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和《国富论》：货币制度的推动

在古代的中国社会，在经济远不十分发达的时代，管子根据人们相互交换的需要在《管子卷二十二·山权数第七十五》提出：“请立币，国铜以二年之粟顾之，立黔落。力重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不备天权，下相求备，准下阴相隶。此刑罚之所起而乱之之本也。故平则不平，民富则不如贫，委积则虚矣。此三权之失也已。”这是说，请铸造货币，拿出两年粮食雇人采铜，设立冶铜铸币的村落。物价涨落要与天下统一，如果偏高，别国就会前来倾销商品，偏低又就泄散外流，所以必须协调一致。物资泄散外流，就是失权。被别人射利，就是失策。不能防备无变，民间竞相乞求，相当于私相奴役，这就是刑罚频繁的国家混乱的根源。均平变为不平，富裕沦为贫穷，储蓄变得空虚，这都是由于三种权变没有掌握好的缘故。”管子主张铸造货币是因为用金属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金属不易被磨损，这样极有利于人们的交换。况且，金属与任何其他货物比较，粮食、马、牛、羊、布匹等比较都无愧色，而且金属又具有耐久性，还能任意分割，而又全无损失，分割了也还可以熔成原形。这种性质是其他一切商品都没有的特性。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古人已经对金属的这一特性充分掌握。因此才强调“请立币，国铜以二年之粟顾之。”使铜成为当时商业流通最适宜的媒介。假如当时有一个人除了牲畜，就没有别的物品可以换盐，想换盐的人，一次购买的盐，怎么能相当于整头牛，或整头羊，但他所能交换的只有这个价值量，因为羊和牛都是不能分割的，所以只有把牛和羊交换成货币才最方便。

《管子卷二十二·山国轨第七十四》有一段这样的桓公与管子的对话：“桓公曰：‘何谓别群轨，相壤宜？’管子对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今四壤之数，君皆善官而守之，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亩十鼓之壤，君不以轨守，则民且守之。民有过移长力不以本为得，此君失也。’”齐桓公问管子：“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衡量交换，才叫因地制宜？”管子回答：“有生长白蒲的沼泽地，有种植竹箭檀柘的山地，有污下潮湿的低洼地，有养殖鱼鳖的水潦地。这四种土地，如果君王您善于管理，就可以收入财物，而不是征收人头税。亩产十鼓的上等好地，如果君主不用准确的统计方法加以统计和控制，富商大贾就将操纵，凭借他们手中的钱财，控制相互间的商品交换。这是君主必须注意的，不能犯错。”

金钱的流动，对统治者构成极大的挑战，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就会使国家陷入混乱，《管子》书中到处都可见到这方面的例子，《管子卷二十二·山国轨第七十四》记载：“桓公曰：‘轨意安出？’管子对曰：‘不阴据其轨，皆下制其上。’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某乡田若干，食者若干，某乡之女事若干，余衣若干，谨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众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余食若干。’必得轨程，此谓之泰轨也，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岁，丰年，五谷登，谓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櫎若干，请为子什减三。’谷为上，币为下。高田抚间田山不被，谷十倍。山田以君寄币，振其不赡，未淫失也。高田以时抚于主上，坐长加十也。女贡织帛，苟合于国奉者，皆置而券之。以乡櫎市准曰：‘上无币，有谷。以谷准币。’环谷而应策，国奉决。谷反准，赋轨币。’”这段对话表明：齐桓公问管子：“怎样建立国家货币制度？”管子回答：“国家如果没有货币制度，富商大贾就会控制国家经济。”齐桓公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呢？”管子回答：“某乡有多少田，有多少人吃饭，某乡从事纺织的妇女有多少，多余衣布有多少，都要认真巡视州里，得到的情况可能是：‘田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多土地生产的粮食不够食用有多少缺口。’或者是，‘土地有多少，剩余粮食多少。’一定得统计出标准数据来，这叫总体数据统计，然后计划发行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预计土地收成高于粮食需求的地方，可以提供贷款。大户多借，小户少借；山田和中等土地且年收不够粮食消费，也贷放公款以维持生活标准。第二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就对上等土地的农民说：‘我贷给你的钱是多少，乡中粮价多少，请按照十成减三的标准折价还粮。’这样粮价就会上涨，币值下跌，上等土地的粮食由官方控制后，中等土地无法补足，粮价上涨很多；山地由于有君主的贷款，赈济其不足，不至于过分损失，只是上等土地的粮食由国家控制，使粮价上涨了很多。妇女纺织的布帛如果符合国家需要，都收购起来并立下契劳，按乡里的市场价格注明：‘国家没有现钱，只有粮食，用粮食折价收购。’通过卖掉粮食清偿买布的契劳，国家需要的布帛得以解决。”(www.xing528.com)

按照《管子》所阐述的思想，国家必须建立一种制度，来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换问题。国家也需要借助于这种制度，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在这里《管子》在两千多年前所阐述的思想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述的思想是相互吻合的。《国富论》所倡导的思想是以引导人们以货币交换货物，或以货物交换货币，亚当·斯密指出：“为要探讨支配商品交换价值的原则，我将努力阐明以下三点：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第三，什么情况使上述价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时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换言之，使商品市场价格或实际价格，有时不能与其自然价格恰相一致的原因何在？”[4]相比较而言，《国富论》当然比《管子》所阐述得要深刻的多。《管子》谈到了货币制度，但对价值尺度的概念并不清晰。当然《管子》始于春秋，成书于汉代，而亚当·斯密生活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我们春秋战国时代，商品交换还远不十分便利，而18世纪的英国已经面对广阔的资本主义市场。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看到了使用金属货币的便利。到了18世纪的英国，人们更看到了使用金属货币的便利。亚当·斯密指出：“随着产业进步，商业国发现了同时使用数种金属货币的便利：大的付款就用金币；价值不大不小的买卖用银币；数量更小的买卖用铜币或比铜更贱的金属铸币。在这三种金属中，他们往往特别选定一种作为主要的价值尺度。而他们所选择的，似乎都是最先用作商业媒介的金属。他们在没有其他货币可用时，就已把它用作本位，所以后来即使需要改变，也往往仍旧使用。”[5]

就在我国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旦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者也。国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资，然后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驱屏万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6]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农产品市场上，黄铜一斤，价值八石粮食；善于养殖六畜的人，国家奖励黄铜一斤，价值八石粮食；擅长种植瓜果蔬菜并能提高产量的，奖励黄铜一斤，价值八石粮食；能医治疾病的，奖励黄铜一斤，价值八石粮食；通晓天时，预言将有天灾，预言粮食歉收或丰登的人，奖励黄铜一斤；精通种桑养蚕，使蚕不生病，都奖励黄铜一斤。这是当时管理国家的大事，做的好国家就富裕充足，商品交换可以使万物流动、货币自由流通吞吐，这种使国家富裕强大的办法，在当时被各诸侯国所推崇，以致对后来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化产生极大的影响。