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运动模型与现代国家的兴起

以上内容，是对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描述的市场原则扩张与反对市场原则扩张这“双重运动”的概括。在书中不同的部分，波兰尼用不同的表述多次阐释了这一双重运动，认为它们是依据社会不同组织原则的两种行动，各自有自己独特的制度化目标和明确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也各有特殊的运作方法。他说，“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目标是自我调节市场的确立，它依仗贸易阶级的支持，主要是运用不干涉主义和自由贸易作为手段。另一种是社会保护原则，目标是对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保护；依仗直接受到市场有害行动影响的群体——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支持；它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会社团和其他干涉手段作为自己的运作手段”（第114页）。

利用这一“双重运动”概念，波兰尼雄心勃勃地要对近代以来欧洲乃至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在他的书中要加以统一解释的历史现象或事件有：圈地运动；斯品汉姆兰法案；宪章运动；浪漫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运动；甚至1929年开始爆发的大萧条。应该说，波兰尼的雄心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他的这本书也因此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史领域的经典著作。

我们要加以补充的是，“双重运动”这一概念富有学术生命力，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

在波兰尼这一“双重运动”中，第一重运动（即市场原则的扩张运动）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一致。值得高度重视的同时也是波兰尼的贡献所在的地方是，他对第二重运动（即反抗市场原则扩张的运动）及其历史作用的强调。他反复说，若没有第二重运动的存在，人类社会早就毁灭无疑了。“一般而言，经济进步总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的。如果混乱的程度过大，共同体就必然会在这个进程中被瓦解。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把英国从西班牙式的命运中挽救了出来，方式是通过控制变迁的进程，并将其影响导向相对无害的方向，从而使变迁变得可以承受……确凿无疑的是，若不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这个自我毁灭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第65—66页）。波兰尼特别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只看到第一重运动，而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的变迁；在波兰尼看来，“预期一个社会仅仅因为经济效益，就可以对失业的痛苦，产业和职业变动造成的挫伤，以及与之相伴的道德和心理上的折磨无动于衷，这实在是荒唐至极”（第183页）。

不过，以今天的眼光看，在描述劳动力和土地两种要素市场上的第二重运动时，波兰尼已点到但未明确指出的是，这第二重运动其实有两个不同方向的力量来源：一个来源于旧的保守力量，它反对市场原则扩张的目的是为了返回到旧的社会关系（封建关系）中，方向是指向过去；另一个来源于新的社会力量（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进步力量），它反对市场的目的在于超越当前以获利为动机的社会关系，以便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方向是指向未来。比如他提到，“如果说在商贸共同体中，代表市场体系结构原则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场，那么社会结构的誓死捍卫者则一方面是封建贵族，另一方面是新生的工业无产者”（第132页）。显然，他说的是第一重运动的力量来自于资产阶级（后来又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如前引第88页所述），而第二重运动的力量有两个，一个是旧力量即封建阶级，体现在前文述及的斯品汉姆兰法令和浪漫主义运动中，另一个是新生无产阶级，体现在前文述及的工人运动中，如他所强调的“工人阶级的目标是对我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超越”（第144页）。因为第一重运动有一个方向，而第二重运动有两个方向，所以在术语上“双重运动”比起“双向运动”更准确。

可以用下图来概括波兰尼想要表达的意思，并清晰地区分出反对市场原则扩张的两个方向。这样的图式进而可以构成一个解释历史发展的“双重运动模型”。

图8.1　波兰尼的双重运动模型

在上图中，主要的和中心的位置，表示的是波兰尼所述的第一重运动，即以交易自由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处于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并成为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波兰尼所述的第二重运动即社会对市场原则扩张的反抗，其力量又被细分为反市场力量和超市场力量两种：反市场力量采取了与市场经济相反的方向，力图将经济纳入到过去的社会关系中；超市场力量与市场经济在面向未来这一方向上是一致的（如对工业革命的肯定），只不过力图超越市场关系而寻求更美好的社会制度。

姜义华先生在解释1949年后中国之所以形成非市场化倾向的国有产业结构时，曾运用了“现代化、反现代化、后现代化”这一分析框架⁽⁴⁾，在内容上与上述“双重运动模型”很接近，可以进行相互的印证。在姜先生看来，“现代化、反现代化、后现代化三种取向渐趋合流”，造就了新中国政府构建出非市场的国有工业结构。他这里所说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取向的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社会中产化等思想与行为；而所谓反现代化，主要指的是坚持重农而反对工商立国、坚持乡村式淳朴而反对城市式机巧等思想与行为；后现代化则主要指针对西方现代化矛盾而试图加以超越的思想与行为。在现实的历史中，清末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过程是以浓重的非市场化的军工产业为主导的，由此形成了以国家名义掌握的大量现代工业产业。这种以国家名义掌握工业产业（即“现代化”），又被认为可以以共同体形式保持旧式的农村与手工业经济（即“反现代化”），同时还能救治欧美现代化过程的弊病（即“后现代化”）。就是说，在当时的思想界与实务部门，认为非市场化的国有产业结构，可以同时满足现代化、反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三种思想取向的共同要求。1949年后，中国非市场化的国有工业产业结构，就是这样形成的。显而易见，这样的解释模式，与波兰尼用来解释现代政治经济形成的双重运动模型，有异曲同工之妙。(www.xing528.com)

在上述双重运动模型的基础上，如果将第二重运动中的政治内容（即国家管制措施与制度的发展）分离出来，考察经济和社会内容对政治的影响（即用第一重运动中市场的扩张和第二重运动中社会的反抗来解释国家的发展），那就可以形成一个解释下述重大政治学问题的模型：现代国家从何而来？

蒂利对这一问题的说法，第六章曾经引述过：“没有人设计了民族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通常或多或少是作为无意识的副产品而形成的”⁽⁵⁾。这一回答与波兰尼的下述说法倒是一致的，只是用词稍有不同，“资本主义是悄无声息地到来的。没有人预见机器工业的大发展，它完全是在惊喜中到来的”（第77页）。

运用我们从波兰尼说法中整理出来的“双重运动模型”，可以将近代以来经济社会运动与现代国家兴起之间的关系阐述如下：经济与社会现代过程包含有双重运动，第一重运动是市场原则的扩张运动，第二重运动是社会从两个方向反抗市场扩张的运动；在应对这个“双重运动”的过程中，现代国家逐步发展起来。

这一解释现代国家发展的“双重运动模型”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一方面，国家的权力和机构竭尽所能地推进商业化（满足市场原则扩张的要求），在此过程中，国家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伴随着市场而共同成长，因而它“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第55页）。

（2）另一方面，国家不断地调适和增加职能，极力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扩大国家干预，以限制要素市场中的交易自由（限制市场原则的扩张），降低要素市场化对社会的破坏，以便同时满足反市场力量和超市场力量的要求（当然是部分地）。

（3）与此同时，国家也限制两种反对市场原则扩张的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并通过吸收其中的合理要求，得以进一步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该模型也可用来理解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有助于从结构上理解迄今尚未最后完成的中国国家转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为突出的是西方列强所带来的市场原则不断地扩张，以及中国革命力量对这一扩张作出种种反抗。在反对市场原则（即传统上所说的“资本主义”）扩张方面，工人和农民的目标是一致的，因而可结成联盟；农民人数最多，可作为革命主力军，但作为反市场力量，农民反抗的方向毕竟是逆现代化潮流（即抗拒工业化）的；这就需要人数虽少，但却诞生于市场经济中、具有现代化方向的超市场力量——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此而言，中国革命的成功，是超市场力量与反市场力量结盟的结果，这一结果指向工业革命所代表的现代化方向，从而建立起一种无市场的工业化制度体系。1978年后中国在市场化方面取得的进展，无非是该模型中第一重运动（即市场原则的扩张）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中国的发展汇入全球市场化的主潮流。当然，这一市场化的进展同样也引起社会的种种反抗，并进而对中国国家制度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在这方面，可以进一步参考马骏等人的研究⁽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