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全球化竞争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专利产出对国家、区域、企业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Spender，1996）[3]。传统专利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探索并验证了内部因素，像R＆D投入等对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同时也关注了企业外部市场、政府对企业专利产出的作用（Pakes和Grilrches，1980；Friedman，2003）[13，54]。经济学的研究为我们分析企业战略行为提供了宏观指导，但由于外部因素对于企业专利产出的一些冲突性观点（Arrow，1962；Gilbert和Newberry，1982）[38，86]，要求我们必须从企业微观层面去分析这些因素对企业专利产出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
在战略研究中，Peng等（2009）[105]认为制度因素、产业因素和内部资源因素共同影响了企业的战略行为。因此，除了内部因素以外，制度因素和产业因素则构成了影响企业专利战略的两大外因。此外，借助组织双元理论，基于转型经济国家的国情，Li等（2013）[102]提出了市场—政府双元观点。这为我们构建企业外部因素影响企业专利产出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市场—政府双元的观点认为，在经济转型中，市场力量虽然在企业经营活动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政府的作用并没有因此而下降，两者在转型经济中同等重要，共同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活动（Li等，2013）[102]。这样，在转型经济中，企业需要同时关注来自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力量（Li和Peng，2008）[100]。
制度理论中关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划分，为我们区分转型经济中来自政府的两种力量提供了依据（Norh，1990）[218]。传统的制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大部分出现在规则完善的经济体中，像西欧、日本、德国等（Norh，1990）[218]。制度不完善的中国经济从1979年以来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个困惑：“究竟什么使中国在如此不完善的制度下获得如此高速发展”（Boisot和Child，1996：607）[284]。学术界对此给出了多种解释方案，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像关系等，弥补了正式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缺陷，代替正式制度在中国发挥了发达国家中正式制度的作用（Webb等，2009）[113]。
按照制度理论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划分，我们将政府力量产生作用的途径划分为正式的政策支持和非正式的政治关系。转型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各项知识产权制度虽然得到了一定完善，但仍然相对薄弱。因此不完善的正式制度迫切需要非正式的制度，尤其是政治关系作为补充（Peng和Luo，2000）[108]。虽然两种政府力量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作用，例如，帮助企业获取资源，享受某种程度上的政策优惠等。但由于这两种政府力量本质上的不同：一种是政府发起的针对市场需求对所有企业提供的一种无偿支持，另外一种是企业发起的，针对竞争的需要与官员之间单独建立的一种政治性质的关系，存在着建立关系双方相互之间利益的交换。因此，我们认为两种政府力量对企业专利产出的作用机理不同，需要区分对待。
市场需求波动、竞争强度和技术增长基于顾客、竞争者和供应商三种不同的市场因素产生，彼此之间相互独立，通过不同的作用机理共同构成了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市场力量。根据研究需要，以前对市场力量的研究选取了其中一些特定的指标或将市场力量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Gu等（2008）[262]采用了竞争强度和技术不确定性来描述市场力量的主要特征。Cadogan和Diamantopoulos（1995）[285]，Kumar（1998）[286]，Subramanian和Gopalakrishna（2001）[287]，Tay和Morgan（2002）[288]等的研究都从市场波动和竞争强度两个方面来分析市场力量的作用，认为其是市场力量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我们选择市场波动和竞争强度来研究市场力量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需要：①在以往的专利经济学研究中，技术因素对企业专利产出的正向影响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Crepon等，1995；Duguet和Kabla，1998；Brouwer和Kleinknecht，1999；Baldwin等，2000）[80，84，85，91]，与此同时，竞争强度与市场需求变化对专利产出的影响则引起了争议：Gilbert和Newberry（1982）[86]与Nielsen（2001）[87]认为和企业面临竞争强度有关的市场地位因素对企业专利产出有正向影响，而Arrow（1962）[38]则认为有负向作用；Cohen和Levin（1989）[72]认为市场地位对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不确定。②本书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关注“市场—政府双元”中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技术增长是相对客观的，相对于竞争和需求来说，与政府作用相对较小，所以研究中选择将技术增长当作一种控制变量。
传统双元观点中，平衡性双元反映了企业在两种活动上资源投入的平衡，组合型双元是反映了组成双元两种因素之间的互补效应或替代效应（Cao，2009）[98]。市场—政府双元作为外生的力量，显然不太适用于反映资源投入状况的平衡型双元；制度理论的观点认为市场由于自身固有的缺陷需要政府干预市场，来弥补市场的不足（Stiglitz，2011）[23]。这为我们探索“市场—政府双元”的组合性维度提供了支持。因此双元理论中“双元组合性”为我们深化并拓展“市场—政府双元”观点，研究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以往研究中关于内外部力量交互效应、政治关系权变效应和政策调节效应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则为本研究提供了逻辑上和数据上的可行性。Peng和Luo（2000）[108]发现管理者关系对绩效的影响会因企业的所有权类型、行业分类、企业规模以及行业增长率的不同而不同。Li和Zhang（2007）[256]发现不良竞争程度会正向调节政治网络对企业绩效的作用。Li等（2008）[124]发现市场竞争会负向调节管理者关系的作用，而行业环境不确定性会正向调节管理者关系的作用。Marquis和Huang（2009）[221]发现竞争强度会影响美国州政府对银行设立分行政策的作用。Malik和Kotabe（2009）[117]发现政策支持会影响企业内部学习机制的发挥。
此外，基于政策支持和政治关系在建立动机、资源消耗、对企业的公平程度上的不同，我们认为他们与市场的两种力量会产生不同的匹配结果。从对企业的公平程度上讲，政策对某类企业的无偏性、公平性，意味着政策支持与竞争强度不太兼容，而基于私人利益交换的政治关系则帮助企业获取一些竞争对手难以获取的资源，建立竞争优势，因而会有利于企业参与竞争，从而政治关系可能会与竞争强度产生一种互补效应。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别研究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力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因此，研究提出以下的理论模型（图3-1理论模型）：
图3-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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