是这一感情的幕后推手。正是在克伦威尔的手中，伊丽莎白时代后期所产生的国家与新教使命的概念逐渐复兴，并成为现实。终其一生，克伦威尔都坚信，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遵循神谕的。他同时也希望创建一个神圣的、勤劳的国家。而且，由于其新教信仰以及发达的商业，这一国家也势必能够屹立于世界强手之林。
在1654年失意的绝非仅有荷兰。同年，葡萄牙政府对英国商人做出了让步。这一让步意义深远。它等同于承认，葡萄牙不再有意愿或是足够的财力以维持它在东方以及美洲的旧有权威。紧接着，克伦威尔考虑着在西印度与西班牙交战。这场战争不但会摧毁一个老牌天主教领导力量的财富以及其威望，而且也昭示着新教力量的胜利。与此同时，它还向世界表明，西班牙不过是徒有其表，早已失去了在此地垄断贸易的能力。在所谓“西部设计”的过程中，一位背教的多米尼甘教教士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2]改变了克伦威尔的想法。这位教士的《英格兰在美洲》（Engl and in America）一书号召人们颠覆西班牙在新世界的统治，并以英国的力量取而代之。与此同时，他也听取了巴巴多斯总督托马斯·莫迪福德爵士（Sir Thomas Modyford）[3]更切合实际的意见。这位种植园主能够从公共政策中榨取私人利益。
从多种意义上来说，“西部设计”为此后许多帝国的侵略行为开辟了道路。商业利益、个人贪欲以及一种受神指引的历史使命感相互交织，并联系在了一起。而连接它们的纽带正是出于某种高尚的道德原因，尽管这一点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为了给自己主动向友邦的领土发起进攻的行为开脱，克伦威尔的御用文人们将这一次远征描绘成复仇。他们表示，这一行动是为了报复西班牙人以及天主教150年来在美洲的暴行。“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主持公道。他们不得不忍受西班牙人的残暴、恶行以及他们所带来的伤害。”3克伦威尔本人则真切地希望，在驱逐了西班牙人及其宗教裁判所之后，当地能够迎来新的、更有价值的一代移民。这些人正是来自新英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的“通晓上帝意志的人”。
1654年圣诞节，海军上将威廉·佩恩（William Penn）[4]爵士率领着一支由17艘战舰所组成的舰队从斯皮特黑德出发。与之同行的还有20条运输船。乘坐这些船的是罗伯特·维纳布尔斯（Robert Venables）将军及其手下的5000名精兵。他们都是从爱尔兰的守备队中集结而来。五周之后，这一舰队停靠在巴巴多斯。以捍卫《航海条例》的名义，这一战争从一开始起就卓有成效。他们控制了大量在此地附近抛锚的荷兰船只，其战利品价值共计约5000英镑。在巴巴多斯和背风群岛处招募了少许民兵后，舰队驶向了它们的目的地西班牙岛。[5]这次登陆无疑是一场灾难。即便是对于已经受到疟疾和痢疾的侵扰而大大削弱的兵力来说，这损失也是相当惨重的。1655年，它们攻击了位于今日牙买加的金斯顿。当地的西班牙驻军无心应战，稍作抵抗后便缴械投降，英国就此成功控制了此地。
占领牙买加是一着妙棋。这座岛屿不仅是理想的蔗糖种植基地（幸存的士兵们得到了土地以建立），而且地理位置优良，便于控制航海要道。这些航海要道一直向东延伸，起点则在西班牙中部美洲、古巴和西班牙岛。1658年，西班牙人曾做过夺回岛屿的尝试，但是失败了。尽管牢骚满腹，但在数年后的1671年，西班牙人还是将其拱手让给了英国人。那时，岛上一共有57处运作中的蔗糖精炼厂。可可是当地的第二大作物，而皇家海军的战船已经开始在罗亚尔港进进出出。很快，这一地区就成了海军基地。1690年，岛上就建立起了要塞，以进行防御。为表示对皇室的忠心，它们分别被命名为查理、詹姆斯和鲁伯特。到了1739年，人们又在岛上建立起配备有兵营和仓库的造船厂。
占领牙买加只不过是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中的一个部分。这一计划还包括1659年占领圣赫勒拿。这座岛屿是绕过海角去往印度的航线上的前哨。此外，夺取直布罗陀或米诺卡岛作为地中海上的据点也在计划之列。即便是没有这些战利品，克伦威尔也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其大胆的全球战略是有效的。这一例子势必会为后来者所模仿。在克伦威尔之后的英国政府都或多或少地沿袭了他有关英国世界地位的看法。
牙买加总督莫迪福德在小范围内推行了克伦威尔的“西部计划”。1665年，正值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前夕，他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将荷兰的势力彻底驱逐出西印度”。在这场关乎个人利益的战斗中，与他站在同一阵线的是当地的海盗。“出于我对他们的照顾”，他们愿意“为陛下的事业肝脑涂地、散尽钱财”。4海盗们是自由的海上暴徒。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正是袭击商船。与此同时，他们也吸引了加勒比社会中的底层人士加入他们的行列。这其中就包括原先的契约奴以及逃走的奴隶。虽然莫迪福德全力为他们担保，但一旦涉及打仗，他们却不过是累赘罢了。1665年7月，英国人登陆荷属岛屿圣尤斯特歇斯。直到战利品被分发到他们的手中之前，这些志愿者们一直都在罢工。而且，根据目击者的证词，在那之后“爆发了巨大的混乱。这是因为，这些集会的常客们惯于劫掠以得到报酬，是否服从政府的安排完全看他们的心情”。然而，由于军队长官指导有方且其本身贪欲旺盛，这些海盗们也能创造奇迹。1671年1月，在前巴巴多斯契约奴爱德华·摩根（Edward Morgan）的领导下，他们袭击并且洗劫了巴拿马城。
经过这次突袭（coup de main）之后，摩根成了牙买加的种植园主，也几乎肯定能够得到骑士称号。同时，他也赢得了人民尊敬，坐上了殖民地总督的位子。正如100年前德雷克所进行的类似袭击一样，它也给公众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许多人对远方产生了幻想。在他们的幻想中，远方是一片充斥迅速致富机会的沃土，等待着富有激情以及无所畏惧的人们前来征服。
无论是克伦威尔好战的海外政策，还是接下来在西印度与西班牙之间进行的海盗战争，都满足了尚在襁褓中的不列颠爱国主义。当然，也少不了满足个人的贪欲。如果有必要的话，人们能够证明，大胆地动用海上力量可以达到何种目标，以及国家如何因此而致富。这一观点并不新颖。早在15世纪中期，重商主义的信徒就已经要求政府“保留海洋”。换言之，就是要求英国动用武力控制英吉利海峡。在这个时候，海上霸权已经不仅仅意味着对内海的控制。伊丽莎白时期的扩张主义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诉求，希望将触角伸向全球。随着英国海外贸易活动的增多以及殖民地的扩大，他们的诉求有了新的力量支持。
在要求海上霸权的同时，人们也警告政府远离那些大陆上的纷争。这是因为，那些纷争不但浪费国家财产，而且得不到实际收益。这些人正是后来所谓“蓝海（Blue Water）”派外交政策与策略的早期奉行者。在他的小册子《同盟之所作所为》（Conduct of the Allies,1711）当中，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将两次战争进行了对比。其中一次是马尔波罗公爵在佛兰德斯所打的一仗。尽管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这场战争却未能取得较为明确的战果。另一次则是彼得伯勒勋爵在西班牙的战役。在布里斯托海盗们的帮助下，他迅速就在此地建功立业。他们“受益于真正的时代精神以及我们的勤奋”，不但洗劫了西班牙的船队，而且控制了阿卡普尔科的宝船。斯威夫特宣称，比起在那些胜利无望的欧洲战争中挥霍钱和人力，不如将国家资源全部集中于海军。这样一来，便能逐个占领西班牙控制下的西印度群岛。(www.xing528.com)
事实上，自18世纪、19世纪起，一直到20世纪中期，都有后来者追随斯威夫特的脚步。大海构成了英国和欧洲之间的天堑。英国人民既聪慧，又不屈不挠。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英国成了依靠海洋贸易和海外殖民获取财富的国家。每当大陆战争之时，英国总是会首先考虑保护她自己的海外资源，并且试图摧毁其对手的相应资源。向欧洲的战争舞台投入人力物力永远是第二位的。这是因为，参与欧洲的战争既无益于海上安全，也对贸易没有丝毫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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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荷兰的争斗令英国的政客与将军们第一次品尝到了世界大战的滋味。尽管在加勒比海和北美的战争地处边陲且规模很小，但人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在未来的某一天，欧洲的战争必定会成为世界帝国之间的战斗。每一方都想妨碍对方的贸易，并且夺取对方的殖民地。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紧急事态下，政府控制殖民地，并且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安全就显得极为有必要了。
正如查理二世的财政大臣丹比伯爵（Earl of Danby）[6]于1664年所说的那样，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安排，从而便于“美洲大陆的所有殖民地之间建立起必要的联系。这样一来，就能够凸显国王的伟大，并且将此地纳入其皇家帝国的版图内”。5比起加强伦敦对远方殖民地的控制，丹比伯爵的计划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对殖民地政府进行密切的指导，将有助于在当地收税，从而支付在殖民地进行防御所产生的费用。
在推行这一政策的人当中，第一位帝国官员威廉·布拉思韦特（William Blathwayt）可谓功不可没。1687年，当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首次见到他的时候，这位新星正在冉冉升起。他是个“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摆脱了贫困处境”的男人。“他举止得体，容貌英俊，很有商业头脑。”由于曾接受过律师培训，1676年，布拉思韦特被派遣到新的殖民地枢密院委员会。在那里，他担任书记官。四年后，他升任美洲财政的检查员和总稽核员。自1683年至1703年他担任战时秘书。他的勤勉与经验令其价值无可估量，也成功地幸免于多次政治动荡。他是四朝元老，曾分别为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服务过。
正如其他的斯图亚特时期的官员一样，他也利用职位之便收取贿赂。更为幸运的是，他还娶了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因此，她位于南格洛斯特郡达伦（Dyrham）的豪宅成了他的乡间别墅。自1687年起，他就对其进行了翻修。这项工程的主持人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建筑师难民。在他的指导下，工人们将这座别墅改成了流行的巴洛克风格。房屋的内部装修令人惊叹：他的书房里镶嵌着马里兰总督所运来的黑胡桃木；楼梯和楼梯井的材质是南卡罗莱纳的柏木；花园则是按照流行的荷兰样式布置的（威廉三世在1689年成为了国王），其中种植着来自弗吉尼亚的进口植物。
这些异域的礼物来自布拉思韦特以国王的名义统治的一块土地。通常情况下，这些物件都由当地老板以及地方大会掏腰包。布拉思韦特命令的执行者们往往是那些惯于发出指令，并且得到他人服从的人，也就是军官们。由于他们的任务包括安排殖民地的防御事务，其经验与脾气一样，都为他们获得这一职位增添了筹码。
直到17世纪70年代中期，保证北美以及加勒比海殖民地安全的措施仍旧显得随意又外行。1676年伦敦方面得到的调查报告指出，背风群岛上的防卫措施极为薄弱。作者是一位职业军人。对于圣基茨岛上守备正规军的规模之小，他表示极为失望。“在拥有领着丰厚的薪水、且装备精良的军队的法国人看来，再没有比那里（背风群岛）更加需要士兵的地方了！”由多国民兵所组成的联合部队并不值得信任。这是因为，人们相信，法国和荷兰的志愿者们将会在危机时刻背弃誓言，不再对英国效忠。在尼维斯岛上只有22名正规军士兵和一支小型的骑兵分遣队。后者的马匹还“常被用于运送蔗糖”。岛上的1300名民兵的装备“是他所见过的装备当中最差的”。6简而言之，没有一座岛屿能够抵抗正规军队的入侵。
可以肯定的是，北美殖民地的确需要正规的守军。该地政府也急需更为密切的皇室指导。1676年，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发动了一场震惊整个弗吉尼亚的起义。这场起义反对传说中伯克利总督无力的印第安政策、腐败而有偏见的政府以及议会。据暴动者称，议会中“所有的权利都归富人所有”。为了重建当地秩序，伦敦政府必须派遣一千多支骑兵队、炮兵队以及战船。就在阶级斗争即将爆发之际，新英格兰的殖民地还面临着印第安人接连不断的攻击。由于受到法国人的支持，印第安人的力量有了显著增强。1689年，人们在位于纽约的佩马奎德（Pemaquid）要塞附近抓到了一些印第安人，他们手中持有法式火枪、刺刀、腰带以及短剑。其中一个操着磕磕巴巴的英语，对一位军官表示，他的人民“不喜欢新英格兰人；不久之后，他们就会统一自己的国家”7。
倘若不借助外力，殖民者便无法应对这些危险。这种不舒服的生活现状也迫使他们对一系列削减当地大会以及大地主权利的行动充耳不闻。正如在新英格兰所见到的那样，人们往往不情愿，但仍旧调整了其行政结构。即便如此，殖民地的大会仍旧保持了相当的立法权。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比起民主制来说，这些政体更类似于代表制。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情况一样，它们是富人以及财主的保护神。北美和西印度的立法机构内充斥着种植园主、庄园主、商人以及律师。人们认为，这些人能够将殖民地最大的利益牢记于心。为了得到保护，他们向国王的总督、法官和官员们卑躬屈膝。
他们并非逆来顺受。1700年，尼维斯大会中的一名成员向一名军官表示抗议。由于没有法律规定士兵可以在他的庄园内驻扎，他们可以同黑奴们一同干农活，以此作为在此地驻扎的报酬。至于军官的命令，这位庄园主则可以像“擦屁股”那样与之作别。8许多人抱有这种态度，并且对在北美和加勒比海殖民地制定的法律漠不关心。因此，总督的工作就像爬坡那样费劲。维持秩序以及赢得当地人的信任也就成了一场持久战。一直到1775年，巴哈马总督蒙特福德·布朗（Montford Brown）上校仍在向政府抱怨岛上居高不下的犯罪率。9因为巴哈马人“无能而又懒惰”，除了走私和造成海难外，他们几乎没有别的生存手段。所谓“造成海难”，指的是引诱船只触礁，并借此机会抢劫沉船。至于“给英国人的自由、财产以及生命以庄严的保证”这一誓言，当时似乎没有人能够理解其真正的含义。出于这一原因，法庭也无法正常运作。10
巴哈马可能格外混乱。而在其他的殖民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的居民逐渐深入理解了，他们的劳动对于英国的财富和权力有着怎样重大的作用。1706年，圣基茨和尼维斯岛的大会向议会请愿，要求获得一万英镑，以补偿他们在法国人手中所遭到的损失。人们认为，种植园应当享有优惠政策。这是因为，它们给英国带来了“贸易上的利润”，而且，基于进出口税，它们也“为公共财政做了大量贡献”。下议院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并投票赞成向殖民地拨款。无疑，他们将此视为一次宝贵的投资。
【注释】
[1] 克伦威尔时期所采取的措施，试图将全部贸易垄断在英国人的手中。
[2] 托马斯·盖奇（1603-1656），多米尼甘教教士和作家。早在1625年，他就参与了去往菲律宾群岛的传教活动。他所创作的《英格兰在美洲》（全名The English-American his Travail by Sea and Land,or,A New Survey of the West Indias,1648）是第一本由英国人所创作的描绘西属美洲生活的著作。1656年因疟疾去世。
[3] 托马斯·莫迪福德（1620-1679），巴巴多斯种植园主以及总督。后任牙买加总督。1664年发表反对海盗活动的公告。1669年莫迪福德被召回伦敦，并被囚禁在伦敦塔内，直到1674年才得到释放。1675年莫迪福德回到牙买加，在其去世之前，他依然是当地首富。
[4] 威廉·佩恩（1644-1718），英国房地产企业家、哲学家，宾夕法尼亚英属殖民地的创始人。
[5] 即海地岛。
[6] 这里指的是托马斯·奥斯本（Thomas Osborne）(1632-1712）。查理二世时期和威廉三世时期的英国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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