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规学科建设效率的产生及优化措施

效率具有物质基础，这是人们所公认的。一定的研究设备、技术条件、基础平台等构成一定学科效率的物质基础。不设法改善学科建设效率的物质基础，效率的提高会遇到障碍。但是，效率是不是仅有一个基础，即物质基础呢？是不是只要具有物质基础，效率就必定增长呢？以上论述已经清楚地给了我们答案，即仅有效率的物质基础是不足以充分说明效率增减的全部原因的。我们必须讨论效率的另一个基础，即职业道德基础。学科的基础平台、研究设备由人来使用，技术条件作用的发挥同人的因素有关，也同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有关。作为效率物质基础组成部分之一的、具有一定学术研究能力的学科骨干，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机器。他们有思想，有主张，有感情，有动机，也有目标。对待生活，他们可能持有这种或那种态度；对待工作，他们可能热情，也可能冷漠。加之，学科建设要求他们不能成为一个个孤立的人，他们必须与他人交往，这就可能构成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而这些关系的协调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一切构成效率的另一个基础：职业道德基础。

效率的物质基础和职业道德基础是并存的。单纯用物质基础或职业道德基础都解释不了学科建设效率的增长或下降。两个学科，假定物质技术条件的供给完全相同，生产出来的标志性学术成果都符合同样的学科要求和定位（如均为应用型研究成果），并且都被面对的行业或一定领域所需要，但经过一定的机构和评价体系验证后，有可能出现其中一个学科效率高而另一个效率低的现象。关于这一点，效率的职业道德基础的比较分析将会提供答案。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对于学科建设来说，小到一个学科成员、一个学科、一个学科群，大到整个学校、整个高等教育体系，都需要有一种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相适应的精神上的凝聚力、一种以职业道德为准则的学术规范引导、一种伦理观念。这些与学科建设中的学术研究是并行不悖的，而且互不干扰。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凡是科学技术无能为力之处，就需要由道德力量来调整。学科团队内人际关系融洽了，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了，效率自然会增长。这表明学科建设效率确实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基础。

效率有双重基础，已如上述。接着要讨论的是：效率的物质基础是变化的，因为社会经济发展了，技术进步了，工艺改进了，使用学科物质条件平台的学科人员也会随之更新知识体系，效率的物质基础随之便会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不间断的。那么效率的职业道德基础是不是也这样呢？会有一成不变的道德原则作为效率的职业道德基础吗？如果说效率的职业道德基础是变化的，那么这种变化是主动变化还是适应性变化？所谓主动变化，是指构成效率的职业道德基础的那些职业规范、行为守则、评价标准等自身的变化，从而导致了效率的职业道德基础的变化。所谓适应性变化，是指适应于效率的变化而引起的效率的职业道德基础的变化。当然，主动变化与适应性变化有时是很难分开的。效率的职业道德基础的变化可能既有主动变化，又有适应性变化，二者交织在一起。

那么，超常规的学科建设效率究竟来自何处？物质基础通常提供的是常规效率，职业道德基础则不仅能保证常规效率的产生，而且还能提供超常规效率。(www.xing528.com)

历史上移民社会的超常规效率，一直是学术界感兴趣的课题。在中国，中原战乱期间，流民纷纷南下，在广东、福建一带披荆斩棘，排水造田，改变了当地荒芜的面貌。在西欧，从12世纪起，移民们就开始在尼德兰北部从事垦荒，他们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这些移民所表现出来的高效率，是超常规的。工具简陋，人力单薄，环境艰苦，为什么会涌现出超常规的效率呢？在移民迁移的过程中，甚至在移民社会形成后的较长时期内，既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那么是什么力量使他们产生如此高的热情，提供如此高的效率呢？这就不能不归因于道德力量的作用、凝聚力的作用、人的创造性的作用。也许可以这样下结论：从历史上看，这些移民都是在超常规的客观条件下以超常规的主观力量来完成拓荒任务的，甚至移民的社会组织也是超常规的。这些可以被看作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奇迹。如果没有相应的道德基础，就不可能有超常规的移民社会组织，也不可能有超常规的个人主观力量，从而也就不可能有超常规的效率。

实际上，从学科建设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诸多成果也都是超常规效率的反映。例如，在“两弹一星”研究过程中，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就表现出了艰苦环境下的爱国精神和道德情操。在我国第二次印刷技术革命中，以王选院士为代表的我国相关学科技术专家，以振兴中国印刷的高度历史责任感，顽强拼搏，坚忍不拔，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克服了重重困难，攻克了汉字计算机信息处理和激光照排技术，使我国印刷业摆脱了数百年来的落后状态，一举实现了从铅排铅印到照排胶印的历史转变。这是我国印刷技术继雕版印刷发展到活字印刷的第一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为我国印刷史谱写了新的篇章。21世纪初，“汉字信息基础与印刷技术革命”被评为20世纪我国重大工程基础成就之一，而王选院士也荣获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王选院士为代表的所有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正是以超常规的毅力和精神探索了我国印刷技术发展规律，推动了印刷出版业的跨越式发展。

超常规效率的不断涌现向人们充分显示：学科建设的效率增长是有潜力的。效率增长潜力的发挥，主要依靠效率的职业道德基础的存在，依靠道德力量的作用。那么，效率的物质基础是不是也能为效率的超常规作出贡献呢？回答是肯定的，效率的任何增长总是离不开物质条件。例如，在第二次印刷技术革命中，无论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多么高，总需要有一定的基础条件和强有力的组织和政府支持。但要知道，假定没有职业道德力量、信念、信仰等在这些场合发挥巨大的作用，仅依靠物质条件，人们只能产生常规的效率，而不可能产生超常规的效率。不仅如此，还可以认为，假定缺少效率的职业道德基础，即使有效率的物质基础，也完全有可能出现不充分的效率、低效率甚至负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