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英反攻日本计划对中国的战略需求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占据了东南亚广大战略要地和资源，并以太平洋上的一系列岛屿构成与美军在中太平洋作战的东正面战线，以缅甸、安达曼群岛以及北部苏门答腊为支点构成与英美军在西南太平洋作战的西正面战线。日军企图以这两个正面为屏障，拱卫日本本土和南方要地的核心地区，形成所谓持久不败的战略态势。但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太平洋东正面的战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前所述，美军1942年在整个太平洋展开攻势，8月开始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随着太平洋东面战况的变化，太平洋西面特别是缅甸的防御对于日本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日军来说，缅甸无论在切断援蒋公路，对重庆施加军事压力上，还是在策动印度反英战略措施上，都具有战争指导上的重要意义。“缅甸如果失守……在战略上必然导致我西南方面防线的崩溃。”[17]因此日本大本营把缅甸作为其西正面屏障的核心来看待。这样，中国战场、印度及印度洋防御、太平洋战场共同构成了坚固的亚太对日积极防御构架，成为“德国第一”战略实施时期的东亚方面的支撑点。
在反法西斯盟国的反攻阶段，美英以及苏联在集中对德进行最后打击的形势下，对中国战场的战略需求仍然是战略层面的，同时，也比以往增加了分量。首先，仍然需要中国战场对日本陆军主力的牵制与打击，使其不能大幅度增加或者补充在太平洋战场以及与苏对峙的军力；其次，利用中国的空军基地对日本在太平洋的航路、基地以及日本本土的工业目标进行战略轰炸；最后，希望中国出兵北缅与史迪威指挥的中国驻印军进行北缅作战，进而由中美英联合收复缅甸，弥合在西南太平洋反攻中的战略链。第一项战略需求是一直存在的，中国也始终成功制约了日本。第二项与第三项战略需求是除第一项之外，中国还须直接参与太平洋反攻的重任。但是，如前所述，美英对中国的战略需求都因联合从事全面作战计划的推延使中国一直得不到反攻所需的战略投入。
客观地讲，美国与英国对中国战场的认识是有差异的，如1943年8月美国联合计划委员会成员所说，美英之间的基本矛盾，“就是对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的重要性的不同估价。英方暗示中国在战争中并非是不可缺少的”。与英方的态度相反，美国计划人员认为：“美国的立场应建立在这样一种概念之上，即中国的价值是作为未来作战的基地。具体来说，就是在未来作战中利用中国军队。如果这一观点站得住脚，那么美英双方都应为此作出巨大努力。如果英国观点占上风，打败日本的计划就应作相应的修改，全部缅甸作战就应重新估价。”[18]这说明，美国军方主张进行缅甸作战的基点之一是支持中国战场作为未来与日本大规模空陆作战的基地。同时，美国也不顾英国的反对，继续从中国调补充师到印度受训，准备缅甸作战。1943年11月10日，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信中明确表示，要从中国成都地区的空军基地对日本的炼钢厂进行长程空中轰炸。[19]1944年初，美国陆军部将中国战场在反攻战略中的地位定位于“抑制日本师团于中国，为盟国飞机提供空军基地”。[20]
1943年8月，英美双方军事高层“四分仪”会议上通过了建立东南亚司令部的建议，英国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被任命为东南亚司令部的最高指挥官，并作出说明：(1)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于东南亚战场的战略，以及在中国战场与东南亚司令部之间有关英美一切人力物力的支配问题，可以全权处理；(2)关于作战的一切问题，由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行使权力，而发给最高司令官的一切指令，也必须通过这个机构。[21]关于远东战略的问题，美国主张，经由缅甸向中国境内展开主要的反击。他们认为为了对日本本土进行猛烈和持续的空袭，必须使用中国的港口和空军基地。英国的观点则认为美国忽视了种种事实：缅甸的丛林和气候导致不可能部署庞大的军队，而这些军队主要必须由英国征调；中国境内有大量极其强大的日本军队，他们沿着内地的交通线展开作战；最重要的是，强大的美国海军力量，对于这种进攻选择，只能作出较小的贡献。英国布鲁克(Bruck)将军谈到，“打通滇缅公路或者占领中国港口的好处必须重新考虑，主要是时间因素和滇缅公路的最大运输量”。[22]他建议在北苏门答腊的尖端发动攻击，作为进攻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第一步。在“三叉戟”和“四分仪”会议之间的时间里，英国一直在研究从三个方向——英帕尔、利多、云南进攻北缅和两栖攻击南部海岸的计划。驻印英军新的总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 Auchinleck)将军最后得出的报告是非常悲观的。其中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印度东北部和北缅糟糕的交通运输线。奥金莱克认为，取消北缅的陆上行动并不影响两栖攻击阿恰布。他的结论是：“北缅的有限进攻计划带给我的观点就是要避免这样的行动，而应当着重于从空中支援中国，同时增加和保存实力，准备在下一个冬天大规模两栖进攻马来亚”。[23]与前任韦弗尔相比，奥金莱克更加反对整个“安纳吉姆”(Anakim)计划。
最后，8月24日，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在魁北克会议上拟定结论性报告。在规划了“首先打败德国”作战计划之后，对反日战争也作了大致安排。其中，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迅速扩大联合国家在中国的空军打击力量，为防御扩大和增强地面部队。这主要通过大宗的空中运输，有效开通至中国“空中航线”来完成。利用丛林作战的轻型装备，依靠空中运输线。关于“1943—1944年的印度—缅甸—中国战场”的表述是：第一，执行占领上(北部)缅甸作战，目的是增进空中线路和建立与中国的陆路交通，目标日期是1944年2月中旬。第二，继续进行将印度作为最终作战的基地的准备，此由东南亚战区司令考虑。第三，继续建立和增进对中国的空中线路和空中供应，目的是：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加强对日作战；维持已增加的在中国的美国和中国空军；加强中国地面部队。这一努力应该是，增进进攻作战，目的是建立与中国的陆路交通，确保空中航线。[24]
1943年9月，地中海战役中意大利海军投降。丘吉尔认为，盟国不仅可以腾出自己的军队，而且还拥有了意大利海军舰只，所以，“应尽早转入对日战争”。[25]罗斯福此时也提请参谋长们注意“立即从欧洲调集军队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按罗斯福的想法，有了英国海军舰只的帮助，就有可能在太平洋分四路进击日本：第一路从千岛群岛；第二路从夏威夷；第三路从马绍尔群岛；第四路从所罗门群岛向北。[26]计划主要是确定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进攻方向，首先从太平洋战场对日本实施海上大反攻路线的初步设想是明确的，同时还应注意到，英国在地中海方面腾出的海军舰只主要也被思考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反攻。
1943年11月初，在准备“六分仪”会议的计划中，美国计划者们研究后又发现，利用中国和印度作为轰炸基地将意味着美国为防卫这些基地的投入将大幅度增加，其中包括美国战斗机的40％将用于日本方面，还要削减用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兵力。另外还需大大增加与空军基地相配套的后勤部队和防空部队，等等。而这些影响欧洲进攻的调配是短期内不可能实施的。因此，攻击日本工业目标是一个长期计划。另外，以加尔各答和中国为基地，也存在B-29型轰炸机的飞行半径问题。大部分的测试表明，B-29型机的飞行半径为1304公里，不是原估计的1625公里。这样，中国基地的攻击半径1500公里也不符合要求。因此，利用B-29型机的战略轰炸基地还需进一步研究，使之与打败日本的全部计划相配套。[27]这就至少说明，以中国为战略轰炸基地的问题不是因为中国东部机场失去之后有了关键性的改变，而是在此之前就没有最后确定。也就是说，轰炸基地选择的标准不是以中国的战事为主要前提，而是以路线的便捷和物资投入与主攻路线相协调为根据。美国的战略计划中，中缅印战场在1944年至1945年间的任务就是确保雷多—密支那(Myitkyina)—云南交通线；从成都轰炸黄海地区的日本目标，可能的话，从桂林轰炸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目标。[28]这一设想尽管未被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批准，但说明了美国的大致思路：攻击重心首先放在太平洋方面，中国作为辅助的轰炸基地。收复北缅的作战就是作为策应太平洋进攻的一个部分。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中，美国军事计划人员首次提出了不以中国台湾作为太平洋进军的目标，而是以日本的北海道为目标，但是遭到马歇尔和金的反对，因为这将改变以打击日本海军主力和断绝其交通线和燃料来源的主要战略，同时也缺乏足够的船舶和登陆舰作为支持。[29]但有一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首脑之间已无多大争论，这就是将反攻重点放在太平洋方面。中太平洋为计划目标，占领马绍尔群岛作为空军基地。同时也认为，这一努力需要其他战场的配合——“在于努力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其后，罗斯福在德黑兰高峰会中对美参谋长们谈了他关于太平洋反攻的看法：“美国承担太平洋的主要责任。美国军队从南、东太平洋岛屿向日本挺进。在日本西面，必须积极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开展北缅战役，这不仅对于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是最重要的，而且有利于尽快攻击日本。”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也在“六分仪”会议上确定了对日反攻的主要努力应在太平洋的战略。由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轴心进击。为了太平洋反攻，尽力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30]这样，中国在美国太平洋反攻战略中就定位为支持太平洋主攻路线的战略战场，表明中国战场战略责任的增加，因为不会有盟国大规模地面部队的增援。
1943年11月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评估报告中估计，日本将会对苏联采取战略防御态势，除非苏联对日发动进攻，或者同意其他盟国利用苏联西伯利亚空军基地，日本才会进攻苏联。日本将可能会针对盟国在缅甸的作战采取地区性进攻行动，也可能阻隔盟国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北太平洋日本将取防御态势，与对苏联防御相类似。日本将继续在“满洲”(中国东北)避免与苏联的战争，将继续维持与苏联西伯利亚军队的力量平衡。虽然日本寻求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国问题，但是，莫斯科会议的成功粉碎了日本的这一企图。参谋长联席会议相信日本两年内将实施防御军事作战，而作战的目的仅仅是阻止盟国建立进攻性的空军基地来打击日本的致命目标。日本将寻求维持它在缅甸与东南亚的地位，特别关注缅甸，因为缅甸是日本在扩展阻碍大宗物资与设备到达中国的关键地区。在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日本将维持战略防御，将努力建立区域防御力量和设施以及海军打击力量。[31]
本来，美国在反攻日本问题上就表现出了太平洋优先的意图，中国在战略投入上仍然处于滞后的位置，但是，从战略实施出发，美国还是坚持了打通援华陆路的立场。而英国则是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构思反攻日本计划。在1943年8月“四分仪”会议上英方推出计划，将大规模南北配合的全缅战役变成了所谓“远程突破”游击战扩展到北缅相配合的行动。而“远程突破”则是指对北苏门答腊的进攻，是在1944年进攻的一次巨大的战略性袭击。占领北苏门答腊尖头地带的机场，可以控制马六甲海峡，严重威胁日本的海上运输线。丘吉尔把它看成是印度洋上的“火炬”行动。但是美国方面认为这一军事行动，背离了进攻日本的主要方向，同时也是英国企图恢复在东南亚殖民统治的“阴谋”。美国坚持认为在1944年11月时重新占领南部缅甸是很重要的，不仅仅为了改善支援中国的交通线，还可以作为通过马六甲海峡进攻的序曲。他们反对英国计划在1943—1944年重占北缅与1945年3月进攻马来亚之间不作任何行动。英国认为重新占领仰光和缅甸南部是“耗费巨大努力却收获战略所得甚少”。[32]另一方面，他们把在重占仰光之前占领新加坡看做“海空力量一次完整和正确的运用”，“震撼东方世界和对日本有巨大的心理震慑作用”。[33]
对于中国的战略牺牲，罗斯福是清楚的。由于全缅作战的一再拖延，罗斯福也知道中国独自支撑局面的难处。特别是蒋介石的一再呼吁中国战场行将崩溃，更使罗斯福担心中国战场，特别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垮掉。因此，罗斯福在1943年10月15日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就说：“最坏的事情是我们在每一特定时刻都在违背我们的诺言。我们甚至没有兑现一个诺言。”[34]但是，罗斯福对蒋介石参加北缅作战的压力却没有减轻。1944年1月14日，罗斯福致信蒋介石，强调开通陆路交通至中国的重要性，指出史迪威已经在北缅取得了重大进展，蒙巴顿在印缅前线也在进行激烈战斗。这些作战的成功，事实上是全体盟国在缅甸的努力，“如同你(蒋介石)所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云南的支持”。罗斯福最后说：“如果云南军队不能动用，我们似乎应该避免在有限的交通状况下为其提供紧缺物资的行动，削减在印度的囤积物资的加强，无疑这些物资将用于打击敌人。”3月，英军在缅印边界失败，日本跨过缅印边界，并发动英帕尔战役。3月，罗斯福将这些看法通知了蒋介石。4月早期再次致电蒋介石。4月3日，罗斯福在信中进而强烈要求蒋介石动用“Y”部队(即中国在云南的部队)，认为美国装备“Y”军的目的就是使之投入战斗。罗斯福并以停止租借物资相威胁。一星期后，马歇尔命令史迪威的参谋长赫恩将军，如果“Y”军没有被命令进入北缅，就停止对其船运物资。
美英在没有南缅两栖登陆作战的情况下敦促蒋介石出兵北缅，其意图非常清楚，就是至少“从太平洋方面再吸引一个日本师团的空军和舰只到缅甸方向”。美国联合计划委员会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发展中国作为一个支持太平洋进攻的基地。”[35]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为“先德”放弃全缅作战，同时又坚决主张实施北缅作战的原因。也就是说，美国战略棋局中中国仍是重要的，任务是多重的。1944年4月12日，美国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再给史迪威一个一般命令，“使他明确了解太平洋作战的概念，命令他现在就在中国囤积足够供给，准备给以中国为基地的美国空军提供充足的支持，在1945年2月配合进攻台湾和在某种程度上给予进攻棉兰老岛(Mindanao Island)以配合”。[36]直至5月，联席会议还通知史迪威，将削减“驼峰”运输吨位以应其他战场之急。而在中国战场，美国“驼峰”运输首先也应支持“空中战略”，支持太平洋战场。因此，1944年5月2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史迪威在中国储存物资，尽管“这意味着削减对中国地面部队的物资供应”。[37]5月24日，为了更清楚了解美国高层的意图，史迪威致电马歇尔询问是否派军队支持北缅作战，马歇尔明确告知史迪威：“日本应被击败，但是无需在亚洲大陆从事主要作战。”[38]而蒙巴顿接到的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的命令是：“为获取对敌作战的有利地位，准备发展至中国的陆路交通。”[39]上述指示和命令看似矛盾，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美国战略投入暂时不会放在中缅印方向，中国战场仍然要在没有战略投入的情况下全力支持其他战场，最直接的是太平洋战场。(www.xing528.com)
1944年中期，中国正面战场出现极大的挫折，美国极其担心中国战场崩溃，影响到东方战线的全局。在此期间，美国加强了对苏联的工作，希望苏联牵制日本关东军，使其不能抽调部队支持“1号作战”。另外，也希望中国国共之间合作。1944年6月15日，赫尔在给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W．Averill Harriman)的电文中，也密切注视日本对正面战场的攻势，希望中国国共合作应对危机。[40]1944年6月24日，高斯也报告了请正在中国访问的华莱士(Henry Wallace)副总统与蒋介石谈美军在中国前线地区包括中共区域收集日军情报的问题，告知美国的态度。华莱士指导美国在华外交人员在与中国官员们的会谈中表达美国基本观点：在现实中国严峻形势下，中国统一战线、中国与苏联关系是重要的等。[41]7月4日，美国驻华武官安德森也强调中国在应对正面战场危机时中国国共统一战线的重要性。[42]7月6日，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谈道，美国人民最为深切地同情和赞赏中国在绝望的敌人凶猛的进攻面前所表现出的坚强的意志。我们深切满意最近盟国的成功，这一成功鼓舞着受到巨大压力的中国军队和人民：和平与正义的完全胜利已经临近。各大战场的成功同样也鼓舞着盟国所有国家与人民加倍努力加快达到共同目标的进程。[43]10月23日，赫尔在给高斯的电文中，也谈到，“在面临着军事困难的英勇的中国军队面前，我们很高兴与之共享令人振奋的事实，即完全的胜利现在已经临近，中国的牺牲挫败了侵略者最后的垂死挣扎，中国将在促进盟国的快速积聚打击能力的最后反攻中居于重要地位”。[44]这些都从另一个层面折射出中国战场在全球反攻阶段的核心战略价值仍然在于对日本陆军主力的限制与打击。如果失去中国战场，日本将会持续加强太平洋方面的兵力，从而使美军的反攻困难重重。
美国战略对中国的战略需求，还反映在要求中国支持美国对日本的战略轰炸之上。关于B-29型超长程轰炸机如何使用，美国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1944年1月的研究结果是：最满意的基地将在马里亚纳群岛发现。但是，计划者们预计，马里亚纳基地可能到1944年底也不能投入使用。因此，建议第一批4组B-29型轰炸机配置于西南太平洋基地，攻击荷属东印度的目标。第二批4组则配置于印度—中国，打击日本的工业目标。第三批12组安置在未来的马里亚纳基地。而对于日本工业目标的轰击，中国基地最为有利。这样，对日本的战略轰炸就确定为两处：第一，利用中国的有效基地，攻击日本钢铁厂和港口船舶；第二，利用澳大利亚或者锡兰的基地，攻击荷属东印度炼油厂。[45]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马里亚纳基地未能利用之前，美国对日本实施的战略轰炸、配合太平洋反攻的基地就是两处。此时由于日本海军已经在太平洋完全失去制空权和制海权，因此，澳大利亚方面对日本的战略轰炸就不会有日本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中国则不同。中国处于日本“绝对国防圈”的要地，并受到在中国的日本陆军主力的威胁。因此，对日本的战略轰炸尽管也有利于中国战场作战，但由于主要目的是配合太平洋战场，再加上没有足够战斗机加以保护，遭到日本大规模的报复就是必然的。所以，从客观原因分析，日本1944年5月在中国大陆实施的“1号作战”，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在中国大陆最大规模的进攻作战，摧毁中国的这些轰炸基地则是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一方面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有着一定的外部原因。再则，美国以中国为基地的轰炸，大多是针对日本“绝对国防圈”的要害部位。1944年3月美空军司令阿诺德给史迪威关于轰炸的命令是： 1．在“满洲”(中国东北——著者)、朝鲜和日本本土的钢铁厂； 2．日本工业和城市区域；3．集中在日本主要船舶中心的船舶； 4．在日本的飞机工业的关键目标。另外，攻击日本炼油厂为辅助任务。阿诺德要求美国第14航空队、中国空军与B-29型轰炸机协同进行作战。1944年夏，联合作战委员会又拟定文件，将进攻台湾日期定在1945年2月11日，太平洋进攻绕过菲律宾的吕宋，并大幅度增加在中国的轰炸机组。[46]这种空中作战的主要任务，配合了太平洋上的攻势，但是，这些也成了日本的眼中钉和攻击目标。[47]从这个意义上讲，1944年中期国民党战场的溃败，与美国为配合太平洋进攻作战战略有一定的关系。这从日本发动的“1号作战”的战略目的也可以看出。
美国也不准备派军队在中国大陆马上从事大规模反攻作战，如美参谋长联席会议1945年春认为的那样，大批美英陆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远东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第一，即便欧战结束，一部分军队必须留守欧洲，况且欧洲战争还未结束。第二，如此庞大军队的转移，需要大批的船舶运送。第三，必须允许美国军人长期在海外作战之后回家逗留一段时间。[48]只有在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来研究和实施1945年9月底进行世界范围内的大调配。因此，1945年春可界定为美国不准备进入中国战场(进行大规模)作战，而主要依靠中国自己来完成战事的大致期限。
应该说，美国对于反攻主要路线目标的选择并没有减低美国对中国战场的战略需求。从“四分仪”会议到“八方会议”，“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就是美国对德对日反攻战略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反映在每一重大战略计划之中。在1945年2月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报告“反日战争”部分中，第16条“a”项中载明：美国在中国和印度支那战场的基本军事目标是继续在一定规模上援助中国，这样可以允许最充分地利用中国地区和资源对日本进行作战。美国资源在印度—缅甸的利用提供对中国直接或者间接的支持。[49]
英国在东亚反攻问题上的考虑较多地从战后角度思考，同时，中国正面战场从1944年中期开始的大溃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1945年1月，英国外交部询问驻华大使薛穆(H．Seymour)关于英美合作援助中国的事宜。英国外交部知道英国能给中国的支援很少，但是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处于崩溃边缘时英国只是袖手旁观的话，英国在华利益及声誉将会受到影响。此外，中国事务关乎所有盟国，如果英国不援助中国，美国便会在中国形成独占地位。薛穆主张英国与美国一起援助中国。他指出，尽管很少有人知道，并且在宣传上效果不大，英国的援助还是会很有用的。薛穆认为东南亚司令部在对日战争中将会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中国和美国会认为英国主要考虑恢复其殖民地。薛穆指出，“我们对中国最好的支持应通过空军行动”，并建议：“如果我们有实质性的东西能够给予，我们就应该提供给中国。英国海军的任何重要的行动将会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50]但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考虑了外交部给薛穆的信，并指出英国和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在短期内不会产生重大的效益。他们认为重庆政府的崩溃对远东的战争不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从军事上看这种结果似乎不会是灾难性的。“最多也就是失去中国对缅甸的支持以及失去美军的飞机场。而中国对战争的主要贡献，即用游击队牵制大量日本兵力将仍然存在。不管中国在与不在战争之中，中国沿海地带对空军的作用都始终存在。”参谋长委员会认为中国在军事上没有取得进展，中国积贫积弱，不稳定，无组织性已经太长时间了，对它的军事援助除非是大规模的，否则不能起到作用。外交部并不赞同参谋长委员会的看法，而是认为稳定统一的中国对英国是有益的。如果英国不援助中国，美国将在中国形成独占地位，这对英国来说是十分不愿看到的事。外交部指出，在中国危难之际对其施以援助是保卫英国在华利益最好的办法。[51]可见英国在援助中国问题上的争论，其最终着眼点是英国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取得政治经济利益是英国对战后远东的意图之一。
在美英太平洋反攻中，西南太平洋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重占缅甸问题。由于该地为中印及西南太平洋的交汇处，又是东亚大陆的延伸，因此，决定了这一作战弥合西南太平洋反攻的链条的重要战略价值。同时，需要中美英在军队与战略物资方面的充分合作，中国军队的参与是关键。因此美英对中国有极其重要的战略需求。但是，由于“先德后日”战略的制约，中美英合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中，在没有南缅两栖登陆作战配合的情况下，要求中国出兵北缅更是中美英之间合作的突出问题。
蒋介石在没有南缅作战配合的情况下出兵从事北缅战役，从其主观上讲，是被迫的。北非地中海战役时期，蒋介石利用缅甸作战问题施展谋略，长期与美国及英国周旋，期望即此而使中国获得与其他战场同等的战略对待，并由此使得美国在援华问题上尽量不致松懈。为了大战略的实现，罗斯福与丘吉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向蒋介石完全亮出战略目标取向的底牌，总是使蒋介石存有某种希望。在全缅作战不可能实施的情况下，蒋介石一方面拖延进兵北缅，另一方面接受宋子文的建议，以退为进，即：从更远处考虑问题，调整与美英的军事关系，争取参加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和军用物资分配委员会。蒋介石1943年9月1日电令宋子文：加紧进入美英战略决策中枢机构的努力。宋子文认为：“最近的将来中国必为联军对日之大战场，届时英、美将有极大部分海、陆、空军参战，如此项联合部队仍由英、美将领统帅，有如今日美方驻中印缅之空军直接受史梯(迪)威指挥，则中国战区统帅徒有其名，危险殊甚。”[52]可见，在与史迪威矛盾的背后，蒋介石还有更深一步的考虑。1943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根本改观。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三国确定了联合反攻打败德国的总体计划，这是完成“先德”战略目标的最后一步，而且苏联对参加反日战争的承诺，更使美英军政首脑感到大战略的完成有了把握。[53]在这种形势下，罗斯福无须再隐匿战略目的，在1943年12月7日连续的几封电报中，终于明确谈到欧洲反攻与不能继续南缅作战之间的联系。同时，敦促蒋介石进行北缅作战。[54]由于熟知中国战场在美国全球反攻战略中仍存的分量，1943年12月2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罗斯福，阐明对战略的看法，“对于英、美参谋长会议所决定之总战略，用全部有益物资，以先击溃德国……惟有深信阁下卓见之精当耳。然……盟军战略置中国战区于不顾，已引起各方严重之误会，盖缅甸战役之成败，为中国生死存亡之问题”。“明年均为中国战区最危急之一年，余恐此战区之不利转变，势将影响于太平洋之整个战局形势也。”[55]蒋介石的说法引起了罗斯福的重视，特别是关联到太平洋战场。因此于12月29日回电：“同意在华长距离轰炸机根据地急需有足够之战斗机保护”，“反攻缅甸战事虽已展期但仍请利用各种有利机会。”并敦促蒋介石首先尽快修建长距离轰炸机机场，“盖此整个轰炸之成功与及早之实施”。[56]1944年1月9日，蒋介石对于罗斯福要求建立长距离轰炸机机场轰炸日本本土的提议，除表示尽力完成外，也发表不同看法：“日本空军基地靠近此构架中五大机场者，仅有六百公里，故彼敌随时可予以摧毁……欲以少数之战斗机，对此等机场作有效之保护，此事实不可能。”[57]
蒋介石1944年1月9日再次给罗斯福去电表示：“对于重开滇缅路已无希望，中国是已遭遇最艰难之环境，而吾人反侵略之战至今亦已届临最紧要之年，余对中国全体军民甚觉难以置辞，并恐彼等精神或将动摇以至损及吾盟国战争之全局。”[58]1944年1月1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请调滇西部队配合蒙巴顿自印度发动的攻势。1944年3月20日，罗斯福催促蒋介石令云南部队策应对缅作战。[59]对于罗斯福敦促中国进行北缅作战，蒋介石也于3月27日向罗斯福表示：中国对盟国的义务与责任是，保持中国战区阵地，“以为盟国在陆上轰炸日本本土唯一之基地”。“盟国海、陆军迫近中国海岸时，中国陆军与之连接一气，共同作战，以巩固联合国在东亚大陆进攻日本重要之基地。此乃中国今日最大之任务，亦为其对盟邦应负之责任。”“英国军队如在缅甸海岸海、陆两栖大规模之攻势一经发动，则中国主力军必向缅甸全力进攻。”[60]但罗斯福并不为蒋介石的解释所动，于4月2日、4月4日再次催促蒋介石抽调云南军队至印，并强调说：“去年吾人装备阁下之远征军，现正当利用此机会，如彼等不能用之于共同作战，则吾人尽其最大之努力，空运武器与供给教官，为无意义矣。”[61]但是，此时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正经历抗战以来的最严峻的形势。1944年5月30日，蒋介石致电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说明敌军已向粤汉路开始进攻，请其转告马歇尔与阿诺德将军，希望加强第14航空队实力。“粤汉路一经被敌打通以后，日本在东亚大陆战略完全成功以后，对日战期至少要延长三年之久，此应请美军事当局特别注意。”[62]6月9日，商震报告蒋介石，美副参谋长麦克利里将军答复说，蒋介石向罗斯福与马歇尔所提的请求遭到了美英的拒绝。[63]
由于中国正面战场局势恶化，蒋介石于1944年9月15日向罗斯福与丘吉尔再次呼吁实施开罗会议计划：1．由仰光方面陆海两栖作战开通滇缅公路；2．及早实施太平洋方面对日攻势作战。[64]这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求救呼吁：“敌军如果在中国战场上之企图一旦竟获成功，则亚洲整个大陆上今后对日之作战，恐现有计划又不适用，将非重新另定不可。故此时必须我盟军速有行动，以解中国战场之危。”[65]美国此时自然更不会为蒋介石而改动战略实施的既定时间表。首先，欧洲第二战场已经开辟，“先德后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而中国战场战略牵制的重要性相对减弱。其次，美国东方反攻战略的中心战场在太平洋区域，美国军力和战略物资分配主要投向该地的美国海空军。1944年3月马里亚纳群岛作战之后，美国获取了对日本本土进行远程轰炸的基地，更使美国军方把战略轰炸的重心移到太平洋。1944年6月30日美国在塞班岛(Saipan Island)建立B-29型机轰炸基地，11月首次从该基地实施对日本本土轰炸。1945年3月，在中国战场的美国XX轰炸机司令部并入XXI司令部，在马里亚纳群岛组成第20航空队。1944年中期，美国空军在中国战场主要是从成都基地起飞轰炸日本本土。[66]最后，1944年中期，中国正面战场的溃败，无论原因如何，结果是极大地减弱了蒋介石与美交涉中的说话分量。所以，蒋介石不仅要在国内不利局面下支撑正面战场，而且还得按照美国战略意愿进兵北缅。
1944年9月18日，罗斯福与丘吉尔自华盛顿致电蒋介石，告之美英魁北克会议内容。关于对日作战计划：第一，已决定以所有力量于可能范围内及早进攻日本本土，并已对此制定计划，包括德国击败后即行调整部署之步骤。第二，继续北缅战役，希望中国在萨尔温江的部队与北缅驻印军配合支持蒙巴顿，重开中印间之陆路。命蒙巴顿准备在孟加拉湾发动大规模海、陆攻击战，但须等“欧洲战况能容许吾人抽调必要设备时即付实施”。第三，已拟订今后加强太平洋以及打通中国海岸之对日作战计划。[67]可以说，此时，罗斯福才真正将战略底牌亮给了蒋介石，而蒋介石已别无他法。在对美国战略完全不能施以影响、自身又无积极应对之策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在1945年1月决定在没有大规模南缅两栖登陆作战的配合下出兵北缅。这是蒋介石与美国战略矛盾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蒋介石被迫采取的较为冒险的一项军事步骤。
可以说，中国在全缅战役推延之后进兵北缅，是对战略全局的重大配合，同时也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主要以中国军队承担的北缅战役，在中国正面战场失利的情况下，对中国战场和对太平洋战场来说，都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弥补。中国赴缅远征军将士与史迪威将军指挥下的中国驻印军携手一起，在陈纳德将军航空队的支持下，经过艰苦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胜利。以中国军队为主体所从事的北缅作战，与中国敌后战场战略行动北南呼应，使中国正面战场大失利所造成的近乎于死棋的局面变成了活棋，其对中国战场的坚持，对支持太平洋反攻作战的战略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总之，这一段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是多方面的：第一，进一步为其他战场的反攻做出战略投入上的让位，并保持对日军的牵制，以支持“先德后日”战略目标的最终完成。第二，以对日军兵力的牵制和战略轰炸支持太平洋战场的美军作战。第三，在没有缅甸南部大规模登陆作战配合的情况下，以中国军队为主体进行的北缅作战，直接支持弥合西南太平洋反攻的战略“链”，完成对日本南方军的战略包围。日本方面对中美英北缅作战的战略目的估计是：“这是一个庞大的战略计划，一则是为了将重庆军90个师改装成美式装备，使之转入反攻；二则是为了加强以中国为基地的美国战略空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以策应美军横渡太平洋的进攻。”[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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