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战略的发展历程

从体制上讲，虽然美国宪法第一条赋予了国会唯一拥有“监管对外贸易”的权力以及制定和征收关税的权力，即国会拥有对外贸易的最高权力，但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国会把具体贸易管辖权交给总统，授权总统负责与外国谈判并履行双方相互减税的条约。这个新贸易政策制定体制主要包括“可以讨价还价的关税”、行政部门代表制、准司法“贸易补偿措施”、“特别交易”以及包括参院财政委员会、众院筹款委员会等在内的国会各委员会。^[47]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承担制定和协调美国国家贸易、商品和直接投资政策、监督与其他国家谈判的职责。负责领导美国贸易办公室的美国贸易代表（USTR）作为内阁成员，是美国总统主要贸易顾问和贸易问题谈判者和发言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以《关贸总协定》为基本框架的多边贸易规则，对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欧洲与日本经济的崛起，以1971年为分水岭，美国首次出现了贸易逆差并一路攀升。随着货物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不断下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也相应地发生演变，从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逐步转化为诸多保护贸易措施的始作俑者，其单边主义行动对多边贸易规则构成严重冲击。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贸易改革法》，取代了实施长达四十年之久的1932年《扩大贸易法》。其第122条款赋予总统在与贸易伙伴保持相当逆差时把关税最高升至15%和实施为期150天的配额的权力；而其著名“301条款”允许总统在贸易伙伴拒绝承认自由贸易协定赋予美国的权利或其行为不合理或存歧视的情况下，采取关税和配额等报复性措施，首次确定了各类非关税壁垒的法律地位，开启了《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单边主义先河。1988年，美国又通过《综合贸易法》，显著扩大并强化了1974年《贸易改革法》的“301条款”，在“公平贸易”、“有秩序的贸易”、“有管理的贸易”等旗号下，推行贸易单边主义。另外，美国还通过制裁立法中的境外规定和贸易立法中的单边主义，比如1996年《古巴自由和民主团结法案》和《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即《赫尔姆斯—伯顿法》（Helms-Burton Act）和《达玛托法》（D’Amato Act），威胁对与古巴、利比亚和伊朗做生意的境外（包括欧盟）公司强行制裁。

如同欧盟一样，美国也经历了贸易战略的重新定位。美国是《关贸总协定》体制下所有8个回合谈判的发起方，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坚持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接受一揽子新旧协定，包括1994年《关贸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等。这不仅凸显了新贸易体系范围的扩大，而且凸显了美国改写贸易体系的意愿和能力。

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后，美国却成为涵盖采购、环境及劳工标准等的多边谈判努力的“不情愿的伙伴”，对把竞争、投资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议程也持高度怀疑态度，偏好范围有限的“迷你”回合谈判，专注于农业、服务、知识产权等特定议题，并承诺禁止对电子商务征收关税。可以说，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以后，美国让出了其曾经在《关贸总协定》体制下所享有的领导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多数时间里扮演了被动的旁观者角色。(www.xing528.com)

直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后，美国才坚定承诺发起新的全面多边贸易谈判回合。不过，与欧盟1999—2006年间把推进世界贸易组织作为首要目标不同，美国只是把世界贸易组织视为追求其全球贸易利益的诸多平台之一。美国贸易代表在宣称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及完成多哈回合谈判的同时又寻求缔结双边及地区互惠贸易协定。为了美国商品更好地打入外国市场，美国积极推进双边及地区特惠贸易协定，其结果是以一种自由放任态度对待世界贸易组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经济陷入困顿，为复苏经济，美国在实施其再工业化战略的同时，又在劳工及社会责任条款、环保标准及碳关税、卫生检疫及消费者权益、反倾销与反贴补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其单边贸易管理制度。为扩大出口，2010年，美国发起“国家出口倡议”（NEI）^[48]，设定了在2009—2014年的五年间实现出口翻番的目标。2013年，在出口翻番无望的情况下，“国家出口倡议”进入新阶段，把重点从数量目标转向为出口创造有利气氛的特定政策。为了更好地协调美国政府在预防违反贸易协定以及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机制挑战违反行为的行动，2012年美国政府还成立了机构间贸易执行中心（ITEC）。

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更是占据上风，对自由贸易体制持敌视态度。特朗普上任仅三天就宣布退出历经七年谈判方才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来又不惜以终止存续二十三年之久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相威胁要求重新谈判。2017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2017年贸易政策议程与2016年美国总统贸易协定项目年度报告》^[49]，指出美国贸易政策的指导原则是所有美国人更自由、更公平地扩大贸易，并提出四大优先事项：捍卫美国贸易政策主权、严格美国贸易执法、利用一切可能手段鼓励其他国家向美国开放贸易与服务市场并充分而有效地保护与落实美国知识产权、与全球关键市场开展新的更好的贸易协定谈判。4月，特朗普又发布“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命令^[50]，“美国优先”贸易单边主义倾向色彩更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