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应对日本诱和、诱降政策

二、国民政府应对日本诱和、诱降的政策

国民政府在确立自己抗战外交基本战略的同时，所伴随着的还有对日本方面的相关思考、判断和应对。这也是走向长期抗战中，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总体上倾向于抗战，尤其是蒋介石在很多场合就表示要坚决抗战。但是，国民政府内部也不乏从各种角度说明对日应战的危险与对日妥协的必要性的观点。例如7月中旬，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就认为：日方“要求尚不甚奢，似有和平希望”；如果军事上“尚须一年或半年之准备，则此时以努力忍耐为宜”，“以小屈求大伸”。⁽¹²⁾同时，他还致电阎锡山，请其进行“和平运动”⁽¹³⁾。如果说徐永昌所代表的只是决定应战之初更倾向于妥协的某些人的意见；那么，在决定应战之后的淞沪会战期间，和与战的选择，仍旧是国民政府决策中的一大问题。据周佛海回忆，“自从庐山谈话会回到南京以后，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的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关系。当时有三个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未必大败，和未必大乱”⁽¹⁴⁾。这反映出国民政府在积极应战的同时，也充满着对和战、成败的多种思考。另有资料显示，1937年10月28日，国防会议还专门讨论过停战问题。其具体情形由下引密电可知：

……（二）停战问题，外部提出各种先例和方式研究，军部对于停战之利害意见如下：

（甲）停战足以懈怠士气，于我不利。

（乙）我方以后作战多系新兵，战斗薄弱，停战于我有利。

（丙）我方械弹现将用完，可于停战期间待外国接济，于我有利。

（丁）山东、山西、上海各处现在形势均佳。此时停战于我有利，又停战得以补充兵力，其利双方相同。至就组织民众，整理后方，补充械弹等综合观察，认为利多害少。所虑懈怠士气一层可藉口敌人撤退至某一线，我方停战为名，众无异议，俟临时决定。⁽¹⁵⁾

密电所提到的这次会议分析了停战对中方的诸多“有利”，仅有的一项不利也可以借助其他手段化解。十分令人不解的是，会议中没有提到一旦停战可能带来的诸多不利，并且“众无异议”。由此可见，南京沦陷之前，国民政府倾向于和的气氛就相当浓。南京沦陷之后，求和之风更甚。蒋介石的日记中曾记道：“今日国内各方人士与党中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¹⁶⁾正是这种“只见其危，不知其害”的思考，使得国民政府内部充满着对抗战动摇的气氛，而这也构成了国民政府应对日本诱和所面临的内部环境。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对国民政府的首次诱和是通过陶德曼“调停”进行的。从日本方面来说，“调停”开始之初，既包含着以中、日直接谈判对抗布鲁塞尔会议上英、美介入中日战争的策略意图，也包含着使南京国民政府完全屈服于日本武力的企图。南京沦陷后，日本通过陶德曼所提出的条件，其内容包括承认伪满洲国和战争赔款在内，有着十分广泛的内容，几乎是要国民政府向日本投降，自然遭到拒绝。随后，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企图以伪政权取代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并加速推动蒋介石政府的垮台。但这一声明，并没有动摇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决心。蒋介石认为：“彼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而未明言否认二字，此乃无法之法”，“我当以严正立场，昭告于世界”。⁽¹⁷⁾随后，国民政府声明坚持继续抗战，并否认任何伪政权合法性。而在军事上也积极部署，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由此一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意味着结束战争的时间遥远无期。在此情况下，日本国内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的诘难兴起。在此前提之下，对中国的所谓“和平”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1938年5月近卫内阁改组，赞成“和平”方针的板桓征四郎出任陆相，而提出要对中国开展“和平交涉”的“陆军前辈”宇垣一成也入阁担任外相。6月17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第二期谋略计划》，规定谋略工作的直接目的是，导致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有利于事变的迅速解决，同时也有利于下一步作战的实施。为此，实施代号为：“鸟工作”——起用唐绍仪、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强有力的（伪）政权；“鸠工作”——加强蒋介石政权同华北、华中伪政权的合流工作；“鹰工作”——策动蒋介石政权内部及民众兴起反蒋运动；“鹭工作”——对蒋介石政权内的将领及政客进行离间；“鹫工作”——在蒋介石政权内部制造反共和平气氛；“鸢工作”——酝酿建立亲日的西南政权；“海工作”——利用各地新银行的操作等方式，使法币崩溃等。此外，还为策动非蒋介石嫡系的军政人员叛蒋降日的工作，分别冠以代号为狗、狐、猫、狸、鹿、鼠、牛等。这表明，日本在对中国实行第一轮军事打击之后，鉴于实施对中国全面军事占领的难度，逐步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诱和、分化瓦解的工作。

在日本全面开展“谋略”工作的背景之下，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国内状况及其对华政策的动向，自然密切关注，且呈现十分复杂的反应。蒋介石认为：日本“一般实业家，已深感战费负担之痛苦，明白表示，战事应速了结，可见现在日本经济之困难”；同时，军事上，日本也难得逞。因此，“日本对我国战事，已陷于进退维谷，退却固然困难，欲求进展，所遇之困难愈多，危险更大”。鉴于这一情况，他估计，1938年6月以前，“为我国最危险时期”⁽¹⁸⁾。6月初，日本政府声明，并无不承认蒋介石政权之意。蒋据此判断：“敌国舆论，似转向和平之路，然敌阀阴谋在‘讲和’时，更增险恶，不可不慎之又慎”；而仍承认国民政府，则“或求转圜，以为谋和之余地乎？”⁽¹⁹⁾因此，可以看到，蒋介石对日方的困境以及“谋和”的动向，具有较为清醒的把握；而对中国抗战的危险局面的出现也有自己的估计。但也可以看到，从这一时段开始，十分复杂的秘密接触也开始呈现出来。在蒋介石集团中，较为重要的是以孔祥熙为核心的秘密交涉活动。1938年1月1日，孔祥熙接替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孔对抗战持相对悲观的态度。1938年春，孔留在上海的旧属贾存德及顾问胡鄂公开始与日本有关人士接触。通过贾存德与萱野长知的初步接触和胡鄂公与满铁上海事务所等人的接触，孔祥熙获知了日本要求解散国民政府、蒋介石下野、共同防共等条件。⁽²⁰⁾更为重要的是，也使国民政府知道日本急于“谋和”。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了“宇垣一成、孔祥熙的秘密谈判”。

“宇垣一成、孔祥熙的秘密谈判”缘起于与蒋介石、张群等为旧交，且主张对华“谋和”的宇垣一成出任外务省长官。宇垣就任外务省长官后，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的张群致电祝贺。电文几度往返，商定由与日本关系较为疏淡的孔祥熙具体负责，进行秘密谈判。执行谈判事务的则是孔祥熙的代表乔辅三和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7月中旬，乔辅三代表孔祥熙以日本最后一次通过陶德曼传递过来的有关条件为基础，提出有关对案：

（1）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好感，停止一切反日行为。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永久和平积极为日华关系好转而努力。

（2）“满洲国”以签订日、满、华三国条约而间接承认。其次深切希望“满洲国”自发地成为满洲自由国，给中国人民以好感。

（3）承认内蒙自治。(www.xing528.com)

（4）决定华北的特殊地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承认互惠平等的经济开发。

（5）非武装地带的问题，有待日本的具体要求提出后解决，中国军队不驻防，希望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6）虽然未充分讨论，但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或签订加入防共协定的特别协定等，必须再加研究。

（7）中国现在非常荒芜而且穷困，因而对中国政府来说，虽有赔偿的要求，亦无力支付。⁽²¹⁾

上述内容显示，乔辅三所谈比较确定的内容有：准备停止抗日、承认伪满洲国、承认内蒙自治，其他方面的内容均系针对日本方面的要求提出讨论的性质。但日本方面不满足于乔辅三所答应的内容，坚持原先提出的蒋介石下野的前提条件。⁽²²⁾与此同时，日本对策动唐绍仪、吴佩孚出组新政权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在进行，与汪精卫集团的接触也已开始。至此，日本对中国的诱和全面进入实施阶段。其目的是想通过制造中国内部以及国民政府内部的分裂，全面瓦解中国抗战。而且，这一阶段日本的诱和活动中，作为国民党总裁和抗战统帅的蒋介石并非直接交涉对手，而是日本要打倒的直接目标。

时值武汉会战正酣之际，蒋介石一面指挥作战，一面得悉各方面关于日本“谋和”的情报。对于日本甚嚣尘上的“谋和”行动，这一时期蒋介石的认识如何呢？7月8日，蒋深有感触地在日记中记道：“倭寇一面重申一月十六日声明有效，非逼我蒋某下野不可，一面又多方派人来探条件，通消息求和，如此卑劣行为，几无国格可言矣。”⁽²³⁾8月17日，又记道：“其所谓非打倒蒋政权决不停战之狂言，乃欲以虚声恫吓逼余下野，以促成和议之意也。所谓对华最高方针不过如是，殊属可笑!亦足见过去对华侵略政策，根本动摇……则其内部之脆弱，无力支持战争，已暴露无余矣。”⁽²⁴⁾可见，蒋介石将诱和行动视为日本政府的矛盾、卑劣、虚声恫吓以及侵华政策破产的反映，其目的是为了促成中日之间的“和议”，结束战争。

结合对日本军事行动的动向，蒋对日本“谋和”也有下述判断：10月16日，他在日记中记道：“敌攻粤在速求和，其狂妄愚拙，无以复加，扩大战区，不独予我以灭寇良机，且余所望以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解决中倭一切问题之期，当不远矣。”⁽²⁵⁾10月18日，又记道：“观倭求和之意，可断言其甚为迫切，否则不至急急侵粤，今侵地愈广，愈陷于被动，寇已入我掌中矣。”⁽²⁶⁾在这里，蒋介石认定日军扩大军事进攻区域，是急于“谋和”的体现，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诱和，结束战争。但是，这一行动首先是将激化与各国的矛盾，因此蒋介石首先有“以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解决中倭一切问题之期，当不远矣”的判断和预期；其次是日军在军事上将更加陷入被动，“予我以灭寇良机”。因而，在蒋介石看来，军事上争取主动的时机也在出现。将这两个方面的判断综合起来，在解决中日问题上都是有利于中国方面的变化。这一判断和预期，自然影响其对日本诱和的态度。

正因为有上述认识为基础，面对日本的诱和以及有关日本接触的情况，蒋介石8月10日致电孔祥熙：“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藉口。又日人近特放一种空气，甚（盛）传兄屡提条件交日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作用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俄人亦以此相谈，请兄注意为祷。”⁽²⁷⁾反对孔祥熙在政府整个政策和具体办法决定之前，再与日方接触。因此，也由此可知，蒋并不从根本上反对与日方接触，也不完全否定与日“和议”的可能性。反映出蒋介石受国民政府内部抗战动摇氛围影响之下的决策倾向。对日“和议”到底应该如何把握呢？蒋认为，总体上看“如无国际变化或英美向倭压迫，则中倭决无和议可言；即使敌国承允恢复卢沟桥以前状态，亦决无实现之可能，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皆在于我能否坚忍不拔，勿为和议之说所摇撼耳”⁽²⁸⁾。这就是说，退一万步讲，即使日本能够在“和议”中答应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和议”的成功也还有赖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英、美对其实施必要的压力，否则没有成功的可能。在这一考虑之下，9月23日，蒋对“和议”指示方针，“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并即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谈停战。至于军事协定，应绝对拒绝之”⁽²⁹⁾。12月9日，又对孔祥熙、王宠惠等表示：“只要我政府不与日本言和，则日本无法亡我；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³⁰⁾这反映在武汉会战前后，即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过渡的阶段上，尽管因南京沦陷一度弥漫着很浓厚的谋和气氛，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应对日本的诱和问题上，其主流仍保持着坚决抗战的基本态度。

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秘密接触以及所包含的问题，远远不是上述简单勾勒可以囊括的。从日本方面来说，控制政府的主流派采取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众多冠以动物名称代号的“某某工作”、非蒋介石下野不可等对华政策，其目的有两个：其一是通过否定国民政府，完成占领区域全国性伪政权的建立，并逐渐取代国民政府成了国际上认可的政权；其二是配合伪政权的建立，从外交方面瓦解“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各党派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为中心所形成的团结抗战的局面。同时，配合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使中国全面屈服，以便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从中国方面来说，阻止日本这一企图的实现除了军事上坚决抗击之外，针对日本建立全国性伪政权并以此取代国民政府的企图，进行了解、分化、阻止，也具有策略上的重要性。1938年9月，胡鄂公在总结半年来与日方接触活动时指出：

弟之初着手对于中国方面之唐绍仪、吴佩孚与日本方面之伊藤、铃江等及与彼等有关系之活动分子，不过为争取情报之对象。此其为弟活动之第一步。第二步因了解彼等情伪之故，则于间接施以挑拨和破坏。第三步因罗家衡之来沪，则对于唐绍仪、吴佩孚等即计划使之稳定，以倾向中央。⁽³¹⁾

由此可见，在胡鄂公看来，与日方及各类奔走“和平工作”的人接触，其基本出发点是服务于国民政府的。也就是在这份报告中，胡鄂公还提到，“因商伊藤、铃江运动石原进行推倒近卫内阁计划”。因此，这种接触也还包含利用日本内部反对近卫内阁势力，通过倒戈使日本政府改变否定国民政府、重新回归到承认蒋介石政权的政策轨道之意图。⁽³²⁾事实上，不仅以孔祥熙为中心的从事与日本秘密接触的人有这种想法，还在1937年12月，颇受蒋介石器重的王芃生，曾针对日本到处运动成立伪政权，以及准备实施诱和政策的情况，就向蒋介石建议说：

此事在彼正如九一八后币原原则及犬养新政权之主张，倘不成，仍将赶组伪国，并利用间谍，分途藉词煽惑，企图分化乱我阵地。但在我今已全国一致抗战情势既同，倘在钧座领导政策接济及补充上如属一时缓兵之必要，不妨密令妥员虚与委蛇，以懈敌心，而探其计谋及欲望深浅，藉便从容作大举反攻之布置，否则，可置不理，但须揭穿敌难持久妄冀妥协及将藉词挑拨之用心，密饬各部明了防范，务一致并力持久抗战，以保最后胜利。⁽³³⁾

“九一八”事变后的币原和犬养都是主张中、日之间直接交涉解决事变的，但遭到日本国内强硬派的反对；而国民政府在权衡之后也坚持不撤兵、不交涉的政策。鉴于“九一八”事变后紧接着就是伪满洲国产生，王芃生建议蒋介石应该早采取措施，利用日本国内相对缓进的力量，反对近卫内阁加紧成立伪政权的做法。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途径，就是安排妥切的人员与日方接触，藉日方的诱和，“虚与委蛇，以懈敌心，而探其计谋及欲望深浅，藉便从容作大举反攻之布置”。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以蒋介石集团为主的国民政府在应对日本诱和中，有政府要员背景的有关人员与日本的秘密接触，不能排除含有很大程度的策略成分。而这一过程，也都在蒋介石的掌控之中。

但是，也应该看到，南京沦陷前后向相持阶段的过渡之中，由于军事的失利以及预期中的英、美援助不至，国民政府内部对抗战产生动摇以致倾向妥协的氛围变得浓厚。因而，不同政治派别应对日本诱和的动机、目标也有很大的区别。坚决反对者有之；借机乘便、虚与委蛇者有之；观望前行者有之；借机妥协求和者有之。这些不同的派别或政要，经过这一阶段的分化组合，以蒋介石集团坚持抗战，以汪精卫集团响应日本的政治诱降、叛国投敌、从国民政府分裂出去而建立伪南京政府而告一段落。这是作为整体的国民政府在应对日本诱和、诱降过程中，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