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家的黄宗羲,曾创立了一种史体——学案体,可是对这样一项很有意义的贡献,却从来无人注意,而这种史体也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尽管海外有些人写了关于这方面文章,但不是抓不住要领,就是有意无意地在抹杀黄宗羲是这种史体的创立者。唯其如此,所以在1986年于宁波举行的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上,我在发言中曾讲了此事,希望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当时蔡尚思先生等非常支持我的意见,并希望我早些写文章向学术界“大声疾呼”!不久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文章,要求给黄宗羲所创立的学案体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新华文摘》并作了全文转载。然而尽管如此,仍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许多有关史学论著,本当论述和评价此种史体时,却大都若无其事地只字不谈,或许是我们宣传还不够吧。对于这种史体,我觉得还有三个问题应当指出:
第一,学术史与学案体并不等同,学案体著作都是学术思想史,如《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但是学术思想史著作并不都是学案体,如《伊洛渊源录》、《圣学宗传》、《理学宗传》、《诸儒学案》等,说它们是学术思想史自然可以,若说它们都属于学案体则不可以。因为学案体是一种史体,它有一定组织形式,一般以一个学派立一学案,先有小序一篇,简介这个学派的特点、成员及渊源关系,其次是案主小传,传后乃是传主主要语录摘编。这就是黄宗羲最初创立的学案体主要组成部分。这三个部分负担着各自不同的职能,有机地组成一种新的史体。后来全祖望在续补《宋元学案》时,又在每一学案之前,先立一“学案表”,在表中备述该学派的师友弟子。最后又增设“附录”,载录学者的逸闻轶事和当时及后人的评论。众所周知,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由本纪、世家、列传、书、表5个部分组成,后来班固将其整齐划一为纪、表、志、传四种。显然,在司马迁之前绝无纪传体可言,同样,在黄宗羲之前,也绝无学案体可言。
第二,每种史体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而学案体这种史体,则是宋代以后的产物,正像纪传体史书乃是汉大一统以后的产物,因为每种史体的产生与时代特点有着密切关系。宋代以来,社会上讲学之风盛行,书院林立,通过讲学,形成了许多学派,学派之间相互交流和竞争,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和学术文化的繁荣。在当时的学术界很讲究学术渊源和各学派的师承关系,这一社会现象是以前各朝代所不多见的。历史是要反映社会现实的,对于这一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历史著作自然无例外地也要反映。至于什么时候反映,用什么形式反映,那就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了。中国历史学家向来有着优良传统,许多历史学家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对社会历史进行总结,直接或间接地满足反映时代的要求。还在宋代,就有许多学者纷纷采取不同形式来总结反映,有的用传记,有的写年谱,有的采用编言行录。但大多局限于个人或某个学派,而对一个朝代的全社会做出全面反映,虽历经数百年,两易朝代,尚无一人能圆满地完成宋代以来社会发展向史家所提出的任务。就在这个情况下,作为历史学家的黄宗羲便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总结了各种史体的编纂经验,创立了能够反映一个时代各个学派的学术渊源和学术宗旨的学术思想史体例——学案体。因此,这种史体的产生绝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学术发展的产物。(www.xing528.com)
第三,这种史体为什么到黄宗羲时才产生?这是因为任何一件事创始总是困难,何况一种新的史体,它必须做到能够反映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大势,体现出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特点、主流及学术风气的盛衰,尤其要能容纳得了所有学派的产生及其演变。这是一般单纯人物传记所无法做到的,单纯语隶编纂更是办不到的。黄宗羲创造性地将序、传纪、语录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起这种新的史体,它就完全可以肩负起上述各项任务。可是,按照这种史体来编写学术史著作难度很大,并非任何一位学者都能做到。作者不仅需要学识渊博、根底深厚,而且必须具有卓识远见。对于一个时代的学术发展既要有全面的了解,对于各个学派的发展又要有深入的研究,否则抓不住各学派的学术宗旨、学术主张、师承关系和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等,自然就无法进行。就以选用语录而言,得通读每人著作,方能摘出反映其学术宗旨、学术观点的语录来。单就此项而言,就是非常浩大的工程,因为每个学派都有好多人物。作为一代大师的黄宗羲,一生著作100种以上,现存者尚有50余种。他曾花8年时间选辑了《明文案》217卷,又用18年的辛勤劳动,编选了482卷的《明文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评论说:此书“搜罗极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其他散失零落,赖此以传者尚复不少,亦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之著作,当必以是篇为极备矣”。简单数语,可以看出此书内容之广泛及其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由于黄氏遍阅有明一代的文集和著作,了解每个学者的学术思想渊源和师承关系,加上他在学术上的识断概括和组织能力,用自己创立的新史体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最为完整的学术史专著——《明儒学案》。由于他对明代历史发展的大势、文学发展的变化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学派的分合与交流,都能做到了如指掌,这就可以在著作方面做到运用自如,左右逢源,这也就是他在创立这种新史体中既具有偶然性,又具有很大程度的必然性。为什么这种史体到他这个时候才出现,原因就在这里。
(原载《浙江学刊》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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