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推动美英加强援华与战略合作
1940年6月，德国在闪击西北欧的作战中取得战胜英法联军的重大胜利，法国败降，英国困守英伦三岛。德国的胜利改变了欧洲政治军事格局，并对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德国短期取得成功对东亚的日本也是极大的刺激，日本由此确定南进战略选择，以期抢夺欧洲殖民宗主国在太平洋地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这样也加剧了东亚的紧张局势。由于英国忙于对德国入侵的防御，美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全力援助英国，主要注意力放在大西洋方面，因此，在东亚避免与日本的战争，并企图通过谈判妥协达到限制日本南进的目的，其中，在中国问题上的让步是与日本交涉的重要筹码。因此，中国抗战面临的局面异常艰辛，但是，中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顶住了种种压力，不但紧紧束缚日本在最有利时机内进行南进，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美英确立制衡日本侵略的战略。
美英在这一时期有可能的对日妥协不仅涉及对中国抗战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涉及东亚抗日战争格局的未来。因此，中国对美英妥协意向进行了坚决抵制，同时也积极推动美英进一步加强政策中的积极面。
中国共产党对美英政策有客观而辩证的分析。早在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就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由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阻力，国民党中大多数人的阻力，全国人民的阻力，日本的灭华的坚决方针，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因而很难迅速召集远东慕尼黑会议，苏联的强大及其积极援华的方针等国内国际的条件，就使得投降与举行全国的反共战争甚为困难。”[1]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进一步说明：“日本对华方针依然非常强硬，除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资产阶级外，欧美派资产阶级现时还不愿接受日本灭华的条件……欧战产生后，远东慕尼黑会议无迅速召开之可能，美日间矛盾还很大。”[2]3月，针对英日之间的妥协谈判和英国准备实行的绥靖行动，周恩来在《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中再次指出：“目前英、法在远东的地位是减弱了，因此，它们更趋向于对日妥协，相当地承认日本在中国的所得，以换取它们在远东利益的保持。”[3]7月7日，中共中央准确估计：“投降危险的来源，主要的现在已不是英美法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而是日本的压力与德意胜利对于日本的鼓励以及可能的劝和政策……英美虽想牺牲中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听命。”[4]
1940年6月，由于英法在欧洲大陆惨败，6月10日，日本强压英国关闭中国此时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云南昆明至缅甸仰光)。日本想通过此举和进兵印度支那的举措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为大规模南进作准备，另一方面就是孤立中国，迫使蒋介石政府屈服，尽早结束对华战争。英国向美国征询意见，能否派美国太平洋舰队、亚洲舰队与英国、荷兰的舰队接触，表明美英荷在对付日本南进问题上的一致？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回答美国没有这种打算。如果采取这种行动会引起日本的怀疑。6月24日，日本继续向英国方面施压，向英国提出三项要求：第一，停止通过滇缅公路将战略物资运到中国。第二，关闭香港至中国大陆的关卡。第三，从上海撤出英国军队。[5]日本还在毗邻英国九龙租借地的边界上集结了5000日军施加压力。在日本压力之下，英国准备在关闭滇缅路问题上对日妥协。
英国关闭滇缅路的最后决定，实际上与美国此时对日双重政策也有密切联系。在日本威压之下，英国非常看重美国的态度。面对日本的要求和压力，英国参谋部主张应避免与日本的战争，决定，除非美国作出支持英国的肯定答复，否则就向日本让步。但是美国6月25日拒绝了英国要求美国支援一致对付日本压力的建议。6月27日，英国驻美大使交给赫尔英国政府的一份英国政府的备忘录，征询美方意见。赫尔表示不同意与英国一起对日本采取强硬对策。[6]英国驻华大使也谈道：“缅路之封闭，由于美国之不能合作。”[7]由于美国不愿与英国采取联合行动，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和日本外相有田于7月17日签署《英日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规定：终止从缅甸和香港向中国运入包括石油和卡车在内的战争物资。18日，丘吉尔首相在下院宣布该协定。7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布新闻简报，泛泛地表示态度，其中说：“美国政府拥有保持奠基在世界各地商务通路的开放的合法权益，认为这样的行为如果实施，以及近来关于印度支那(Indo-China)铁路被采取的有关行动，都将对世界贸易构成一种不正当干涉的障碍”。[8]7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与蒋介石就日本对英国宣战和滇缅公路被阻问题谈话，也只泛泛说明美国“绝不为最近任何事变所动摇”。[9]但美国的态度仅此而已。因此，英国关闭滇缅路之举，与美国的暧昧态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中国对英国准备关闭滇缅路表示了坚决反对。6月28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琪向英国外交部转达了中国政府的反对意见：“日本所提撤上海租界驻军，及香港、缅甸停运三事，当以缅运为最要，彼亦了解其问题关系我抗战之重大……”[10]中国政府也敦请美国阻拦英国对日在这一问题上作出妥协，致电驻美大使胡适说：“本部确悉英国为日方威逼缅甸军火事正与美国政府商洽中，缅甸一路为我生死关头，谅为美方所深知，究竟美政府对英方如何表示其意见？”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也电告胡适，促使他向美国国务院陈述危机，请求设法挽救。[11]中国政府外交部在7月16日发表声明，对英方表示强烈抗议，认为“此种举动极不友谊，且属违法”，“无异帮助中国之敌人”。“滇缅路禁运之目的，无疑的系在削弱中国抵抗力量与制止其他各国对中国之援助，英国政府如此执行日本之战争计划，实已完全蔑视其以国联重要会员国资格所担负之义务……实以违反国际公法之原则。”声明对中国抗战的决心作了明确陈述，表现了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力而放弃抗战的决心：“如有人以为中国通海贸易路线受有梗阻后，中国即将被迫而求和或竟接受日本所提出之任何条件，则判断错误……我国长期抵抗侵略之战争，进行于种种重大阻碍与困难之中，其艰苦奋斗，可谓绝无仅有，但我国并未于任何一时期感到颓丧……无论遭遇何种困难，我当勇往迈进，无论有负我者与否，我胜利之信念决不稍微动摇也。”[12]7月18日，蒋介石还指示驻苏大使邵力子请苏联出面反对英国关闭滇缅路：“以苏联与我之友谊，对此当不能默而无言……苏联政府能作有力之表示……则暴敌鉴于苏、美步调相同，必能有所畏惧。”[13]20日，英方通知中国英国关闭滇缅路的决定。虽然中国政府希望美苏促使英国放弃关闭滇缅路的提议遭到苏联的婉拒，美国实际上对英国关闭滇缅路问题没有施加较大影响；但是，中国的努力对于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还是有较为积极的意义的，加上中国抗战仍然坚持不懈，使英日之间的妥协不能走得太远。可以说，这是英国远东对日妥协绥靖政策实施的最后一站。英国学者称之为“法国沦陷和英国退出欧洲大陆之后，英国最终失去了西方列强在远东代言人的资格”。[14]英国关闭滇缅路的做法，不仅不能阻止日本南进准备步伐，反而因为阻隔了中国此时唯一的与外界联系的物流通道，必然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对。实际上也违背美英遏阻日本南进的初衷，因此也引起美国舆论的普遍反对。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对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就谈到，“美国舆论赞成与反对重开滇缅路者二十与一之比例”。[15]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由于中国把握自己的命运，并以抗日战争的英勇壮举显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意志，英美单方面的对日妥协已经不能完全左右中国局势的发展。正是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展和坚持，促使了美英东亚政策从维护美英自己在华权益一味对日妥协转到有限支持中国而维护自己利益方面。
法国败降所引起的世界局势的强烈振荡和国际格局的重组，在1940年9月间开始明晰起来。从法西斯国家方面讲，就是1940年9月建立了德意日轴心军事同盟，标志着法西斯轴心国最后形成。法西斯轴心国同盟的建立，促使了全球性侵略战争迅猛发展，同时也从反面促使了反法西斯阵营加速思考和筹划应对法西斯侵略战火的政策。在亚洲方面，日本积极进行南进准备，矛头直指美英在太平洋区域的势力范围。面对远东核心利益区域受到冲击和自身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美英东亚政策开始发生向反法西斯侵略方面转化的实质性变化，并最终确立起对日抗衡政策。在美英对日抗衡政策的最终确立过程中，中国抗日战争是美英在远东对抗日本的现实力量的基础之一，同时，中国也是推动美英确立对日抗衡政策，消弭其政策中绥靖政策残留因素的关键性力量之一。
日本将南进战略作为国策提上议事日程，必然威胁到美英在这一地区的传统经济利益和战略态势。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也谈道：“日寇在其解决中国问题的迷梦幻灭以后，日寇不得不更积极南进，以求解决国内矛盾和国防上的资源供给，同时也因为德国现在局势的需要，于是订立了德、意、日的三国同盟，这总是拖日寇下南洋并且主要的是防美制美的一着，但日美矛盾尖锐的发展并不一定急转直下，立刻发生大冲突，他们还尽可以走着曲折的道路。但这种矛盾发展的前途，终于会走上冲突的道路的……在近卫登台后，日寇的企图是想结束中国事变，以便抽身南进。它的企图可以有三个：即是一，如果我们屈服，它就抽身南进；否则二，截断西南交通增加抗战困难，以便分兵南进；三，如果上面两个都不可能，而时间又迫不及待，它就只能不顾一切，放手南进了。只要我们能够坚持抗战争取时间延长下去，日寇终会迫不及待地放手南进的。只要我们撑得下去，日本就拖不下去。”[16]
英国因为已经处于困守英伦三岛的处境，因此，为了应对德意日结盟与日本南进的欧亚问题，英国也想借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力量。1940年7月20日，丘吉尔(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致电蒋介石，表示不会接受违反中国利益或政策的和平。7月28日，蒋介石致电丘吉尔，敦请为中英双方利益恢复缅甸运输路线。9月13日，郭泰祺促请英国重开滇缅路。10月4日，郭泰祺电告蒋介石，丘吉尔首相已决定重开滇缅路。[17]10月14日，蒋介石在与卡尔的谈话中表示中国不会因为法国投降改变抗日政策，日本如果南进攻击新加坡进而引发英日、美日战争，中国将对日对德宣战支持英美。[18]11月30日，美国宣布给予中国1亿美元贷款的决定。[19]1940年12月10日，英国宣布对华贷款1千万英镑，其中5百万英镑为平准基金，5百万为出口信贷，用于购买英镑集团货物。1941年4月1日，中英平准基金协定签字。自此，1940年12月的援华贷款数字是1938年和1939年两年援华数字总和的1.8倍。[20]
中英之间也着手军事合作事宜。早在1939年春，中国就向英国提出了进行军事合作的建议，但是，由于英国总体上未能摆脱对日妥协的政策而没有成功。1940年秋，英国鉴于本土受到德国入侵的威胁和空中打击，在保卫英伦三岛的战斗中，英国通过海上生命线从远东获得物资支持的重要性增大。同时，英国的亚洲殖民地受到日本南进的巨大威胁，英国也认识到要将中国抗日战争与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利用中国战场把日本拖在中国大陆，这样才逐渐地改变原来对日一味妥协的政策。10月14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提出军事合作方面的问题，英方派遣两、三个重要军事官员到中国，与中国的军事部门讨论该问题，而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向英国政府要求提供军火、弹药和飞机等项武器装备的援助，还可以要求英国对华贷款100万英镑。中国派军队30至40万协助英国作战，或者在日本进攻新加坡时，中国军队攻击广州等地，以牵制日军的南下。[21]10月31日，卡尔又对蒋介石提出：中美英三国成立同盟，希望蒋介石能直接与美国接洽，说服美国与英国就中国问题发表宣言，宣告美英与中国立场的一致性，英美不能接受日本建设远东新秩序。[22]11月9日，中方就建立中美英联盟、英美物资援华抗日、英美派军事经济交通代表团赴华协商合作等事宜提出完整建议，表示一旦英美与日本开战，中国提供全部陆军进行支持，提供全国机场供联军使用。[23](www.xing528.com)
1941年1月间中国组成“中缅印军事考察团”，由商震任团长，林蔚任副团长。考察团于1941年2月出发，对缅甸、印度、马来亚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考察，搜集有关缅、印、马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料，编成《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共30多万字，其中最重要的是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草案综和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不会从中国境内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一旦日本与英国开战，势必先击败英军，继而侵占马来亚、缅甸，这样日军既击败了英军而夺取了英国的殖民地，又可以封锁中国。草案提出中国军队作战的目的应是将主力集结于泰缅边境，以确保仰光港(Rangoon)。为此中方提出了中英共同防御意见，并作了相应的军事准备。2月，英国L.E.丹尼斯(L.E.Dennys)少将访华，就中英军事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达成了某些协议，英国决定将英国在美国订购的144架战斗机让与中国。但是，在中英军事合作问题上，英方的意图是明显的，就是利用中国制约日本南进，因此主张将中英合作的时间起点定在日本进攻新加坡而不是中方所提出的日本进攻云南或新加坡。[24]5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转达英国外相艾登的态度：“敝人回渝后，即已察觉一般怀疑敝国之空气。尤堪注意者，即盛传敝国政府有意与日本成立一种对于贵国不利之交易。此种谣传，完全无稽。英国对华政策固未曾有任何变更，敝政府亦未曾与日本成立对于贵国不利之协定，将来亦不致有此种协定。贵国为其自由独立抗战，敝国完全同情。贵国抗战即届四载……始终抵抗敌人配备优良之攻击，其坚苦沈毅之精神，实为敝国所钦仰！”[25]5月17日，英国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也向中国赴美特使宋子文保证，英国政府不致再封锁滇缅公路。宋子文也向哈里法克斯提出，希望英国能在由缅甸境内运输到中国境内的美国援华物资问题上对中国提供帮助，如指派英国驻缅官员协助办理、完成缅甸腊戍(Lashio)到中国云南边境的铁路建设、加强滇缅公路运输力量等。哈里法克斯允诺向英政府报告。1941年9月4日，宋子文报告蒋介石，8月29日滇缅铁路材料开始启运。9月8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报告英国政府将宣布决定，对中国“贷借物品通过缅境，不再征税，由英国补偿缅政府每吨十卢比”。[26]
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有力地牵制着日本的南进，因此英国企图利用中国的巨大潜力来弥补其远东军事力量的不足，特别是改善它在缅甸—马来亚—印度的防御地位。英国三军参谋长认为“中日战争的继续将有利于英国，因为它阻止日本将它的全部军事努力转向其他的甚至是不合适的方向”。[27]英国驻日大使哈里法克斯在建议重开滇缅路时也说，“此时中国继续抵抗日本对我们来说比以前更加重要”。[28]为了借助中国的抗战遏制日本的南进，以保住英国在亚洲的领地，英国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为此，1940年10月，英国重新开放关闭三个月之久的滇缅公路，接着又派官兵到中国学习游击战。10月4日，美国驻英大使肯尼迪转达丘吉尔给罗斯福的电文，认为德意日三国公约是针对美国的，英国重开滇缅公路，也希望美国派最大舰队访问新加坡，与英国共同对抗日本。5日，赫尔重申美国的政策是全力援助英国，同时对远东形势运用成功的语言与行动，避免卷入东方战争。[29]
中国也积极推动与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1940年8月3日，劳克林·居里(Lauchlin Currie)向罗斯福报告，蒋介石的美籍顾问欧文·拉铁摩尔(Oven Lattimore)认为，“如果中苏英达成一个协议，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对付侵略者，那么，日本将被抑制，美国的利益也将被维护”。但是中国的感觉是，民主国家将中国作为低等国家，是不值得考虑作为一个盟国，蒋介石在这方面情绪强烈。[30]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建立之后，中国敏锐地感到美英对援华问题将有较大的推进。9月28日，蒋介石在给宋子文的电文中表示，“德意倭(日)三国同盟消息刻已证实，则美国对我必有更进一步之协助。请兄注意此事，并望美能与最近期内再有一批金融借款贷我也。如美国果有意与我合作，则我所望其接济之武器惟飞机而已，而主要接济乃在经济与金融，以安我抗战之民心与军心，使能持久抗战为惟一要求。此外无何要求也”。蒋介石在电文中也提出中美英苏“联成阵线，共同制裁侵略”。[31]10月4日，蒋介石请美驻华大使提出中美英合作的想法并请他转告华盛顿，詹森当时的回应是中国的想法很有益，但是美国现实的政策是不结盟。[32]中国进一步促使中美英平等合作共同制约日本目的是明确的。
11月9日，中国外长王宠惠向美方提交了中英美合作计划，提出为了共同利益和共同维护太平洋和平以及坚持一致原则的使命，英美应该认识到中美英密切合作的必要性。具体条款包括中英签订联盟条约并得到美国附议，在此基础上得到美国的同意与支持。其后英国与美国联合或分别给中国贷款，维持中国外汇与国币。美国在贷款的形式下卖给中国战斗机。英国和美国给中国提供其他类型的军事装备。英美派往中国的军事、经济使团，目的是与中国政府合作建立远东组织。其使团成员可以被中国政府任命为顾问。在英国或者美国作为一方，日本作为另一方冲突的情势下，全部中国军队将参加这些冲突，其间中国机场将提供给美英盟国使用。11月22日，中国向美方表示，希望美国支持中英结盟，美英支持中国的军事经济。[33]英国外交部尽管同情中国的结盟建议，但坚持结盟应是中美英三国，而不是中英两国。[34]显然在结盟问题上英国此时受美国的影响。
中国政府在新的形势下也加强了促使美国援华制日政策确立的力度。1940年11月28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1．在对华战争中，日本已因战争及疾病伤亡损失兵员110万人。日本必须在中国(除满洲外)保持约120万人的兵力。中国能成功地抵抗在装备与物资上大大居于优势地位的日军，全因其有周密的战略，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即行放弃阵地但从不使军队瓦解，以及加紧利用游击战术以使敌军陷于中国而不能自拔。2．日本现已意识到不可能击溃中国军队，正由中国撤出，将兵力用于南进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及马来亚。日本正迫不及待地要与中国达成条件并不苛刻的合约，因为一旦最终战胜不列颠帝国，任何对中国的有利合约条件都可作废……中国的全国抗战是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坚持下来的，因为中国相信民主国家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法国的崩溃，各小国的不战而降，以及德国军队的不断取胜均不无动摇此一信念的可能。”[35]蒋介石阐发这些看法的目的在于促使美英尽快加紧援华，特别是空军及空军装备的援华。
1940年12月15日，罗斯福颁布法令，允许美国飞行人员离职到中国作战。由于中方的推动，也由于美国面临的危机局面，美国还表示将“租界法案”运用于中国。1941年3月31日，罗斯福决定在保密情况下着手实施“租借”援华计划。[36]5月27日，罗斯福宣布：“我们庞大的生产已经翻番、再翻番，逐月在增加我们自己的和对英国及中国的战争物资供应——最终增加对所有民主国家的供应……”[37]罗斯福政府还与蒋介石政府商讨由美国飞机从中国秘密空军基地出发，担负用燃烧弹袭击东京和日本其他城市任务的计划。5月居里还提出建议，其中轰炸“战术目标”包括日本的工业联合企业，“战略目标”包括摧毁日本的工厂，“以便使日本的军火生产以及维持日本经济结构的重要物品的生产陷于瘫痪”。但美国的意图是清楚的，如居里强调说明的：“驻守中国的空军在保卫新加坡、中国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和菲律宾以抗击日本的进攻方面能起重要的作用。这一防务能够在不使美国直接卷入或危及其太平洋舰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38]6月上旬，两批总计100余人的美国志愿航空人员赴华，并组织起美国志愿航空队。6月16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克拉克(Clerk)提出的备忘录显示，美国政府已经明确主张美国陆军部立即制定援华的军事方针，派遣军事人员100人分别在中美两国从事援华工作，特别是要组织军事使团与中国参谋本部保持最密切的联络，监督援华物资的运输。[39]6月20日，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认为，“滇缅路运输，确为美国协助我国之唯一关键，其协助之程度，胥视该路之运量如何”。[40]
中国政府最希望美国军事援助的就是支援中国飞机，以加强中国对战场的制空权。但是，由于美国战争产品的生产还未达到应有的高度，而主要供应对象为英苏两国，中国申请的援华飞机迟迟不能到位。1941年7月1日，宋子文代蒋介石拟呈罗斯福申请援华飞机电，表示了中国的急需：“入夏以来，敌机肆虐更甚，任意轰炸，我军民无法抬头反击。”“我方提出之五百架飞机，为数极微……驱逐机一项，经过十二个月，仅得百架，其它二百五十架，虽允供给，交货迟缓……轰炸机问题，至今尚未解决。”“钧座以为美方给我一百五十架轰炸机，对于大西洋战局无大关系，而我方则影响极大。经过四年苦战之军民，可以吐气。”[41]8月，美国政府支持在中国建立了以美国志愿人员组成的志愿航空队，以支持中国抗日战争。10月，应中方要求，美国派遣以约翰·布里格·马格鲁德(John Brig Magruder)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Magruder Military Mission)到达中国，其使命是协助中国政府按照租借法的要求，取得相应的军事援助。对于蒋介石来讲，也还有通过邀请美国军事代表团访华，促进中美英的军事合作，并加强中国在合作中的地位的意图。马格鲁德军事使团使华，标志着美国援华制日政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这一举措仍然是与美国避免首先与日本发生战争冲突的愿望相联系的。马格鲁德告诫蒋介石政府不要向美国“索取先进的进攻武器，因为提供这样的武器可能会无意中引起日本人进攻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42]。
从对付日本南进侵略角度出发，美国对中国战场遏制日本的战略作用极为重视，不希望中国抗日力量发生分裂，并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和敌后战场的战略作用。1940年底，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科官员约翰·P．戴维斯(John P．Davies)大量收集和分析了中共的材料，并访问了同中共有直接接触的少数美国人，认为“共产党人已经能够辉煌地把他们的社会革命理论同日本入侵后农民高涨的民族主义意识融合在一起……当国民党军队和行政部门从农村撤退到比较安全的内地时，共产党人就迅速派遣大批军政干部去填补领导的空缺”。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在一份报告中也叙述说：“八路军(共产党)所到之处，随军的大批宣传人员、社会和经济工作人员、学校教师等等，立即着手组织并训练农民群众使用游击战术来进行抗日，他们从事这些工作的中心思想是农民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必须得到改善，才能保持士气高昂，才能使人民群众逐渐产生抗日的决心和乐于支援军队的意志。”1940年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访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要求美方调解新四军被围事件，詹森得到国务卿赫尔的批准，拒绝干涉“内政性质的问题”。[43]1941年2月，罗斯福派居里作为他的特使访华，居里对蒋介石警告说，“内战只会对日本人有利”。欧文·拉铁摩尔回忆说，1941年6月，他受罗斯福政府之命赴中国之前，“居里和财政部官员想知道的一件重要事情是我对中国统一战线的态度。他们说，美国对华援助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不能以这样的方式使用，即鼓励蒋介石优先考虑他同中共的争端，而不是优先考虑抗日。换句话说，统一战线即便只是名义上的，也应该维持下去，中国不应爆发内战而削弱全民抗日的努力”。[44]
苏德战争爆发后，罗斯福召见即将赴华的欧文·拉铁摩尔，希望他鼓励蒋介石坚持抗战。拉铁摩尔认为，“俄国人将不得不向纵深撤退，战争将是长期的；但最终俄国人将赢得胜利”。罗斯福非常赞许，说：“我所有的将军都告诉我，俄国人将在两三周之内被打垮。但我同意你的看法。你到了重庆，告诉蒋，俄国人将坚持下去。”拉铁摩尔认为，罗斯福的意思显然是让蒋介石知道，他罗斯福认为德国人打不败苏联，蒋介石不必担心“随着如此众多的军事援助的苏联的崩溃，他将不得不向日本人作出某种形式的投降和半投降”。拉铁摩尔到中国后，蒋介石向他说了与罗斯福相同的话：“不错！我同意总统的观点。我所有的将军都告诉我德国人将获胜，但我认为苏联人能坚持下去。”[45]罗斯福对中国战场在新形势下的状况，特别是苏联初期失利的情况对蒋介石政府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极为重视的，不希望这种情况造成战略上的连锁反应，这应该是罗斯福会晤拉铁摩尔说此番话的良苦用心。美国援华制日的意图也体现在美国军事当局派遣马格鲁德使团使华之中。7月1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马格鲁德将军的信中明确指示，其使命是“为了保持中国成为日本扩张的有效缓冲力量”，“一旦我国积极参与此次战争，该代表团即将成为我国作为盟国的中国之间的战略计划及合作的联络组织”。[46]
罗斯福与丘吉尔1941年8月在大西洋会晤并发表《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之后，8月18日中国外长郭泰祺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和赞同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的联合宣言关于民主国家在反对侵略中的基本原则，宣言也鼓舞了所有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包括在法西斯国家的人民为了真正的世界新秩序而斗争”。“战后世界重建的任务将比赢得战争本身更困难，被占领区人民自由的恢复，所有国家充分的经济合作，平等贸易和资源利用，生活标准的提高，建立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将需要民主国家及其领导者的最大努力。在这一任务中，中国将作出充分的贡献，如同过去的4年期间中国所做的，为民主付出无法言表的人力牺牲和国家资源的付出，继续在世界冲突中发挥基本作用。中国相信侵略势力的最后摧毁将首先由于日本的失败能迅速到来，日本是构筑包围它自己的紧束包围圈的唯一建筑师”。[47]中国在赞赏《大西洋宪章》的同时，最多的就是呼吁中苏美英加强合作，特别是最需要的相互间的军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对付日本侵略。[48]中国外长郭泰祺也向美国驻华大使表示，罗斯福与丘吉尔声明后，中国再不是他国谈判中的筹码，但中国也批评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声明中忽略了抗战4年之久的中国。宋美龄认为，美英等西方民主国家正在推行对日绥靖政策，对此中国强烈不满。高斯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指出，中国人正在增长着一种情绪，美英支持中国的政策设计，目的是维持中国抗日，由此使美国和英国可以不卷入远东的冲突。[49]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再次提出建立中美英苏联合阵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罗斯福同意蒋介石的建议，在重庆召开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美英在新加坡、美英苏在莫斯科召开的军事会议邀请中国代表参加。美国也加强了促使中美英苏军事合作的实际工作。[50]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雄辩的历史逻辑力量证实了中国对形势发展的预见，中国长期争取和促进的东亚抗日同盟终于建立，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危机局面中，中美英开始了实际的军事合作，这些都与中国抗战不屈不挠的坚持，中国不弃不舍的努力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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