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与日苏关系的演变

一、中国抗战与日苏关系的演变

如前所述，出于反苏反共、排除日本称霸东亚的障碍等目的，自“九一八”事变起，日本便将苏联作为主要敌国之一。1933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召开首脑会议，对国际形势做了分析，认为当前围绕中国问题，英国不会与日本发生冲突，美国虽对日本不满，但也不会立即对日本实施武力，只有苏联最难对付，“苏联是日本最危险的敌人”。^[78]1936年6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制订了《国防国策大纲》，《国防国策大纲》指出，日本要成为东亚“领导者”，必须具备与美、英、苏抗衡的能力，就需要充实军备。“首先倾尽全力制服苏联”，但在军备充实前，利用外交手段缓和对苏关系。^[79]同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举行首、外、藏、陆、海五相会议，制订了《国策基准》，将以苏联为敌的北进政策与以美英为敌的南进政策列进了国策。^[80]同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又制订了《帝国外交方针》，认为“苏联随着其国防实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在远东配备了很强的军备，对东亚增强了武力革命的压力，企图在各方面进行赤化渗透，使帝国日益处于不利地位。苏联对帝国国防构成威胁的同时，也成为我方实施东亚政策的重大障碍。因此，目前将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苏联方面，挫败其对东亚的侵犯，特别是消除其军备的威胁、阻止其赤化渗透。日本在充实国防的同时，以外交手段达成上述目的”。^[81]这表明此时在日本的国策中将苏联作为第一敌国。

为了实施北进、南进的世界战略，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企图灭亡中国，将中国作为北进、南进的基地。对此，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认为，中日战争“大有走向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有如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势必陷入无底泥潭”。^[82]“如果形成日中长期战争，一旦苏联来犯，目前的日本尚无对应的准备”。^[83]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日本备感压力。9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在给天皇的上奏中认为：“大体上不担心苏联的参战，最好能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估时11月左右苏联可能采取行动，希望能在此之前积极解决中国事变。如果对华北、华中的作战不能达到目的，能够确认当时的形势发生变化，则中止以地面部队对华积极作战，而尽量采用其他各种手段挫伤中国持久作战的意志，节省直接用于中国作战的兵力，主要用于满洲及其他方面待机，做好对苏作战准备。”^[84]这表明日本参谋本部在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的同时，时时关注苏联的动向，随时准备回师满洲，准备对苏战争。

1937年12月日本攻占南京后，中国仍在抗战，标志着日本对华战争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为了尽快结束中日战争，日本决定进一步扩大战争，进行武汉会战。如果进行武汉会战，日本陆军将倾巢出动，日本最担心的是苏联从背后给日本一击。1938年7月，日本参谋本部认为：“陆军因为要倾尽全力进行武汉会战，所以没有余力应对苏军。”^[85]在武汉会战前，要“促进对苏作战准备，至少要封杀苏联想干涉中国事变的企图”。^[86]正是在这种“封杀”苏联支援中国的思想指导下，日苏之间接连出现了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1938年7月，日苏军队在中国黑龙江省晖春县南端的张鼓峰，发生了边境冲突。日本参谋本部的态度十分明确，在武汉会战前严禁与苏联发生冲突。但日本朝鲜军和日军第十九师团仍想借机对苏实行“威力侦察”，^[87]结果，在优势苏军反击下，战败签约。1938年10月，日军攻占了武汉和广州，在国内仅剩下1个师团，而中国的抗战仍在继续，于是不得不在中国战场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相持，以便加强对苏战备。1938年末到1939年上半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秘密研讨对苏军备，制订出1943年度对苏作战计划，即八号作战计划。恰在此时，1939年5月12日，日本关东军与蒙古军在中国东北和蒙古边境诺门坎的哈尔哈河发生冲突，进而引发了日苏军事冲突，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接报后决定对苏军进行“膺惩”。^[88]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认为这是“第二次日俄战争”。^[89]但在优势苏军的打击下，日本关东军遭到惨败。据统计，在诺门坎事件中，日本关东军共出动近6万军队，死伤2万余人，其中，第二十三师团死伤1万2千人。^[90]从1938年到1939年，日本朝鲜军在张鼓峰事件中企图对苏军进行“威力侦察”，日本关东军企图在诺门坎事件中对苏军进行“第二次日俄战争”，都是日本的“北进尝试”，而当日本陆军主力正在中国作战时，两次“北进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

正当日本谋划对苏战争准备时，1939年8月23日，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欧洲局势剧变，对日本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因为自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预料德国会进攻苏联，一直在谋求与德国结盟共同对付苏联。但德国却背着日本突然与苏联订约，便推翻了日本外交的前提：与德国结盟，共同对付苏联。面对欧洲急剧变化的形势和德国的背弃，日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9月4日，日本阿部信行内阁宣布：“帝国不介入欧洲战争，全力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91]与此同时，日本也在重新思考对苏关系。12月28日，日本陆、海、外三相会议制订了《对外施策方针要纲》，提出对欧洲战争仍采取“不介入”方针，以中立立场引导国际形势促进中国事变的处理，同时，形成对建设包括南洋在内的东亚新秩序有利的形势。对苏政策要“急转弯”，将考虑“国交平静化”，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放弃对华援助，并解除对日满军备的威胁”。^[92]

1940年5—6月，德国军队闪击北欧和法国，英、法军队溃败，继而法国投降，英国退守英伦三岛，两国都无力顾及远东。日本认为南洋一带已成为英、法无力防御的“真空地带”，对日本是千载一遇的南进良机，要加快南进的步伐。欧洲战局的剧变，给日本实施其世界战略中的南进战略提供了良机。7月26日，日本内阁制订了《基本国策要纲》，将南进战略提上了日程。该文件的《提案理由》指出，日本要南进，重要的措施之一是“飞跃地调整对苏邦交”。^[93]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订的《适应世界形势的时局处理要纲》决定：“帝国为应对世界形势的变局，改善内外形势，迅速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对外政策以对德意苏为重点，对德意强化政治结盟，对苏联则谋求国交的飞跃发展。^[94]如何进一步改善日苏关系呢？首相近卫认为“解决中国事变的障碍是美国。近卫首相设想，同德意结盟，进而以德意为中介，发展为日德意苏四国结盟，以此压制美国，处理中国事变”。^[95]近卫之所以大胆设想四国同盟，前提是因为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企图利用德苏关系与苏联化敌为友，既有利于解决中国问题，又有利于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9月6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审议《关于强化日德意合作的文件》，将世界划分为四个“生存圈”，东亚是日本的“生存圈”，欧洲是德意的“生存圈”，苏联的“生存圈”限定为对日德意利害关系影响最小的地区——波斯湾(根据情况认可苏联对印度的进入)。^[96]这就是以承认苏联的“生存圈”为条件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

9月9日至10日，日本外相松冈在与德国特使斯塔玛举行会谈，要求德方帮助日本与苏联建立合作关系。斯塔玛立即表示，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后即着手与苏联接触，关于日苏亲善，德国认为日苏“两国接近的途中并无不可逾越的障碍”^[97]，愿做“正直的中介人”。日本政府曾在7月间向苏联建议缔结日苏中立条约，这时见德国能积极斡旋，认为将苏联拉向三国同盟有望，于是立即开始行动。10月3日，日本外务省制定《调整日苏邦交要纲》，提出拉拢苏联加入三国同盟，共同瓜分世界，并就此要求德国加紧与苏联交涉。11月12日、1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向其出示《以三国同盟参加国德意日为一方，以苏联为另一方的协定方案》，其内容为：(一)苏联宣布与三国条约的宗旨取同一步调。(二)苏联承认德意及日本分别在欧亚新秩序中的指导地位，三国方面则约定尊重苏联的领土。(三)三国约定不参加并且不支援以另一方为敌的国家或国家群。(四)日德意苏将来的势力范围：南洋归日本，伊朗、印度方面归苏联，中非归德国，北非归意大利。^[98]但苏联则要求将势力范围扩展至芬兰及巴尔干方面，并将巴统及巴库以南至波斯湾地区作为苏联在领土上所希望的中心等。^[99]12月18日，德国决定对苏一战，苏联最终未加入三国同盟。(www.xing528.com)

日本对德国的决定毫无所知，仍然认定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至关重要，决定直接与苏交涉。1941年2月3日，在松冈赴德、苏谈判缔约之前，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匆忙修改和通过了外务省制订的《对德意苏交涉要纲》，其对苏交涉条件主要为：苏联若不同意将萨哈林岛北部卖给日本时，约定5年内为日本在当地采油150万吨提供方便，此项开采完成后将各种开采权有偿归还给苏方，但苏方要保证此后5年内提供150万吨石油。日本承认苏联在中国新疆、外蒙的地位，苏联承认日本在中国华北、蒙疆的地位，远东英、法、荷、葡属地归日本指导。《对德意苏交涉要纲》将世界划为四大圈：大东亚圈、欧洲圈(含非洲)、美洲圈、苏联圈(含印度、伊朗)等。^[100]日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确定的这一方针与德国即将对苏开战的决定背道而驰。

3月12日，松冈一行启程先赴德国，里宾特洛甫在与松冈会谈时说，只有开战，才能解决苏联问题。松冈立即表示，德苏开战对日本影响极大，“难以立即同意”。^[101]此时，日本才发现与德国存在战略性分歧。接着，松冈一行转往莫斯科访问。松冈与莫洛托夫会谈三次，双方就萨哈林岛的归属及利权方面互不让步。4月12日，松冈电告内阁已不想缔结中立条约，大本营大为失望。不过，此时，苏联已察觉对德战争危机正在迫近，希望将日本引向南方以能保证东线的安全。斯大林见日本不肯让步，于13日接见松冈，表示愿意签约。双方避开萨哈林岛的问题，以中国领土做交易，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当日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其内容主要有：“第一条，缔约双方保证维持他们之间的和平和友好关系，并相互尊重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第二条，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另外，双方在该条约中还声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地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102]

《日苏中立条约》签订的目的，正如日本首相近卫所言，是为了“压制美国，处理中国事变”。^[103]即是说，既为了有利于解决中国问题，又为了推动南进战略。《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日本得以解除后顾之忧，开始加快了南进的步伐。苏联则在西线日趋紧张之时，争取到了东线的相对安全。

6月22日，德国闪击苏联，德苏战争爆发，给刚刚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正全力准备南进的日本带来了巨大冲击。德苏战争的爆发，使苏联全力对付德国的攻势，远东地区的防务会受到影响，这就给了日本北进的最佳良机，如果日本乘机北进，苏联将陷于日德两国东西夹击的被动境地。6月27日，在日本大本营、政府恳谈会上，日本当局经过内部激烈争论之后，陆军的意见占了上风。陆军深知，其主力正在中国作战，没有余力北进。陆相东条英机断然拒绝松冈的提议，他指出，“中国事变必须继续解决”。参谋总长杉山元也指出：“搞道义外交当然可以，但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实际办不到。”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就南进、北进问题做最后决定，杉山又进一步指出：“对德苏战争，日本当然应该根据三国同盟精神采取行动，但帝国目前正忙于处理中国事变，而且同英美之间存在微妙关系，我觉得以暂不介入为宜。”^[104]可见，正是由于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日本无力攻苏，使日本失去了北进的最后一次良机。

日本虽然确立了北守南进战略，但并非是放弃北进战略。在确定北守南进战略的同时，日本也确立了对苏实施“熟柿主义”的方针，即柿子成熟后自动落地时举手即拾，譬喻待德苏战争中苏联失败后，日本趁机攻苏，轻取苏联远东地区。日本当局关于对苏实施“熟柿主义”的第一个前提是苏联崩溃而能捡到熟柿，而在苏联迟迟未见崩溃的情况下对苏作战，只能获得涩柿。因此，当苏联未出现崩溃前，日本不敢贸然发动对苏作战。此后，苏联不仅顶住了德国的疯狂进攻，而且还于1943年春完成了从防御到进攻的战略转折，没有给日本提供对苏联实施“熟柿主义”的任何机会。可见，错失良机，是日本未能实施北进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关于对苏作战的第二个前提是准备足够的兵力对苏作战。日本陆军认为，对苏作战至少需25个师团，而关东军和朝鲜军尚缺11个师团，要凑够25个师团的兵力，至少要从日本中国派遣军抽调5个师团。日本中国派遣军虽勉强同意，但这5个师团还不能按时到位。^[105]兵力不足，是日本未能实施北进战略的主要原因。此后，德国在德苏战场遭受挫折时，屡屡请求日本北进的支持，日本却无能为力。

由于上述原因，特别是中国战场的牵制，使日德两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一次战略配合，成为法西斯轴心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