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罢工不只是劳资纠纷，它必然会引发颠覆政府，剥夺民众权利与自由的革命运动。”事实证明，《每日邮报》的编辑对事实略带党派偏见的描述正是激起他所谴责的现象的催化剂。印刷工人拒绝排印这段令人不适的文字，斯坦利·鲍德温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有意干涉新闻自由，所谓的自由，当然是报纸所有者决定其报纸政策的自由，而不是记者或印刷工人维护自己观点的自由。尽管工党和保守党一样，不愿意与任何带有革命意味的事件扯上关系，最后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支持那些反抗的印刷工人。
除了劳资双方中寥寥无几的极端分子之外，其余人对对抗没有任何兴趣。实际上，一些雇主对工人抱有同情的态度，乔治五世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在评价他们之前，请试着用他们的薪水生活一段时间。”虽然工会在这一正义的事业面前更加团结，但他们也不再急于对雇主开战。无论从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来看，大罢工都会动摇社会结构，将国家推向内战的边缘。对于普通的英国人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简直不可思议。然而，1926年5月3日午夜的前一分钟，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英国工会联盟决定进行全国总罢工。
警察和示威者在罢工期间互相推搡这张照片并不表明双方存在深切的敌意。
世界似乎仍在继续，即便不是一如往常，至少也没有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实际上，普通英国人没有必要对这场危机感到大惊小怪。大约不到10年前，英国就曾爆发过全国大罢工的预演，煤矿工人再次充当了罢工的急先锋。煤炭价格暴跌，再加上政府退出煤炭行业的直接运营，煤矿主自然想延长矿工的工作时长，同时降低他们的工资。矿工们拒绝接受这样的条件，煤矿主们就关闭煤矿，让矿工们无工可做，企图用这种方法让矿工们屈服。煤炭工人联合他们的传统盟友—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一同罢工，这次罢工让英国社会陷入瘫痪。不过工人们的联合战线首先破裂了，罢工还未取得任何实际效果便偃旗息鼓了。矿工们只坚持了几个星期便选择与煤炭主和解，接受了煤炭主提出的苛刻条件，有些甚至比煤炭主起初给他们的条件还要糟糕。
就这样过了8年，该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仍掌握着近四分之三的财富，最终能上大学的学生不到总数的1%。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尤为显著的就是工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工人也越来越团结。1921年，要求工人对雇主的要求做出训练有素而坚决的回应还是天方夜谭，现在却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煤炭工人再次起到了先锋带头作用，他们的处境很难不引发人们的同情。大部分工人的工作环境极为恶劣，有时还相当危险，但是他们的工资却只能勉强糊口。公平起见，我们必须承认，煤矿主并没有因为煤矿工人的苦难而大发横财。煤炭的确曾是煤炭主巨额财富的来源，但是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几乎每一年，英国煤炭的开采成本都要高于市场价格，煤炭工业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依靠政府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斯坦利·鲍德温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越来越不愿意参与煤矿工业的运营。在这种情况下，煤矿主要想生存下去必须进行内部整顿。效果最显著的方法是要么缩减劳动力的规模，要么降低工人的薪酬标准，最好二者同时进行。
鲍德温急于让政府尽可能远离雇主和工人之间的争论，但是矿工和煤矿主想要达成某种协议，争吵和讨价还价是不可避免的。相比于内阁大多数成员，尤其是争强斗胜、桀骜难驯的温斯顿·丘吉尔，他更多地看到了这次争论的两面性，并做好了随时敦促双方达成协议的准备。虽然想恰当地处理，但他也尽可能地避免冲突，因此保守党政府不可能进行果断的干预。如果说有人能凭借个人之力扭转谈判的进程，这个人非运输和杂务工工会的缔造者欧内斯特·贝文莫属。令人敬畏的欧内斯特·贝文虽然没有煽动罢工，但他坚信必须与雇主进行斗争，即便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工会工人必然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即使没有贝文，到1926年初春，全国总罢工也或多或少地形成了难以阻挡之势。工会已经做好了应对薪酬降低的准备，但是相应地，他们认为煤矿主也应该接受收入减少的事实。这一状况在理论上是暂时的，但实际上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工会认为他们做出了太多让步，“我们努力过，我们恳求过，我们祈祷和平，我们对和平仍抱有期望，我们的国家需要和平。”工会中最具影响力，或许也是温和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J·H·托马斯劝诫道。工人们反驳道，我们的确也像工会一样渴望和平，尽管我们在经济上做了最大限度的让步，甚至有时会超过这个限度，但雇主们还是傲慢地拒绝了他们提出的条件。
许多左派和右派人士都认为，大罢工很容易就演变成内战的先兆。鲍德温却认为这是杞人忧天，“我所期望的一切在这一刻都化为泡影，”他断言，“但是我的信仰丝毫没有动摇，我也没有丧失勇气，过不了多久，和平天使会带着弥合分歧的良方再次回到我们中间。”
不过，和平天使创造奇迹也需要一段时间，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实际上就是宣布国家进入战时状态，这一点在伦敦市中心表现得尤为明显。海德公园暂停向公众开放，俨然变成一座军营，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暴力冲突。除此之外，各地运送的粮食也堆放在这里，以便向首都及周边地区派发。火车站几乎全部关停，建筑工地上空无一人，公交车也全部停运，全国约有250万工人参与了这次总罢工。
当然了，更多的工人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小店主、出租车司机、电影院引座员、餐厅服务生，不管如何看待这次大罢工，他们都认为这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但同时这也引发了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些人想要继续工作就必须前往工作地点，但他们所依赖的公共交通工具几乎全部停止运营。许多有车的工人都选择开车上班，并尽可能多地搭载有意愿上班的工人：结果是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交通堵塞，当火车或公共汽车由不熟练的志愿者驾驶时，大大小小交通事故的数量急剧增多。
这次罢工最显著的受害者就是全国的新闻界，印刷工人全部罢工，不管持何种政治立场，几乎所有的报纸一夜之间都从市面上消失了。温斯顿·丘吉尔主动接管了《新闻晨报》，并创立了一份反对罢工的单张报纸，取名为《英国公报》。英国广播公司竭尽全力在罢工者和拒绝罢工者之间保持中立，但那些一直以来对其内容不满的人，不可避免地将其视为政府的喉舌。(www.xing528.com)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大罢工最显著的特点是，在轻而易举就会转化成灾难性对抗的局势面前，双方都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克制和理性。自愿在罢工的公交车上担任售票员的牛津大学毕业生发现，他的努力会引来一些人的嘲笑，有时还会面对或多或少的敌意，但没有人遭受私刑；同样地，罢工者总是破坏那些试图维持正常公共秩序的人的努力，虽然他们总是遭到阻挠，但很少被逮捕或起诉。《泰晤士报》的办公楼被放火焚烧，但这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且同时遭到罢工领导者和雇主的强烈谴责。更为有趣的是，罢工者和警察还在普利茅斯的球场上进行了一场公开赛。大约1万名观众观看了这场比赛，比赛由郡警察局长的妻子开球，警察一方还故意以1∶2输掉了比赛。这些事件似乎表明，公事需要公办，但即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仍有许多更重要的因素需要考量。我们都是英国人，相比于罢工带来的一切苦难，人民的宽容和正直才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这种宽容能持续多久是另一回事，随着罢工的持续，人们的脾气无疑会变得越来越暴躁，怨气也会越来越重。罢工持续到四五天时，发生的暴力事件显然比最初两天要多得多，不过总体上人们还是保持了克制。政府和雇主当然希望这种克制情绪继续下去，好像胜利的天平在向他们倾斜。罢工伊始，政府就迅速将煤矿工人和工会中的其他工人区分开来。如果能分化一部分工会，或者让他们怀疑，为了满足公会中一部分人的不合理要求，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利益，即使没有取得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至少也胜利了一半。
不幸的是，至少那些将工人的团结放在第一位的人看来，工会的领导人的确在考虑，是否有必要为了煤矿工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且这种顾虑越来越深。工会的资金捉襟见肘，越来越多的工人宣布停止罢工，回到工作岗位，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5天之后，之前一直主张保持低姿态的斯坦利·鲍德温认为是时候进行干预了。他用出乎意料的温和口吻发表了全国讲话：将煤矿工人的行为—虽然不明智，但是是对工会权利的合法使用—和违反宪法原则的全国总罢工—一个未经选举的团体对“社会的直接攻击”，这个机构在扰乱国家的工业和金融业之前，甚至都没有和自己的成员商量—区分开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低调、专注、节制、准备（或许是真诚的）承认工人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并承诺在罢工结束之后，平息工人的这些不满。
首先，鲍德温强调，虽然罢工必须结束，但雇主们不能被迫进行谈判。幸运的是，参与罢工的工人已经被分化，团结阵线已经瓦解。到第一周结束时，越来越多的火车和公交车已经恢复运营：部分是由于车技不甚熟练的破坏罢工者的努力，虽然他们有时会造成交通事故，但也随时准备填补空缺。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罢工者回归工作岗位，从一开始，他们就质疑这次罢工能否取得胜利，随着罢工的进行，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们对罢工也就失去了兴趣。他们发现，回归工作岗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雇主心怀怨恨，对于那些积极参与罢工，或者鼓动其他工人一起参与罢工的工人，在重新雇用时百般刁难。
煤矿工人的决心，或者说是固执，使得罢工还在继续。实际上，和绝大多数一同战斗的工友相比，他们的损失是最小的，而且准备忍受其他工友无法忍受的贫困。他们的这种决心让同在工会中的工友近乎绝望。工会理事会主席阿瑟·皮尤以沮丧的心情和清醒的头脑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如果煤矿工人在重返工作岗位后仍然不同意谈判，工会作为一个整体不得不支持他们：不管愿意与否，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到“工会在这场巨大的消耗战中败下阵来”。
工会改变主意的确切时间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是在5月11日星期二深夜，那一天，煤矿工人最终拒绝了工会作为一个整体认为可以接受的，甚至算得上慷慨的妥协方案。“我想知道，我们还需要向煤矿工人匍匐跪拜多久？”皮尤问道。没过多久他就得到了答案。政府嗅到了胜利的气息，感受到了民心所向，公然甚至带有炫耀意味地对工人宣战，军队在惠灵顿兵营集结，装甲车浩浩荡荡地开进牛津街。鲍德温似乎从未想过要诉诸武力—当然，工会领导层的态度也从未让他认为有必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政府认为有必要诉诸武力，那么果断而明显地表露出自己的决心，不仅是对雇主的承诺，也是对工会的一种威慑。5月12日上午晚些时候，当由J·H·托马斯率领的工会代表团进入唐宁街10号时，工会实际上就已经屈服了。“只有停止罢工，首相才会接见你们。”贺拉斯·威尔逊先生告诉他们。我们就是来停止罢工的，托马斯回答道。
工会竭尽全力掩饰他们的彻底失败，罢工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煤矿工人获得公平，至少是更好的待遇，他们声称对现在已经实现这一目标感到满意。对于他们营造的这种令人欣慰的幻觉，鲍德温乐见其成。他努力展望未来，而不是得意扬扬地回顾过去。“我们应该本着精诚合作的精神继续前进，”他宣称，“把所有的敌意和怨恨都抛在脑后吧！”乔治五世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罢工者的顽固态度和雇主的存心刁难曾一度让他近乎绝望。“让我们把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以及所造成的一切痛苦忘掉吧，”他恳求他的臣民，“只需要记住我们的国家依旧稳定有序。虽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我们必须立即着手实现永久的和平。忘掉过去，只有团结的民族才能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篇日记显示了他的如释重负，尽管这个国家陷入分裂的危险境地，参加罢工的工人多达400万，但没有发生一起枪击事件，暴力冲突也寥寥无几。乔治五世评论道：“这显示了我们是一个多么优秀的民族！”他的结论或许有些武断—“优秀”一词太过夸张—但是，所有的英国人，不管是雇主还是被雇用的工人都表现出了极度的克制和冷静。他们似乎也接受了这样一个理念：在权衡利弊的时候，国家利益至少应该和个人利益同等重要。大罢工当然不是英国人民值得引以为傲的事情，但也绝不是应该感到耻辱的事情。
延伸阅读提示
在撰写这一章节时，安妮·铂金斯清晰易懂而又充满智慧的作品《英式大罢工》（伦敦，2006年版）让我受益良多。关于这一主题，早期的著作还包括基思·莱伯恩的《1926年大罢工》（伦敦，1993年版）和玛格丽特·莫里斯与杰弗里·斯凯利合著的《1926年大罢工》（伦敦，197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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