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明清文学：徽商与文士交往个案

在1998年召开的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绩溪)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智超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新发掘出的徽州文书——方元素信件介绍》，披露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一批明人的信札，它们包括书信747封，短柬及名刺179件，共有926通。文章介绍:“这些信札裱在纸上，装订为七册，每册封面分别标有日、月、金、木、水、火、土等字样，并钤有‘乐山堂文库’收藏印。该馆同时藏有日本书画家玉置环斋编的《明诸名家尺牍人名略录》7册，每册与上述7册信札对应，考证部分写信人姓名及简历，但错误甚多。从玉置环斋所作跋语可知，这批信札至迟在明治乙酉(十八年，1885)前已流入日本，后为玲木云宝所收藏。这些信札的装订成册，似即为日本人所为，或经他们改订过。又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书章可知，这批信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5年流传到了美国，由该馆入藏。”^[1]

关于这批信札的内容，陈文介绍道:“这些信件的收信人绝大部分为同一人，从有上款的信件可见，此人姓方，字元素(或称黟江，应是他的号)。而写信人则有当是领导文坛的王世贞、汪道昆，后七子中的吴国伦，末五子中的李维桢、胡应麟，公安派健将丘坦，抗倭名将戚继光等。从内容上看，它们反映了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社会生活的多方面，所以它们不但是希见的文物，更是珍贵的史料。”陈文分别考证和论述了几个问题:一、收信人绝非金华府兰溪县的方太古；^[2]二、收信人是徽州府歙县人方用彬；三、方用彬是嘉靖、万历一儒商；四、各地各界的写信人；五、信件的内容及其利用。

2001年，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智超所著的《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使得难以亲阅那批信札的研究者终能读到方用彬所收存的各封信札的原文，同时，陈智超通过艰苦的努力，对方用彬以及每位信札的作者、信札的内容都进行了考证和资料的梳理，应该说，这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学、徽学的学术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利用这批信札的研究文章还不多见，据笔者所知，只有韩国朴元镐发表过一篇《明代中期的徽州商人方用彬》^[3]。这里，我们可以借此探讨徽商与文人交往之情形。

(一)方用彬其人

陈智超在《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之卷首，撰有《方用彬及其亲友》一文，对方用彬的生平经历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梳理和考证。据安徽省博物馆所藏歙县环岩《方氏族谱》记载，方用彬生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卒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歙县岩镇人。方用彬的家族自其祖父辈起以经商致富，《方氏族谱》记载方用彬的祖父为方岩相，字良弼；其弟方莹，字良玉；另一弟方椿，字良材。方用彬的族叔方弘静记载方岩相道:“良弼公貌魁梧，望之岳立而和易可亲，伟丈夫也。良玉公秀雅不群，贾维扬，第总大纲耳，日与缙绅大夫游，坐无方君不乐。良材公抗直无忮心，盖长者也。兄弟三人，同心奋发，咸有过人者，使遇其时，何不可建哉!乃以起高赀，甲乙闾里中，其所施隘矣。”^[4]由此可知方用彬出身于徽商家庭。

家境的富有，包括其叔方莹“日与缙绅大夫游”的熏陶，使方用彬在年轻时也向往着走科举入仕、做一个有地位的文士的道路。恰巧同乡汪道昆在休官家居期间，组织一帮家乡的有志青年成立“丰干社”，方用彬在汪道昆弟弟汪道贯的介绍下，和汪道昆相识，并且加入“丰干社”。对此，汪道昆的《丰干社记》中有明确记载。此后，汪道昆对方用彬尽力提携帮助，于万历元年让他进北京国子监读书。可是，命运似乎和方用彬相左，他在科举考试中不顺利，最终还只是一个“国学生”，而且是花了银子捐来的名分。^[5]

陈智超在《新发掘出的徽州文书——方元素信件介绍》明确将方用彬的身份定位为“嘉靖万历一儒商”；朴元镐则直接以“明代中期的徽州商人方用彬”为文章题目，文中第三节的小标题为“典型的儒商”。不过朴氏对方用彬从事的商业活动没有多少论述，只是这样表述道:“作为商人，方用彬活动领域很广泛，遍及于北京、南京、南直隶、山东、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等地，据载，他主要从事书画、古籍、骨董品、墨、砚等文化商品的买卖，也经营了典当业和借贷业。”陈智超在《方用彬及其亲友》中的考述则详细很多。他不仅以具体的信札为依据指出方用彬卖墨、砚、书籍、书画乃至炉、鼎、瓷器等古玩，并认为方用彬有店铺，且店铺不是他个人单独经营。陈智超进而指出，“方用彬看来并不是一名成功的商人，至少可以这样说，他经商所得并不能支持他的交游活动的花费”。他还找到方弘静《题黎秘书书陶诗册后》中关于方用彬的话:“余侄用彬好游，家故饶也，而以游贫。”

故而，方用彬其人，出身于徽商家庭，在汪道昆等乡贤的鼓励提携下，力图走士大夫的道路，但未能如愿；他不得不像祖、父辈一样经商，但对文化情有独钟，以经营文化商品为契机，与当时诸多的士大夫文人多所交往，乃至于家业耗损，逐渐贫困。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与士大夫文人交游所获得的信札，在400多年后成为一笔珍贵的历史文献，他本人的名字也随着这批信札的被发现而被重新记起。

(二)从信札看方用彬与文士的交往

方用彬保留的信札是他与文士交往的证明；700多通信札表明了他交往面之宽阔以及交往的人数之多。陈智超将发信人分为三个群体，一是方氏族人，计有53人；二是方用彬的乡人，也就是徽州人，计有150人；三是徽州的地方官，计有25人。另外，按照地域，比较集中的有宁国府、南京、广东、湖广麻城四个地方。这样的分类当然能够见出方用彬交往的人的社会层面以及地域范围。但是，从徽商与文人士大夫交往的视角考察，我们也可以重新梳理这些发信人的角色和身份。

给方用彬信札的第一类人是通过科举考试步入朝廷的士大夫。笔者依据陈智超在每封信札后对发信人生平的考察资料进行统计，发信人中有进士60人左右，这些人大多都担任过朝廷命官，大多也不是徽州人。他们给方用彬的信札情形不一，有的数量较多，如徐桂共有7通，有的则只是一帖名刺而已，如申时行、王锡爵、沈鲤、许国等台阁大臣。

第二类是举人以下以及通过岁贡等途径步入仕途的文士。这一类约35人，其中有不少是徽州及其附近县的知县、学正、教谕、训导、主簿。如田艺蘅，岁贡，歙县训导；刘守复，监生，先任休宁县丞，后任广东保昌县令。在这一类发信人中，朱权的几位七世孙颇令人瞩目，他们是皇族后裔；还有明朝开国功臣的后代，如李言恭还承袭了临淮侯的爵位。

第三类是没有功名的纯粹的文人。他们或长于诗歌，或长于书画，或两者兼而有之，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影响，如璩之璞，“字君瑕，南直华亭人。少负奇气，善属文，应童子试，江陵何学使置第二，之璞曰:‘我固不当冠军耶?’遂弃去，放情诗酒。年三十余，游董文敏其昌、陈徵君继儒之门，工山水，醉后挥洒，趣致天然，未尝越于规矩。文敏见而叹曰:‘君瑕乃能尔耶?五百年后必有识者。’与邑中陆光宙友善，每当初秋徂暑，以紫薑青豆置一野航，浮游三泖间终其身。”^[6]

从上列三类发信人看，方用彬的交往层面很不低，这与他投于汪道昆门下且得到汪道昆的提携有关，因为在第一类发信者中，有不少与汪道昆关系交好，如龙膺等。但是，仅仅有汪道昆的引介还不够，他本人的交往愿望和交往技巧才是扩大交往圈的根本。可以从徐桂给他的信札中看出他们交往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徐桂字茂吴，万历五年进士，授袁州推官，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第十五《徐推官桂》说他“恃才自放，坐计吏斥免”，《浙江通志》卷一七八《文苑》引《两浙名贤录》则称他“坚正不阿，失上官指，遂投劾归”。此后，他隐居杭州东隅，“有亭池竹木之胜，亭中列图史金石遗文与彝鼎诸法书名画，日婆娑其中，兴至发为诗歌，竞响汉魏六朝间”。他的交游面也很宽，和屠隆、冯开之同榜又同被免官，钱谦益记载他“扁舟白袷，往来吴、越间”。他中过进士，曾经是官员；他又是文人，甚至还收藏文物字画。对于这样层次高、人脉广的文士，方用彬是很乐意交结的。徐桂给他的第一封信札写道:

侍生徐桂顿首拜。屡辱见诣，兼之款贶稠渥，良感不遗，愧不能一报谢门下，更自恧也。拟遣一介行李为候，迫发不能。不腆之将记宣存之幸甚。屠长卿诗云已付詹君矣，附复来信。临楮增恋，冗剧不尽愿言。^[7]

看来，方用彬用了最“真诚”的态度去结识徐桂——“屡辱见诣”——不断地拜访；他又使用了中国最能让人不得不感谢的交往方法——馈送礼物。同时，他也找了一个小事情作为由头，就是索请屠隆的诗作。从徐桂的信札看，他馈送的礼物到了“稠渥”的程度，这就使得徐桂感到不安乃至惭愧了，所以他必须表示自己的感谢、报答之情，并且告诉他屠隆的诗作已经交给“詹君”了。

自此以后，他们之间的交往就进入了友好的状态。日册所收的041、042、044^[8]通徐桂致方用彬的信札，都是回复方用彬索请诗画的请求，他为《燕台骧首卷》和《美人画兰》两幅画都题了诗，完全满足了方的请求；对于方用彬请求为泾县知县张尧文《回生传》写诗的请求，他也回答“张明府《回生册》可发来”，实际上也是答应了方的请求。

第043函颇令人玩味:(www.xing528.com)

数出失迓，即三四诣亦竟相左。索王少司马诗，晤间当为致之。□给谏许仅交一臂，恐不能为公绍介，倘相见，亦不敢应尊指也。

此信札先说徐、方两人多次互相拜访而未得见。继说方请徐索要的王世贞的诗，等到徐和王见面时转达其请求。后面是对方请求的婉拒:方想让徐介绍和某给谏相识或去拜访，但徐和这位给谏交情很浅，所以非但不能介绍，即使和他见面，也不能满足方的请求。看来，方用彬的交往圈扩大之途径之一就是先结交一位有地位身份的文士，当两人的关系比较友好的时候，再请后者介绍新的有地位身份的文士去结识。

应该说，方用彬交往的文士大多是有文化的士人。进士也罢，举人也罢，都在科举制度下苦读多年，在晚明风习的影响下，他们亦宦亦文，甚至弃宦为文。即便是皇室勋戚之后，也都喜爱或者精通诗、画。方用彬少习举业，特别是在汪道昆的熏陶和提携之下，对文学有所心领，对书画也有造诣，自己也能创作——尽管他的诗集没有留存下来，但他能写诗，也能作文，这些在信札中都可以找到踪迹，如日册020通吴国伦信札称:“生日诗甚佳，谢谢!”自是答谢方用彬所写庆贺其生日的诗作；日册079通高维岳的信札说:“读足下《义侠传》而知侠之自有真也。”可知其有《义侠传》之作。也因此，他与文士们的交往就有了别人所缺少的纽带——文化。在诸多名士们给他的信札中可见，他很少请托他们办世俗的事情，而是请他们在画上题首诗，或者是题个扇面，这样的请求对于文人来说，是对他们作为文人的价值的认可和推崇，再加上方用彬送上的礼物，他们对方用彬的请求就难以拒绝了，他们对方用彬的感觉和印象也比较好，甚至反过来馈赠方用彬^[9]——尽管方用彬和他们相比，没有地位可言。

(三)交往的动机和效果

七百通信札的保留是个奇迹；七百通手札的存在也证明了徽商——至少是方用彬这样的文化用品商人——和文士们交往的事实。方用彬为什么如此热衷和文士们交往呢?其行为背后有什么样的动机?

被装订的手札的卷首，有方用彬写的“识语”一篇:

余昔弱冠，志在四方，盖欲纵观山水，广结英俊。间有交游文酒会，每得翰墨辄藏之，永以为好也。往见游客寓中遍贴缙绅名刺，此乃夸视于人，殊为识者所鄙。及询之，则曰:“所交贵显，恐遗忘疏问以取咎谴，故特存之耳。”予深不然其言，复谕之曰:“非夫!即欲亲迎贤豪，须布之卧内可乎?何必标于堂而招奔竞之议!窃为诸君不取也。”余自少迄今，三十余载，所游南北京省，历览名胜，而交诸文士大夫，结社题咏及往来书翰，不啻盈几箧矣。久之，虑将湮没为蠹鱼残食，于是兴怀感事，遂检点分类校定。其柬牍诗词，凡文字俱妙者，装为数帙；其短刺手札，简约精绝者，亦裒成数帙。至夫礼请辞谢之帖，皆明公高士之讳，犹不可弃，亦编成集。因叹世之雅好文墨者鲜矣，余固珍袭，喜其华藻，故片楮不遗，非敢与张于堂而炫耀者相比。何则?吾且贮之笥中，异时传诸后代，使之知余生平重交谊、宝翰墨之谆切也如此，宜深念之，当保惜之。万历庚子岁腊月鱼余日，世儒生方思玄直叙书于竹林园之清音阁中。

这篇“识语”作于万历庚子岁，时方用彬已经59岁。它既表明了他保留这些信札的动机，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和这些文士交往的想法。保留这些信札，是为了让后代知晓他“重交谊、宝翰墨之谆切也如此”，希望后代不仅要好好保存这些信札，还应该像他一样“重交谊、宝翰墨”。他和文士们交往的动机，一是年轻的时候就志在四方，期望“广结英俊”，这应该是受到汪道昆的影响。二不为世俗的目的，而是雅好文墨使然。他鄙视那些将缙绅的名刺张贴在厅堂的作为，而这种作为恰恰是为了夸耀与文士名家的交往，或借以抬高自己身价，或借以招摇耳目以获得世俗利益，就如今天的一些商人把和领导、名人的合影高挂厅堂一样。方用彬不屑于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翰墨应该珍惜收藏，即便像那些展示名刺的人所说的，是因为“恐遗忘疏问以取咎谴”，也仍然没有必要悬挂厅堂。

虽然方用彬和名士们交往没有很强的世俗动机，但在给他的信札里，我们也嗅到了几许世俗的气味。如日册第014通南京国子监祭酒余孟麟的信札:

方丈遗礼过厚，正欲送还而尊翰适至。若止持书候见司理公，托优遇之则可，如别有所干，恐不能应。止领燕窝、川扇，二紬当完璧，何如何如?^[10]

陈智超推测该信札收信人并非方用彬，但无论是否，信札所写的是他有事情请托余孟麟，而且送了厚礼。余孟麟告诫他只能拿着他的信候见“司理公”，而不能像对他一样送厚礼。他本人对所送之礼也只收燕窝、川扇，二匹紬缎完璧奉还。

宁国县令周良寅有4封信札得到保留。日册007通写的是:“犬马之辰，何足当瑶篇耶?受赐胜于琳琅矣。谢谢!《燕台骧首》容赓之。”和吴国伦的信札相同，周良寅的信札也道出了方用彬写诗恭贺生日的“公关手段”，同时还有为《燕台骧首》题诗的请求，后者也是文人所乐于“留名”的风雅之事。而第021通信札的内容却与风雅毫不沾边了:

侍生周良寅顿首拜。四人法应拟徒，已从宽处也。但门下所教不敢不允，然不可轻许之也。幸得再一示。^[11]

四个人犯法，应该判处“徒”(发配)罪，却从宽处理，是因为和他交好的方用彬求情的缘故。四人所犯何罪，“门下所教不敢不允”之“门下”究是何人，不得而知；“然不可轻许之也”大约是让方用彬说话留有余地；而且周良寅还希望方用彬就此事再给他“一示”。从这封信札中，我们能够看到方用彬交往文士的世俗效果，连官府对犯人的判决，区区子民方用彬的说情都起了作用，甚且知县还要他进一步明示如何办理，这个案件的公正性可想而知。以诗庆贺生日，请求在画上题诗，还有其他的各种风雅之举，方用彬和文士们大多是如此交往。或许是情势所迫，或许是周良寅并没有违反法律，存心给方用彬一个面子，但无论如何，这样内容的信札实在是“俗”之非常。

七百通信札尽管不是方用彬所写，反而他只是收取、保存者，但它们真实地再现了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文化用品商人和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大大小小的文士官僚们交往的情景，同时也再现了这个“重交谊、宝翰墨”的徽商的身影:他携带着画册、诗稿，还有文人们所喜欢的扇子、绸缎、燕窝之类的礼物登门拜访，当获得他们的题字、题诗以后，他再去找下一位文士；在和有的文士变成友好关系后，他也请求介绍自己去找下一位文士。久之，诸多的文士们也非常看重这个商人了，对他礼遇有加，因为他可以做自己做不了的事情——串联各类认识和不认识的文士们。因为交结了这些文士兼官僚们，他有时候也会提出一些世俗的请求，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就帮助了自己。和文士们周旋往来的同时，他也顺带地推销一点文化用品，当然方法很巧妙。可是靠这样去赚钱实在是比不上那些盐商，所以他越来越穷。他以由“富家子”变穷的代价，获得了一大批人脉资源，最终，他把记载这批人脉资源的文字依据——手札七百通——装订保留下来，并告诫子孙们珍惜这些信札。

回望历史，有难以数计的商人，他们有的是财富，却终于烟消云散。方用彬因交往文士们变“穷”，却也因交往文士而“富”。他失去了金银财富，似乎也没能获得金银财富，他却获得了金银财富换之不来的一批信札。他在“识语”里说的“重交谊、宝翰墨”看来真的很有人生的哲理意味。这也是徽商不同于其他商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