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测算

1.金融发展

1978年以前，中国具有的是一个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中国人民银行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它既履行中央银行的金融管理职责，又从事商业银行的各类金融业务。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行，中央政府逐渐认识到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相继恢复和成立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入了一些非国有金融机构。进入90年代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真正步入了快速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央政府不仅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政策法规以期望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行效率，而且恢复成立了正式的资本市场。

在银行改革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政府在1994年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以承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同时，先后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干预当地银行的信贷决策。这一时期的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给予外资银行以有限制的经营许可、逐步放开对利率的管制、实行了新的银行核算标准和谨慎性准则，等等。2001年加入WTO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所有制结构和营业范围的限制被进一步放宽了（Guariglia and Poncet，2007）。时至今日，一个看似完善的银行体系已经逐步形成。如果以传统的金融发展指数，如M2/GDP或金融中介贷款/GDP等指标来度量金融中介的发展水平，中国金融中介在过去十多年里的发展是令人吃惊的。如图3-1所示，中国的M2/GDP由1994年的0.97直线上升到了2006年的1.64，金融中介贷款/GDP这个指标也由0.83上升到了1.07，这些指标甚至高于以金融中介为主导的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Allen et al.，2005）。

不过中国银行体系另外一个受人瞩目的特征是其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一方面，中国的银行体系长期以来都由国有银行主导，虽然近年来中央政府逐步放松了对非国有银行的市场准入限制，但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截止到2007年年底，国有银行总资产和总负债分别占到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和总负债的53.25％和53.33％（银监会，2008）。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律体系整体缺乏效率，给予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和契约维权的力度较弱（Allen et al.，2005）。这些因素都导致中国的银行部门更偏向于向具有“政治背景”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而不关心这些企业是否具有效率，具有更高效率的非国有企业则往往受到信贷歧视或面临着更高贷款条件的限制（Hao，2006），即使中央政府在1994年针对银行体系实行了全面的商业化改革措施，但这似乎也并未能彻底改变银行部门的这种信贷行为（Podpiera，2006）。图3-1中的数据显示，同一时期银行给予私人部门的贷款占GDP的比例增加幅度是不明显的，[4]虽然该指标也由1994年的0.07上增加到了2006年的0.10，但从2004年以后却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这似乎是印证了Podpiera（2006）的判断，他认为1994年的商业化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银行部门对国有部门的信贷偏好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歧视。

图3-1　1994—2006年中国银行信贷规模

数据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重新建立了正式的股票市场，并在这十余年里获得了长足发展，股票市场筹资总额由1992年的94.09亿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5 594.29亿元，增长了近60倍；股票市价总值与GDP的比率由1992年的0.04上升到了2006年的0.42，扩张了近10倍；股票成交总额与GDP的比率由1992年的0.03上升到了2006年的0.43，上升了近16倍（见图3-2）。虽然相对于银行贷款而言，中国企业在股票市场上获得的资金融通规模仍然有限，但股票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深化。

图3-2　1994—2006年中国股票市场发展水平

资料来源：同图3-1。

同银行部门一样，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也一直受到政府部门的垄断和干预。中国股票市场建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管理当局认为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首先是为国有企业融资，采取了“证券市场要为国有企业服务”的方针（吴敬琏，2003），[5]虽然现在已逐步向私人部门开放，但至今绝大部分上市公司仍然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大部分股票仍然是由政府部门或政府控制的实体所持有的非流通股（Pistor and Xu，2005）。这些因素导致对上市公司公共监管的失灵，股票市场上“内部人控制”（insider control）和“内部人交易”（insider trading）现象盛行（Shi，2007）。虽然中央政府已经颁布实施了较为完备的《公司法》和《证券法》，但“迄今为止，还缺乏对投资者权益保护的私人诉讼机制，这并不是缺乏私人诉讼的需求，而是因为法院限制了投资者的法律诉讼”（Chen，2003）。[6]或许以配额制为核心的分散化行政治理结构在股票市场早期的形成和发展中部分弥补了公共执法和私人诉讼机制的缺失带来的信息和激励问题（Pistor and Xu，2005），但寄希望于行政治理完全实现对标准法律治理的替代从而规范股票市场的运行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应该说，中国股票市场上的资源错配现象是比较严重的。这些悲观的看法也得到了许多经验研究的支持，谈儒勇（1999）和梁琪（2005）就发现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并没有积极作用，甚至是不利的影响。

2.全要素生产率(www.xing528.com)

本节借助经Färe et al.（1994）改造后的数据包络分析法来测算中国经济的Malmquist指数，并以此作为度量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指标。相比于传统的增长核算和生产函数估计方法，该方法不仅能够避免因生产函数的设定偏差而导致的核算偏误，同时，其还可以将TFP分解为技术进步（technology progress，TP）和效率改善（efficiency change，EC）两个组成部分，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释TFP的变动特征。我们将中国每一个省级单位看作一个生产决策单元，然后将每一个省的生产同技术前沿面进行比较，从而对Malmquist指数进行测度。

本节是从产出的角度考察每个生产单元Malmquist指数的变化。从t期到t+1期，度量TFP变化的Malmquist指数可表示为：

在3-1式中，（xt+1，yt+1）和（xt，yt）分别为t+1和t期的投入产出向量；和分别表示以t期技术Tt为参照的t期和t+1期的距离函数。以t期技术Tt为参照，基于产出角度的Malmquist指数可表示为：

类似的，以t+1期技术Tt+1为参照，基于产出角度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可为：

为了避免因基期选择的随意性而导致测量上的差异，我们遵循传统的做法，以式3-2和式3-3的几何平均值作为衡量从t期和t+1期TFP变化的Malmquist指数，若该值大于1，则表明从t期到t+1期的TFP是增长的；若该值小于1，则表明从t期到t+1期的TFP下降了。

Malmquist指数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TP）指数和效率改善（EC）指数两个组成部分。其分解过程如下：

为了测算t期和t+1期第i个省份的Malmquist指数的变化，我们还需要借助线性规划方法来计算有关投入和产出的如下四个距离函数：

在具体测算度量中国各省级单位TFP变化的Malmquist指数时，投入集中我们是纳入了资本存量和有效劳动两个指标。2000年各地区的资本存量我们是直接摘自张军等（2004）的原文，并按照原文中的方法测算得到以2000年不变价格衡量的样本区内（1999—2006年）各地区的资本存量；[7]各地区的有效劳动这个指标我们是以从业人员数乘上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近似代理。[8]产出集中我们纳入的是以GDP平减指数调整为以2000年不变价格衡量的各地区真实GDP。我们此处用到的所有基础数据均摘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使用DEA专用分析软件On Front2.01测算得到了度量样本区间内各地区TFP变动的Malmquist指数，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TP）和效率改善指数（EC）两个部分。图3-3显示，1999—2006年间中国经济的TFP均处于增长阶段；技术进步虽然在2000年出现了暂时的倒退，但在其他年份的增长趋势却是明显的；效率改善指数在2005和2006两年均小于1，这似乎说明中国经济效率改善的空间正在日渐萎缩，今后TFP增长的主要动力可能将决定于技术前沿面的外移。

图3-3　1999—2006年中国经济TFP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