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家族的文化追求带来了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徽商的商人角色和文人角色的转换。就徽商而言，经商而成为富人不是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终极理想是改变商人的角色，成为有社会地位有身份的文士。因此，他们的经商，只是转换角色的途径和一个不得不经历的阶段，跨越了这个阶段，他们就实现了从商人到文人的角色蜕变。
这种角色蜕变，从方式方法上看，较之纯粹的农家子弟靠勤学苦读改变身份，明显地具有“商文互动”的特点。一个商人，无论是他本人努力后变得富有，还是他的父辈留下了财富，只要他有心向学，其条件都比家境贫寒的子弟们优越，他们不缺少学习必不可少的笔墨纸砚等文具，他们也不缺少需要记诵或者扩大知识面的书籍，他们能够得到优秀老师的教导和指点，他们甚至能够外出游学，拜访名家，结识优秀的学友，见识书本所介绍的风物，从而开阔视野，激发灵性。“商”带来的家境的富有，为徽商及其子弟们向文人身份的角色转换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徽商的角色转换有两种情形，一是本人的角色转换，一是隔代的角色转换。
本人的角色蜕变是指其本来从事的是经商活动，但因为自己坚定的文化追求，放弃经商，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实现了身份的转换。例如清代黟县的汪廷榜:
字士瞻，黟三都人，同学称“仰山先生”。少学贾，二十八岁，置货汉口，见帆樯丛集，蔽江面十数里，人语杂五方，汉水冲击，江波浩淼，纵观之心动，归而读书，学文词，喜驰骋，渐不自喜。……于逆旅晤戴震、李谆，与订交，学益广。中乾隆辛卯江南举人，授书饶州紫阳书院，补旌德县训导，以病归。[28]
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就是程晋芳。昭梿的《啸亭杂录》对他弃“贾”就“儒”的过程有详细的记载:
程鱼门编修晋芳，新安人，治盐于淮，时两淮殷富，程氏尤豪奢，多畜声伎狗马。先生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其讨论。先生不能无用世心，屡试不售。亡何，盐务日折阅，而君舟车仆莸之费颇不资，家中落，年已四十余。癸未，纯皇帝南巡，先生献赋，授内阁中书，再举辛卯进士，改吏部文选司主事。未几，上开四库馆，请大臣举先生为纂修官，议叙改翰林院编修，先生大喜过望。先生耽书史，见长几阔案心辄喜，铺卷其上而事不理，又好周戚友，求者应，不求者或强施之。付会计于家奴，一任侵盗，公不勘诘，以故虽有佽助，如沃雪填海，负券山积，势不能支。乞假赴陕中，将谋之毕中丞沅，为归老计，至冒暑暍至署，未半月卒，人争惜之。[29]
以上两则传记显示了徽商的文化选择。汪廷榜少年就学习经商，28岁那年，在汉口观景，内心萌动了弃商从文的想法，回去后就读书、学文词，而且和戴震等大学问家建立了朋友关系，最后中了举人。程晋芳更为著名，他的道路也更有代表性。他本是盐商，但是他偏偏“好儒”，一心向学，一见到“长几阔案”就欣喜；他的性格也很儒生气，好周济亲戚朋友，人家不要他的周济，他甚至会强加给别人。他把生意的事情都交付给家奴，以至于负债累累。但他献的赋得到了皇帝的欣赏，中了进士，最后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汪、程二人，走的都是由贾而儒的道路。他们放弃了商人的富有，获得的是作为文人的精神的愉悦、文化的充实。
如果说，汪廷榜和程晋芳实现的是本人角色的直接转换，那么大量的徽商追求的则是间接转换，即自己努力积累财富，并积极创造良好的环境，让下一代实现从商人到文人的角色转换。
汪道昆对徽州人的儒、贾角色转换进行的描述是:“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张一弛，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择术审矣。”[30]经商能够获得财富，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也需要经济基础；有了财富，就能为博取功名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对这个道理，连徽州的妇女也很明白，汪道昆曾经为一个汪孺人作传，这位徽州女性就为丈夫谋划:“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君其力贾以为养，而资叔力学以显亲，俱济矣!”[31]从明代中叶开始，徽商已经获得丰厚的财富，他们也就自觉地进行“儒”和“贾”的选择了。在家境困难的时候，徽州人首先选择从经济困境中走出来，甚至不惜弃儒从贾；而当经商有成的时候，徽州人又主动要求子弟弃贾从儒，选择另一条人生道路来实现自我，光耀门庭。这也是汪道昆在另外一个地方所说的“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的情形。数代“践更”递转，家族不仅有了财富，也有了地位，实现了全面的兴旺。
其实，汪道昆对徽州和徽商做出这样的总结，是他亲身体验后得出的。他本人就出身于商贾之家，他在《先大父状》中说:“新安少田赋，以贾代耕，曾大父务什一方田，亡资斧，公聚三月粮，客燕代，遂起盐策，客东海诸郡中。于是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受贾，凡出入，必公决策然后行。”[32]此后其祖父和伯父生意上更有进展:“由吾曾大父而上历十有五世，率务孝悌力田，吾大父、先伯父始用贾起家，至十弟始累巨万，诸子弟业儒术者则自吾始。”[33]汪道昆的祖父、伯父开始经商起家，他的堂弟后来成为大贾，而汪道昆则是家族中第一个攻读儒术的人。正因为从曾祖父开始的几代经商，汪家才有了可观的财富积累，也才能供养子弟们更好读书，终于，汪道昆在读书做官的道路上取得了成功，他的家族因此而实现了地位的提升。
如果说，汪道昆还是属于徽州本土由“贾”而“儒”的代表，在因经商而寄居或迁徙到外地的徽州人那里，“贾”、“儒”的角色转换更为普遍。冯尔康曾撰《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一文，他依据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九《仕宦表》，统计了自明代天启至清代嘉庆间祖籍徽州而被视为扬州人的仕宦者，共得91人；复又列表统计两淮陕、晋、徽人的科举职官者，共得403人，其中陕西96人，山西21人，徽州286人[34]。由此可见徽商后裔的角色转换，较之山、陕商人显著得多。相同的情形也发生在浙江杭州。同治间延丰等纂修《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卷二十五“商籍”中，列出了明代至清康熙间以“商籍”而考中进士的徽商子弟，计明代12人，清代顺治至康熙朝16人:
隆庆二年戊辰科罗万话榜，黄金色，休宁人，仁和籍，官广西参议道；
隆庆五年辛未科张元忭榜，汪彦冲，歙县人，仁和籍，官新淦知县；
万历十一年癸未科朱国祚榜，程朝京，休宁人，钱塘籍，官泉州守，晋漳南副宪；
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杨守勤榜，汪有功，歙县人，钱塘籍，官尚宝寺丞；
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庄际昌榜，吴麟瑞，休宁人，海盐籍，官偏沅巡抚；汪浙磬，休宁人，钱塘籍，山东提学官，兖东兵备道；
天启二年壬戍科文震孟榜，吴麟徵，休宁人，海盐籍，官吏科给事中；
天启五年乙丑科余煌榜，吴彦芳，歙县人，钱塘籍，官御史，一名逵；
崇祯元年戊辰科刘若宰榜，程近信，休宁人，钱塘籍，官庐陵知县；
崇祯十年丁丑科刘同升榜，黄澍，休宁人，钱塘籍，江西道御史，巡按湖广，本朝官福建副使；
崇祯十三年庚辰科魏藻德榜，曹广，歙县人，崇德籍，官泉州推官；
崇祯十五年癸未科杨廷鉴榜，吴闻礼，休宁人，钱塘籍，浙江通志作仁和；
顺治六年己丑科刘子壮榜，汪继昌，官湖广江防道；
顺治九年壬辰科邹忠倚榜，吴元石，歙县人，仁和籍，官江南道御史，改名雯清；胡文学，歙县人，浙江籍，官福建道御史；
顺治十二年乙未科史大成榜，徐旭龄，休宁人，钱塘籍，官漕运总督；
顺治十六年己亥云贵荡平榜，吴涵，歙县人，钱塘籍；
康熙三年甲辰科严我斯榜，汪肇衍榜，黟县人，钱塘籍，官编修，本名兆连；程万钟；
康熙六年丁未科缪彤榜，汪溥勋，歙县人；
康熙十二年癸丑科韩炎榜，汪鹤孙，歙县人，钱塘籍贯，选庶吉士；黄士埙，休宁人，石门籍，官编修；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蔡升元榜，汪兆璂，休宁人，钱塘籍，官内阁中书；
康熙三十年辛未科戴有祺榜，戴绂，休宁人，乌程籍，官编修；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汪绎榜，鲍夔，歙县人，钱塘籍，官礼部主事；金樟，休宁人，桐乡籍；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赵熊召榜，吴筠，歙县人，仁和籍，官潞城知县；
康熙六旬恩科王敬铭榜，江发，休宁人，乌程籍，官内阁中书。[35]
在封建社会，在重农抑商的阴影依然浓厚的明清时期，尽管有思想家为之鼓呼，有出生于商人家庭的士大夫为之辩护，但徽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确立商人的自我价值观。汪道昆结合自己的体验所总结的儒、贾“相代若践更”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徽州地域文化繁盛的原因，但徽商们孜孜追求的还是以文人身份替代商人身份。金钱、财富对他们来说只是手段，他们的目的是自己或者子孙们改换身份，这是徽州能够成为文风昌炽、人才辈出的“东南邹鲁”的原动力，也是时代和社会让徽商做出的必然选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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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十七。
[2]〔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五十八。
[3]〔清〕赵吉士《万青阁自订文集》之《先考介安府君行述》，《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0册，84页。
[4]〔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三十四《潘汀州传》，黄山书社2004年，737页。
[5]〔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一《明故太学生潘次君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铭》。
[6]〔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七十三《潘长公家传》。
[7]〔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三十四《潘汀州传》。
[8]〔明〕鲍应鳌《瑞芝山房集》卷八《寿潘次公七十寿序》。
[9]〔明〕程可中《程仲权先生集》卷七《潘南仲七十寿序》。
[10]〔明〕方弘静《素园存稿》卷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1]徐中行《桂溪项氏族谱·新都小溪项氏族谱序》，转引自赵华富《两驿集》，黄山书社1999年，218页。
[12]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故老杂记》。
[13]《新安名族志》，嘉靖间戴廷明等编撰；《休宁名族志》，天启间曹嗣轩等编撰。二书均收入朱万曙、胡益民主编之《徽学研究资料辑刊》，黄山书社出版。
[14]《率滨吟社录》，明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15]〔明〕程涌来修撰《率东程氏重修家谱》，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16]〔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05页。
[17]关于徽州商人长于诗歌吟咏的情况，在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另外一部明代徽州宗族诗文集《祁门金吾谢氏仲宗文集一卷吟诗一卷》里也有反映，该集中谢时英的《临清旅况》一诗道:“蝇利牵人作远游，那堪巨浪欲颠舟。满囊琬琰成糜烂，亘夜令人叹未休。”描述的显然也是经商的艰苦不易。集中共收谢时英诗作10首，可见他既是一位商人，也长于作诗。
[18]汪然明编刊的集子版本较多，其中，《西湖韵事》一卷有清光绪九年(1883)嘉惠堂丁氏刊本、《西湖集览》本、《武林掌故丛编》本；《不系园集》有《西湖集览》本、《武林掌故丛编》本；《绮咏集》有明刻本(安徽省博物馆藏)、《绮咏续集》有明崇祯四年刻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19]汪簠《总目述略》，《丛睦汪氏遗书》卷首。
[20]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370页。
[21]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370页。
[22]《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2633页载汪继昌名，列第三甲。
[23]《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2658页载汪鹤孙名，列第三甲。
[24]《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2702页载汪师韩名，列第二甲。
[25]《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2633页载汪振甲名，列第二甲。
[26]《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2633页载汪德容名，列第一甲第三名。
[27]据《清人别集总目》，《上湖分类文编》今存不分卷本(国图、南图、赣图)，复有《上湖分类文编不分卷纪岁诗编四卷补一卷》稿本(上图)等。《谈书录》、《诗学纂闻》见于《昭代丛书》。
[28]〔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五，黄山书社2005年，635页。
[29]〔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九，中华书局1980年，295页。
[30]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二《海盐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
[31]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二《明故程母汪孺人行状》。
[32]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三《先大父状》，黄山书社2004年，919页。
[33]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七《寿十弟及耆序》，黄山书社2004年，367页。
[34]冯尔康《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载《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
[35]〔清〕延丰等纂修《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同治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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